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書院
陽明心學和程朱理學思想都是在儒學的基礎上，根據時代的發展進行了繼承和創新，屬於新儒學。下面筆者就和大家一起探討一下什麼是理學？什麼是心學？
一、儒學發展的歷史侷限性
在陽明心學和程朱理學出現之前，儒學早在先秦時期就出現了，是諸子百家學說之一，由“至聖先師”孔子創建。自漢武帝獨尊儒術以來，儒家學說成為了中華文化的根基，指引了中國兩千餘年的思想潮流，但儒學仍有其先天存在的侷限性。在孔子之後，儒學的發展基本分成了六個派別，分別是以孟子為首的大同派，以李斯為首的小康派，以董仲舒為首的天人感應派，以孟子、告子為首的心性派，以荀子為首的考證派，還有以司馬遷為首的記篡派。這六個派別經過創立和發展，最後大同派、小康派、考證派、記篡派在歷史的洪流中慢慢的泯滅，只有天人感應派和心性派在中國思想體系中生根發芽，慢慢強大起來。
儒學最大的問題就是隻能為天下太平的統治階級服務，但當社會處於戰亂狀態時，儒家思想就發揮不了其維護國家統一穩定、鞏固封建階級統治的作用。比如在漢武帝獨尊儒術之後，儒學思想就全面壓制住了其他諸子百家的思想，在漢朝風光了數百年。當魏晉五胡亂華時，儒家的思想就失去了作用；當隋唐一統時，儒家思想又重新立在朝堂之上；當五代十國動盪時，儒學又被踢到了角落裡。總體來說，儒學只有在社會統一和平時才能發揮積極的作用，當社會動盪時，儒家思想不能幫助統治者建立和平統一的社會。
到了杯酒釋兵權的北宋皇帝趙匡胤上臺，他深知自己是通過武力政變上臺的，所以對武力進行強烈的壓制，而鼓勵文化、文人在統治層面佔有重要的地位。這樣，儒學又一次作為統治者統一思想的重要工具，再次登上了歷史的舞臺，從此一發而不可收拾。
二、理學、心學是怎麼誕生的
儒學成為社會主流思想之後，他們的思想為統治者服務，而不能從根本上限制統治者。因此當漢武帝窮兵黷武之後，董仲舒用“天人感應”的方法去限制皇權，根本就達不到目的，漢武帝從心底就不買“天人感應”的賬，也不認為做了壞事上天會懲罰自己。到了北宋也是這種情況，當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大力開展變法改革的時候，儒家的保守派如司馬光、程顥、程頤等人被全部貶謫到洛陽，他們的儒家思想也制約不了宋神宗變法改革的決心。有了漢武帝的經歷，儒學再用“天人感應”來制約皇帝，肯定會被嘲笑的。於是在洛陽的這幫人，就在”天人感應“的基礎了，延伸和昇華出新的思想，這種思想就是以司馬光、周敦頤、張載、程頤、程顥、邵雍等理學六君子為首的，用士大夫的精神將儒學、道學、佛學融合在一起，建立起的一門新學派——理學，理學就這樣出現了，它對當時士大夫人生觀、社會觀、價值觀產生深遠的影響。
但是在理學發展的過程中，程頤、程顥在理解老師周敦頤《太極圖說》中關於”無極“
的理論又有了共同點和分歧，兩人都認為”無極“即是”天理“，”天理“的對立面就是”人慾“，所以要”存天理滅人慾“。簡單的打個比方：“天理”就是每個人都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老去，這就是“天理”，但是像有些女性朋友想保持美麗，整天做美容、做拉皮、打玻尿酸，這就是“人慾”，是違反生長規律的。兩人的分歧在哪呢？程顥認為人性本善，天理就在心中，只要在自身下功夫就行了，而頤則認為光在心上用功還不行，還要依靠外界的力量達到“格物致知”。
到了南宋，理學家朱熹繼承了程頤的思想，並在“格物致知”的道路上開創了自己的理論，形成了“程朱理學”。而另一位哲學家陸九淵則深入研究程顥的思想，並在此基礎上，創立了“心學”。無論“程朱理學”還是陸九淵的“心學”，都還在“存天理滅人慾”的範疇內，朱熹的思想行為準則就是抑制人慾，多讀經書，知性和實踐相結合，達到“存天理滅人慾”的規範。而陸九淵的思想行為準則是以靜坐為主要形式，主張直觀性的感悟真理。
三、陽明心學的誕生
在明一朝，理學就是天下思想的總根，每個人無論思想還是生活，都不能脫離理學而存在。直到有一天，一個人的誕生，打破了“存天理滅人慾”這個理學思想的總綱，他就是王陽明。王陽明從小出生在一個知識分子家族，老爹王華是狀元，給他的生活提供了非常好的條件。王陽明小時候非常的聰明，也非常的調皮執拗，他只要認定一件事，就會很痴迷，非得打破砂鍋問到底才行。他有驚天的志向，立志要做“聖賢”，古往今來敢這樣立志的人屈指可數。
