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牧在評價李賀詩歌時曾說：“春之盎盎，不足為其和也。”“和”是指春天生機盎然、充滿活力的和諧圓融形態。 歷來研究李賀的詩歌多注重其奇詭峭拔、冷豔幽微的主體風格，探討怪戾的想象和奇詭的語言表象下面，詩人獨特的生命體驗和心路歷程。但是任何事物都會有多稜鏡一樣的各個側面，當年杜牧眼中的李賀就是多種風格的融合體，“和”作為李賀詩歌的重要審美特點之一，並沒有引起研究者足夠的重視。本文試圖通過探討“和”在李賀詩歌中的表現來揭示其詩歌主體風格之外的另一面，以求教於通家。
一、語言形式之“和”
李賀的詩歌在形式上往往有雕琢的痕跡，而且意象之間的跳躍性很大，結構也顯得鬆散。李東陽《麓堂詩話》說：“李長吉詩，字字句句欲傳世，顧過於劌銖，無天真自然之趣。通篇讀之，有山節藻稅而無樑棟，知其非大道也。”袁行霈先生也說：“他有的詩歌缺乏完整性，只有片段的印象而沒有完整的構思。”這些評價無疑抓住了李賀詩歌語言的主體特徵，若認為李賀所有的詩歌都是這樣那就不夠妥當。事實上，李賀有一部分詩歌具有質樸平易、溫潤清和的特點，這一特點即是本文下面要討論的語言形式之“和”。
（一）選詞造句的質樸平易
譚嗣同在《石菊影廬筆識》中說：“語意明白如話，不煩解釋，亦惟昌谷。”可見，在李賀的詩作中有一部分是語言生動淺顯、通俗易懂的。這主要歸功於他選詞造句的質樸和平。例如李賀的詠馬組詩就幾乎沒有晦澀難懂之處，如“
此馬非凡馬，房星本是星。向前敲瘦骨，猶自帶銅聲。”、“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鉤。何當金絡腦，快走踏清秋。”諸詩都能以樸實、平易的語言表現出馬的骨力與神俊；此外，李賀的《南園》組詩也具有這樣的特點，如第八首：“春水初生乳燕飛，黃蜂小尾撲花歸。窗含遠色通書幌，魚擁香鉤近石磯。”詩人以簡潔明快且極具表現力的語言，準確地抓住春天各種景物的特點，營造出了一種沖和淡遠的境界；再如他的樂府詩《將進酒》中有“況是青春日將暮，桃花亂落如紅雨”之句，被沈德潛評為：“佳句，不須雕刻。”這說明李賀的詩歌自有它的清新平和之處，並不全是“字字句句”都“過於劌銖”的。清人朱庭珍《筱園詩話》說：“長吉奇偉，專工煉句”。如果非要說李賀“專工煉句”的話，那他不僅在“奇詭”的字句上下功夫，同時也致力於質樸和平之作的字斟句酌。劉勰在《文心雕龍·聲律》篇中說過：
“吟詠滋味，流於字句；氣力，窮於和韻。”意思是說詩歌的滋味要通過對字句的品咂來體會，並且字句之間的文氣與骨力要達到像音樂一樣的和諧。韓愈在《荊潭唱和詩序》中說：“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歡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正因為“歡愉之辭難工”，所以李賀在這方面所用之力甚至可能超過那些“鯨吸鰲擲，牛鬼蛇神”的作品。 （二）音調韻律的溫潤清和
許學夷在《詩源辯體》中說：“李賀樂府、七言聲調婉媚，亦詩餘之漸。”清人葉矯然也認為“李長吉文奇而調合”，是“樂府妙手”。他們的評價說明李賀的一部分詩歌尤其樂府詩並不都是一味追求奇險詭怪的，而是有著像”詩餘”一樣婉媚、柔和的風格。如他的《大堤曲》就是音韻和諧、朗朗上口的佳作，頗具古樂府的遺風。
