中国古代的帝王有一套治心驭臣的政治权谋，通常被称为帝王心术，比如，儒家注重讲“内圣外王”，修心、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孔子的学说中，对于“内圣”与“外王”还没有区分开来进行论述，而孔子之后，孟子则相对地更多的强调“内圣”的方面论述，孟子在这方面的理论后来被宋明理学发挥地更加完善，成立受高层统治者青睐的治国理论；与孟子有所区别，而荀子却更多地重视“外王”方面的理论阐述，荀子的理论被法家发挥得更彻底，所以一些法家的代表人物，如韩非等，成了荀子理论的重要的继承者。
而鬼谷子作为纵横家的鼻祖，他不仅非常重视“外王”学说中的驭臣治国策略，而且，他也很重视“内圣”方面的君道修养。当然，鬼谷子所阐述的君道修养与儒家所主张的修养观是大不一样的。
鬼谷子画像
《鬼谷子》的《符言》篇就是专门阐述纵横家所主张的君道修养。
首先，《符言》认为，君王的第一修养是善守其位，能从容应对。《符言》的作者认为，君王身居高位，是政治管理的最高掌权者，一定要做到安祥、从容、正派、冷静，既要能适时顺应朝局的情势，又要能懂得遇到诱惑时应该节制，有时要表现出与世无争，该给予时要甘愿给予，如此方能心平气和、冷静客观地对待各种政治派系、各类大臣的矛盾纷争。
《符言》的这一观点很有道理，冷静、从容必须是君王心性修养的重要素质，易动怒，易受诱惑，不适当妥协，不能有所节制，想要掌控朝中的各派政治力量，想要驾驭文武大臣是很难做到的。越是有雄心、想有大作为帝王，都越是能够非常冷静、从容地处理各种大事，他们往往能临危不惧，遇乱不慌，诱惑面前不动心，成功之后不得意忘形。所以，在普通人看来，帝王的心是冰冷的，帝王是无情的。
其次，《符言》认为，君王要能明察秋毫，要虚怀若谷，诚于纳谏。在《符言》的作者看来，作为君王，眼睛要明亮，耳朵要灵敏，心灵要机敏，才能对事对人明察秋毫。而只有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心知天下事，才能判断准确，才不至于决策失误。与此相应，君王心胸宽阔，能虚怀纳谏，真诚和认真地对待臣下的谏言，才能接受到更多的建言。真诚就是不厌烦、不敷衍、不假意接受；认真就是不糊里糊涂地应允，也不没有理由地拒绝，只有广开言路，才能集思广益，才能让决策更合理；而如果害怕谏言，或拒绝进言，等于是让自己与大臣们隔离开来，在消息来源方面，将是自我封闭的，这对于治政是大为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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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言》这一观点很值得重视，历史上一些有大作文的帝王都是能虚怀纳谏的，比如，唐太宗李世民便是以善于纳谏而著称，有李世民才有魏征那样敢于执着谏言的大臣。李世民的“兼听则明”的君道修养为后世所称道，贞观盛世的造就离不开李世民虚怀纳谏的政治素养。
再次，《符言》认为，君王要能赏罚必信，信守承诺。一旦承若赏罚，就必须信守诺言，处罚要坚决果断；赏赐要兑现承诺。而且，赏罚必须分明，并能为臣民所明察，只有让臣民觉察到赏罚的事实，才能扩大影响范围，并树立起君王的权威。赏罚分明的君王，必不惧奸邪之徒的冒犯，连神明都会来保护。
其实，说神明保护赏罚分明的帝王，这只是一种宗教神权的政治托辞，必不是真的，但是，只有赏罚分明，赏罚必信的帝王才能立威立势，这确实是真的，历史上有大政绩的帝王，大都是能赏罚分明的，能严厉执法，能严明军法，能犒赏忠臣，能奖赏有功将领，能提携身边的谋臣等等。
而且，《符言》强调君王要遵规循理，作为管理百官的最高统治者，要守住规则，循理处政，赏赐善良的臣民，惩罚作恶的臣民，依据大臣政绩的大小合理地给予奖赏，善待贡献大的朝中大臣，不能浪费钱财，不能劳役民众，合理治政，方能保证政权的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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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符言》认为，君王要能集中各种建议，要了解各种消息，要能顺天时，借地利，求人和，能把上下左右前后的状况都搞清楚；同时，还要通晓人情事理，深知事情的缘由，知解人际关系，对臣民的活动状况和各种人情关系能知晓。所以，晓事理，知民情，这是君王必须具备的能力。一个不能通晓民情的君王是无法治理好国家的。
此外，《符言》认为，君王要能洞察奸邪，眼睛要敏锐，耳朵要聪敏，特别是对于佞臣奸雄，要能明察其本性，不要为奸佞所欺。
君王要通过各种方式来培养自己的“千里眼”和“顺风耳”，即便是奸佞的恶臣藏得隐秘，躲得远远的，也要能将其识别。透过隐约迷茫去发现奸邪本质，这是君王必须具备的观察能力。
最后，《符言》认为，君王要深知名实相符的道理，要能依照名分去考察实际，并根据实际来确定名分。名分与实际相符，治政才能顺畅，名不符实，名便不顺，治政不畅，容易发生动乱，要治理好国家就难了。名分必须以实际作基础，而实际必须是符合民众的意愿的，意愿往往是民众经过分析形成的，而分析靠的是智慧，不要以为民众是无知的，其实，民众是能察秋毫，辨是非的，符合民众的意愿，让实际对民有利，这是名实相符的实质。也是君王治政必须具备的基本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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