從小王陽明就開始學習和研究朱熹的“格物致知”，朱熹說萬事萬物都有它自己的道理，因為明朝科學發展的侷限性，王陽明根本參不透事物內在存在的道理。比如他用六天的時間端坐在竹子面前去格竹子的道理，結果把自己看暈了，也沒有格出道理在什麼地方，於是他就發現了朱熹“格物致知”是有問題的，可是問題在哪，他根本不知道，也找不到解決問題的方法。
就這樣，王陽明從11歲立志開始，不斷地在兵法、辭章、養生、佛學、道學，甚至是玄學方面查找解決“格物致知”的方法，可怎麼也找不到通往大門的路徑。在此期間，他娶妻、趕考、落榜、再學習、再落榜，直到27歲時，才終於進入仕途，但是他依然沒有邁入“格物致知”的大門。到了32歲時，王陽明已經在“格物致知”的道路上艱難行進了21年，他實在想不通了，就放棄研究朱熹的“格物致知”，開始和朋友湛若水一起在北京舉辦培訓班，講解自己的“身心之學”。
到了這裡，如果沒有什麼意外 ，也許王陽明就這樣一輩子當官講學了。每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產生，總要伴隨著磨難，王陽明也不例外。他不幸捲入了朝臣和宦官之間的鬥爭，被擼官下獄後又發配到了貴州龍場驛。在這個極度艱險的地方，王陽明不斷的總結和審視自己一生的歷程，不斷思考朱熹的“格物致知”，終於在公元1508，也就是王陽明36歲的時候，他在貴州龍場驛突然頓悟，被稱為“龍場悟道”。悟出的道理是“聖人之道，吾性自足”。意思就是說聖人之道存在於每個人的心中，每個人心中與生俱來就有分辨是非善惡的良知，每個人都是平等的，只有自己才能支配自己的思想和行為，只要遵循自己的良知，就能達到“寧靜於內，無敵於外” 的“知行合一”的境界。
綜上所述：無論是陽明心學還是程朱理學，都是在儒學的基礎上，根據歷史的不斷變化，為適應形勢的需要而創新發展出來的，只不過理學和心學是將士大夫的精神和儒學、道學、佛學完美的融合在一起，歸根結底還是儒學。
清悠初見
其實都是儒學。那麼儒學有朱熹學、有陽明學，就像儒學有孟學、漢學、宋學，實際上首先都是儒學。
他們都希望為社會國家服務，在既定的社會體制內，把社會體制建設好，這個社會家、國、天下都建設好。
為了要把它建設好，個人必須努力，努力就要做工夫，做工夫就是孟子講的公私利益之辨，也就是在為國家社會服務的時候會得到很多資源。
這些資源當你有私慾的時候你放到自己口袋裡了，那麼這個國家社會的事情就做不好了，所以要為社會服務，要把事情做好，你的修養人品就必須好：做事情是為了公眾的利益，不是為了私人的利益，所以要修養。
修養就是公私利益之辨不過就是一念之間，就是在做事的時候心偏向自己的私利還是偏向百姓的利益、民眾的利益、社會大眾的福祉，在唸頭上做工夫，在心上做工夫，所以要做心理修養的工夫。
做心理修養的工夫孟子就談了很多。事實上論語裡面所有的句子也都是心理修養工夫，如如何禮、仁等。
孟子只是把這些修養工夫說得簡潔明瞭：盡心知性知天、存心養性侍天、持其志曝其氣、求放心、吾善養吾浩然之氣、擴而充之等。
這就是在心上做工夫，要有知識和能力才能做很多事情，關鍵是心態，在做事情的時候是利他的是服務的，這樣才能把事情做好。
講這些話的時候會出現新概念：陽明和象山常常講這些話，說他是心學。那麼心學之所以成立，是心要做的工夫所追求的價值本身是合理的：合於天道，合於天理。
那麼天道是什麼？天理是什麼？人性是什麼？《中庸》講：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率道之謂教。性就是人性，孟子講仁義禮知。道是天道天理。王陽明講：去人慾，存天理。那麼天理是什麼？仁義禮知。天道是什麼？仁義禮知。人性是什麼？仁義禮知。從孟子開始來講性善、仁義禮知。朱熹講理學的時候就是把孟子所講的性善論訴諸於本身就是天理就是天道論。
那麼性善論從孟子到《中庸》的理論體系已經建立起來，但是後來要面對道佛對儒家思想的挑戰。道佛的價值觀有些並不落在家國天下的仁義禮知的事情上，而儒學在魏晉玄學，隋唐佛學昌盛之後到宋明時期，還要更強調仁義禮知的價值意識。
這個價值意識就必須訴諸它就是天道、它就是天理，天道和天理跟我們的人性是一致的、一樣的。所以這個就是理學。理學就是在講人性是善的，講天道是善的。孟子的哲學就是講性善論的哲學，並且推廣到天理天道是善的哲學。
未完待遇……
抱朴講堂
心學確實不懂，沒有研究過，懂一點理學的皮毛，可以談一下，以拋磚引玉。