在李賀之前，沈銓期、李端等人的樂府詩都是工麗整飭的律體，而李賀卻轉律為古，把整齊的五言句式改為三字句和七字句相間的雜言。這種創變一掃五言樂府的呆板和凝滯，賦予了樂府詩一種自然、飄逸的生命力。李賀很少寫近體詩，他運用古體詩叶韻比較自由的規律，將韻母相同或相近的字用於句尾，不斷地反覆出現，間距很近，互相呼應，使全詩在音響上構成一個諧和的整體。”明人王偉《練伯上詩序》認為：“藹然和平之音，有融暢之工，無藻飾之態，凡出處離合歡欣憂戚跌宥抑鬱之思，無不託於是焉。” 李賀的一部分詩歌正是這樣，它把“藹然和平之音”通過極高的藝術技巧融會貫通，無論喜怒哀樂都能以清和融暢的形式表現出來。
二、心靈世界之“和”
李賀詩歌“和”的審美特點在詩人內心情感的表現上也有所反映，可稱之為心靈世界之“和” 。人們一談到李賀的性格，很自然地會想起“抑鬱”、“躁動”、“病態”等詞。不否認李賀具有這方面的氣質，但也不能因過分關注這些而忽視了李賀性格中的積極成分。李賀性格中的積極成分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哀而不傷的中和之美
首先，這一點表現在李賀部分諷刺詩的創作上。如在《追和何謝銅雀妓》一詩中，李賀諷刺曹操生前叱吃風雲，死後卻寂然無知，只用了一句“歌聲且潛弄，陵樹風自起“，意為現在我在銅雀臺上淺斟低唱，但曹操你卻寂然不能聞，只有陵墓周圍的蒼松的蕭蕭聲為我伴奏。清人楊妍評價說：“此賀得諷刺體而卒歸溫厚者也。”。也就是說李賀這首詩雖有諷意，但並沒有違背溫柔敦厚的“中和之美”。
其次，還表現在李賀雖然反覆哀嘆自己的不幸遭遇，但並沒有頹廢墮落、一瞅不振。 在《示弟》一詩中李賀對自己的不得意有過這樣的講述：“別弟三年後，還家一日餘。酴醒今夕酒，細蚨去時書。病骨猶能在，人間底事無？何須問牛馬，拋擲任梟盧。”據朱自清先生《李賀年譜》的考證，元和二年丁亥李賀年十八歲，到東都洛陽以歌詩謁見韓愈，受到韓愈的賞識，因而名震京師，但最終因不得意而返鄉。這首詩就是作於元和五年他歸裡後的第二天，回顧三年的東都生活，他不禁感慨萬千，慶幸自己多病的身體經過這麼久的勞頓竟然還能支持。不能否認，李賀在這首詩裡是有怨言的。清人姚文燮就認為李賀在此詩中有抱怨主司“顛倒英雄”之意，但以“英雄“自居說明他還是頗自信的，並沒有妄自菲薄。可見，他並沒有違背“怨而不怒”的創作原則。
最後，雖然李賀有一種天生的偏執，但他也時常流露出全真保性的超脫與曠達。在一首《詠懷》詩裡他說：“日夕著書罷，驚霜落素絲。鏡中聊自笑，拒是南山期？頭上無幅巾，苦糜已染衣。不見清溪魚，飲水得相宜。 ”李賀年紀輕輕就有了白髮，心中難免有人生易逝的哀傷。他知道“嘔出心乃已爾”的執著不是養生致壽之道，所以就警告自己不能走向極端，否則只能“役役而搞死於文字之間”。只有像魚兒一樣自由自在，才是合乎自然的生命之道。這種作品看似平淡無奇，但卻蘊含著深遠的韻致。它們是詩人深沉的人生體驗凝結的產物。
（二）愛情、友誼的和洽之樂
雖然李賀生性敏感、孤僻而且自幼體弱多病，但家庭的溫暖又多少彌補了這一缺憾。母親鄭氏無微不至的關懷，夫妻之間的幸福甜蜜，兄弟之間也手足情深。在李賀的詩集中僅寄給弟弟及從兄的詩作就佔了很大比重。況且他家境初時還寬裕，在這充滿濃濃親情的家庭中，詩人自由地成長。大約在19歲這年，李賀與一位秀外慧中的女子喜結連理，美滿的姻緣使李賀的詩作增添了許多積極歡樂的色彩。
