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時候並不特別喜歡過年，除夕要守歲，不過十二點不能睡覺，這對於一個習於早睡的孩子是一種煎熬。前庭後院掛滿了燈籠，又是宮燈，又是紗燈，燭光輝煌，地上鋪了芝麻秸兒，踩上去咯咯吱吱響，這一切當然有趣，可是寒風凜冽，吹得小臉兒通紅，也就很不舒服。炕桌上呼盧喝雉，沒有孩子的份。壓歲錢不是白拿，要叩頭如搗蒜。大廳上供著祖先的影像，長輩指點曰：“這是你的曾祖父，曾祖母，高祖父，高祖母……”雖然都是岸然道貌微露慈祥，我尚不能領略慎終追遠的意義。“姑娘愛花小子要炮……”我卻怕那大麻雷子、二踢腳子。別人放鞭炮，我躲在屋裡捂著耳朵。每人分一包雜拌兒，哼，看那桃脯、蜜棗沾上的一層灰塵，怎好往嘴裡送？年夜飯照例是特別豐盛的。大年初幾不動刀，大家歇工，所以年菜事實上即是大鍋菜。大鍋的燉肉，加上粉絲是一味，加上蘑菇又是一味；大鍋的燉雞，加上冬筍是一味，加上番薯又是一味，都放在特大號的鍋、罐子、盆子裡，此後隨取隨吃，大概歷十餘日不得罄，事實上是天天打掃剩菜。滿缸的饅頭，滿缸的醃白菜，滿缸的鹹疙瘩，不知道什麼時候才可以見底。芥末堆兒、素面筋、十香菜比較地受歡迎。除夕夜，一交子時，煮餑餑端上來了。我困得低枝倒掛，哪有胃口去吃？胡亂吃兩個，倒頭便睡，不知東方之既白。
初一特別起得早，梳小辮兒，換新衣裳，大棉襖加上一件新藍布罩袍、黑馬褂、灰鼠絨綠鼻臉兒的靴子。見人就得請安，口說：“新喜。”日上三竿，騾子轎車已經套好，跟班的捧著拜匣，奉命到幾家最親近的人家拜年去也。如果運氣好，人家“擋駕”，最好不過，遞進一張帖子，掉頭就走。否則一聲“請”，便得升堂入室，至少要朝上磕三個頭，才算禮成。這個差事我當過好幾次，從心坎兒覺得窩囊。
民國前一兩年，我的祖父母相繼去世，家裡由我父親領導，在家庭生活方式上作維新運動，革除了許多舊習，包括過年的儀式在內。我不再奉派出去挨門磕頭拜年。我從此不再是磕頭蟲兒。過年不再做年菜，而向致美齋定做八道大菜及若干小菜，分裝四個圓籠，除日挑到家中，自己家裡也購備一些新鮮菜蔬以為輔佐。一連若干天頓頓吃煮餑餑的怪事，也不再在我家出現。我父親說：“我願在哪一天過年就在哪一天過年，何必跟著大家起鬨？”逛廠甸，我們是一定要去的，不是為了喝豆汁兒、吃煮豌豆，或是那大糖葫蘆，是為了要到海王村和火神廟去買舊書。白雲觀我們也去過一次，一路上吃塵土，廟裡麵人擠人，哪裡有神仙可會，我再也不作第二次想。過年時，我最難忘的娛樂之一是放風箏，風和日麗的時候，獨自在院子裡挑起一根長竹竿，一手扶竿，一手持線桄子，看著風箏冉冉上升，御風而起，一霎時遇到罡風，穩穩地停在半天空，這時候雖然凍得涕泗橫流，而我心滋樂。
民國元年初，大總統袁世凱唆使曹錕駐祿米倉部隊兵變，大掠平津，那一天正是陰曆正月十二，給萬民歡騰的新年假期做了一個悲慘而荒謬的結束，從此每個新年我心裡就有一個驅不散的陰影。大家都說恭賀新喜，我不知喜從何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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