《後園鑿井歌》雖然據錢仲聯先生《李賀年譜會箋》考證可能是李賀悼念亡妻之作，但也可以從中看出他們曾經甜蜜生活的影子：“井上雛護床上轉，水聲繁，絃聲淺。情若何？荀奉倩。城頭日，長向城頭住，一日作千年，不須流下去。”這首樂府詩，借井架與井繩的兩相依倚，來比喻自己與妻子的恩愛廝守。幸福往往是短暫的，因為擔心情長世短，所以內心不禁要祈禱：掛在城頭的太陽啊，你為什要落下去呢，你掛在那裡一千年該多好啊！從字裡行間體現出的纏綿情意，感受到沉浸在溫柔縫維的新婚生活中的年輕詩人的幸福。
此外，李賀與朋友的深情厚誼與親密交往也在他的詩中有許多體現。如朋友沈亞之落第後，他作詩相送，既有“白藤交穿織書發，短策齊裁如梵夾”的同情，又有“請君待旦事長鞭，他日還轅及秋律”的勉勵，讀來感人至深。有時候李賀也會和朋友開開玩笑。如他的詩集裡有這樣一段記載：“謝秀才有妾綺練，改從於人，秀才引留之不得，後生感憶。座人制詩嘲誚，賀復繼四首。”朋友與舊情人的緋聞已經傳得沸沸揚揚，李賀還要“復繼四首”對他們戲謔一番，可見他的幽默與放誕，同時他與朋友的那種親密、融洽也躍然紙上。不僅如此，李賀連曾對他有過提攜之恩的皇甫提也不“放過”。由於皇甫堤身居閒職，所以常常門庭冷落，李賀便作詩一首嘲笑他說：“官不來，官庭秋，老桐錯幹青龍愁。書司曹佐走如牛，疊聲問佐官來否？官不來，門幽幽。”雖說是戲言，但我們也能感受到師友之間的和洽自然的情誼。
從藝術創作的過程來說，生活中的和諧融洽營造了詩人“和諧恬淡”的心境，而詩人把這種心境用高超的藝術技巧表現出來，就產生了這些具有心靈之“和＂的作品。
三、融入自然之“和”
李賀詩歌“和”的審美特點還體現為他善於把美好的自然景物轉化成內涵豐富的審美意象，並藉以營造引人入勝的藝術境界，可稱之為融入自然之“和”。下面就從兩個方面論述李賀詩歌融入自然之“和” 。
（一）自然景物的清新和暢
李賀在他的一部分詩作中表現了自然景物的清新和暢。如《春晝》有“朱城報春更漏轉，光風催蘭吹小殿”之句。也就是說在詩人眼中無論是“江南”還是“塞北”，都有無限的春光，都充滿著欣欣向榮的生機和活力。
他的《昌谷詩》對這一特點也有較好的表現，他在詩的起首就讚美昌谷的美麗風景說：“昌谷五月稻，細青滿平水”、“光潔無秋思，涼曠吹浮媚”。五月的田野，稻浪在和風的吹拂下微微頜首；景物光潔，不會讓人有秋天的衰諷之思。詩人由於心情的舒暢，甚至產生了幻覺：“鶯唱閔女歌，瀑懸楚練被。風露滿笑眼，駢巖雜舒墜。”他把夜鶯的鳴叫誤認為閔女的歌聲，把岩石間的花兒當成了一雙雙含笑的眼睛。《李賀年譜會箋》認為這首詩是24歲的李賀從長安初歸故鄉時創作的。當仕途受挫的李賀嗅到了家鄉自由與清新的空氣時，久被壓抑的內心得到了舒展，從這首詩我們可以看出他又重新找回了內心的幸福和寧靜。
（二）人與自然的和諧交融
這種和諧交融首先表現為人在自然中和洽的生存狀態。如《昌谷》詩：“高眠復玉容，燒桂祀天幾”、“竹藪添墮簡，石磯引鉤餌”、“泉樽陶宰酒，月眉謝郎妓”等詩句，無論是寫“燒桂祀天幾”的高人、還是寫“石磯引鉤餌”的隱士、又或者是寫攜妓載酒而遊的文人雅士，都能適性而為、自由自在，絲毫沒有俗世的紛紛擾擾，這就很好地體現了人與自然的和諧交融。又如李賀《題趙生壁》一詩：
“大婦然竹根，中婦舂玉屑。冬暖拾松枝，日煙生蒙滅。木蘚青桐老，石泉水聲發。曝背臥東亭，桃花滿肌骨。”明人曾益評日：“然竹根以供炊，舂玉屑為，此家人之可樂。拾松枝以續薪之不足，冬暖時寒而氣和，故日與煙互蒙而互滅，此天時之可樂。木有桐而蘚生則老，溪有泉而石擊則聲發，此林泉之可樂。”(《昌谷集》)
也許在李賀看來，無論是“家人之可樂”、“天時之可樂”還是“林泉之可樂”都離不開自然為人類提供的豐富的資源，而人類對這些資源如果能加以合理的利用就能為自己營造一種和洽的生存狀態。
其次，這種人與自然的和諧還體現在自然之美對人的心境的薰染上。在《蝴蝶舞》一詩中李賀寫道：“楊花撲帳春雲熱，龜甲屏風醉眼纈。東家蝴蝶西家飛，白騎少年今日歸。”在這首詩裡，李賀用“楊花”、“春雲”、“蝴蝶”這些春天特有的景物襯托出了一個少女躁動的內心世界，因為她的“白騎少年”今天會回到她的身邊。正如姚文燮所說：“春閨麗飾，以待良人。乃走馬狹邪，如蝴蝶翩翩無定。今忽遊罷歸來，喜可知已。” (《昌谷集註》)全詩被種青春的羞澀和喜悅的情緒籠罩，給讀者帶來了一種甜蜜而又朦朧的美感享受。
四、對立統一之“和”
對於“和”在李賀詩歌中的表現，上面已經進行了三點論述。第一點是針對李賀詩歌的形式而言的，後兩點是針對李賀詩歌的內容而言的；但無論從形式上還是從內容上所展開的論述，筆者的視域都只鎖定在李賀的那部分明顯具有“和”的特點的詩歌上。
事實上，李賀的那部分以奇詭峭拔、冷豔幽微而著稱的詩歌也具有一些“和”的特質，但它們是隱含於李賀詩歌各種不同風格既對立又統一的辯證關係中的。因此可稱之為對立統一之“和”。《論語·子路》篇中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論斷。在《論語》中“和”多與“同”作為一對相反相成的概念出現。“同”是事物之間毫無個性的絕對一致，而“和”卻是各具特色的不同事物在矛盾對立諸因素的作用下達到的一種和諧的狀態。這種對立統一之“和”在李賀的詩歌中有著比較明顯的體現。如《聽穎師彈琴歌》一詩，李賀時而寫琴聲的幽忽激楚，時而寫琴聲的清肅飄渺，猛烈時如周處斬蛟，舒展處如張旭草書；詩中既有“鳳語”、 “春竹”這樣充滿生機與活力的意象，也有“病客”、“藥囊”這些病態、悽戾的意象。這些意象表面上是對立的、不兼容的，但事實上正是這些繁多的對立意象構成了這首詩整體意境的和諧。難怪黃陶庵會在“暗佩清臣敲水玉，渡海蛾眉牽白鹿。誰看挾劍赴長橋？誰看浸發題春竹？” 下面寫上“悽和幽壯”的批語，“悽”與“和”、“幽”與“壯”這兩組對立的風格同時被短短的幾句詩所容納，並且毫無拼湊、刻意之感。這正是我們所說的不同事物在矛盾對立諸因素的作用下所達到的那種和諧的狀態。
總而言之，無論色彩的白與黑、味道的鹹與淡還是音樂的哀與樂，雖然表面看是對立的，但實際上只有把它們融為一體才能構成真正的和諧之美。李賀的一部分詩歌中所體現的對立統一之“和”亦是如此。
綜上，通過對李賀創作實際的考察，基本上可以斷言“和”在李賀多樣性的詩風中確有一席之地。但這裡對“和”的地位的強調，並不是想把它抬高到無以復加的地位，只是因為它有被李賀詩歌的主體風格掩蓋的不利趨向。
清人王琦就曾對這種趨向表示過不滿。他說：“樊川序中反覆稱美，喻其佳處凡九則。後之解者，只拾其‘鯨畦鰲擲、牛鬼蛇神、虛荒誕幻’之一則，以為端緒，煩辭巧說，差爽尤多。”在王琦看來，杜牧是肯定了李賀詩歌風格的多樣性的，只是後人只執其一端，過於強調李賀詩歌的主要特徵而忽視了其詩歌的其他特質近年來李賀詩歌風格的多樣性逐漸引起了研究者的重視，而對“和”這一重要風格特點的探討卻相對不足。因此，筆者在這裡進行了一些粗淺的討論，以期進一步加深對李賀詩歌風格多樣性的認識。
閱讀更多 大學袁志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