人類社會的管理體系，要作出某種處分必須要獲得實現處分的保障，這種保障來自於兩種方式，有強制的暴力豪奪方式，也有儒雅的智力巧取方式。
按照這種暴力和巧取力度的大小不同，《道德經》中從純智力到暴力的逐漸增加，歸納為這樣一句話，“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
道家提倡“無為而治”，就是國家管理理想狀態，不使用任何的暴力而使用純智力，所以最高智慧是老子強調的“道”。
比“道”增加一點暴力因素的是“德”，其代表人物是周公的“明德慎罰”思想。
再增加一點暴力因素，是孟子主張的“仁者無敵”的思想。
繼續增加，則形成孔子主張的“義無反顧”的思想。
最後，維持一個儒教國家，還是以智力的教育作用為底線，則形成墨子主張的“兼愛非攻”思想。
在春秋時期，社會矛盾沒有那麼尖銳，仍然是智力巧取方式控制儒教國家，他們的核心起源於“道”，結束於“禮”。
接下來，進入戰國時期，就要提倡暴力強制方式，以對於人們進行管理。
強制方式的開端，從強制力度看，其代表就應當是強制力開端的“理”為發端，思想就應該是朱熹的“存天理，滅人慾。”但當時沒有出現，直接進入了強制力更大的，講究“法無不為”的“法”家。
這就是對一個國家內部強制方式達到了最大化。
接下來，這種強制力還涉及對外使用的問題，就產生了縱橫家與外部的外交爭奪利益的問題，所謂“遠交近攻”，“弱國無外交”，說明強制力就進一步加碼了。
最後，一個儒教國家的強制力頂點就是兵家的“兵無常勢”。
所以，民間把不服於自己的人群想讓對方接受自己的觀點，叫做“講道理”，淵源正在於此，“講道”是求同，是巧取，是儒雅性質，“講理”是存異，是豪奪，帶強制性質。
中國人的談判，也一般有兩種基本模式，深入淺出型和咄咄逼人型。
所以，《道德經》剛才那句話繼續延續戰國以後的部分應該是這樣，“失禮而後理，失理而後法，失法而後交，失交而後兵。”
由此可見，在中國傳統文化體系中，理學的重要程度，有其不可替代的承上啟下的作用。
詩云：
道德仁義，
禮為中心；
加強管控，
理法交兵。
河東來
程朱理學和陽明心學，到底什麼是理學，什麼是心學？
理學
即中國古代心理學，源於春秋時期儒家子思，孟子的心性學，到北宋時期，在承傳前者的基礎上，由南宋學者周敦頤，張載，邵雍，程穎，程頤創立了新儒學。到南宋朱熹又將其發展，是為“程朱理學”。他們認為“理”是宇宙萬事萬物的起源，理是善的，“理”將“善”賦予人便是人的本性。人可以通過研究事物的道理致“知”，也就是達到認識真理的目的。程朱理學到元朝發展的鼎盛時期，被朝廷確認為官方意識形態，也就是說成了君臣大義和社會的普世價值。
心學
是“儒學”中宋明理學的一門學派，南宋陸九淵則啟其門徑，與程頤、朱熹的“程朱理學”分庭抗禮。至明朝由王陽明（王守仁）首提“心學”兩字，至此，心學開始有清晰而獨立的學術脈絡。
那麼問題就來了，程朱理學和王陽明的“心學”有什麼不同哪？
王陽明的“心學”，是在批判的繼承程朱理學的基礎上建立的，主要有以下幾點區別：
程朱理學認為“理”在人心之外；王陽明認為人天生就具有良知，天理在心中。其實依我看他們兩家都對，只不過是從不同觀察體驗角度來敘述對客觀規律的認識，這就好比瞎子摸象的故事，摸到的都是象的一部分，不過與這個比喻不同的是象是人的主觀世界外的，客觀存在的具體事物，而“理”是規律，它是宇宙特性，它既存在於人的主觀世界，又存在於人的客觀世界，也就是道家所說的“道”，佛家所說的“法”，老子講“道無常道”，釋迦牟尼講“法無定法”。
- 程朱理學認為“格物致知”，即接觸事物便可獲得知識。人只有研究萬事萬物，才能獲得“理”；而王陽明認為天理在心中，通過內心修養，克服私慾就能恢復良知，即“致良知”。他認為做人應當努力加強道德修養，用良知支配自己的行為，實踐，以恢復良知。
程朱理學主張先通過接觸萬事萬物，在體會各種“知識”的基礎上，以加深對“理”的認識，最終明“理”；王陽明主張先發現本心，而後博覽。
- 程朱理學修養，以敬天為準則，“存天理，滅人慾”；王陽明認為“無心外之理，無心外之物”，也就是說一切物質化的東西都內心化了，“格物便是格心”，”格心“是去惡歸善，去人慾歸天理。他強調“知行合一”，重視人的主觀能動性。
- 程朱理學做學問偏於保守，墨守成規；而王陽明的心學，較為開放。
中國古代心理學，對於我們現代人的修心養性也有參考價值，人修行的最終目標是達到良知，良知是人的一種美德，是一種人生智慧，具有良知的人是心理成熟的標誌。
瀚海煙雲
心學和理學，是南宋時期的兩大學派，其代表人物分別是朱熹和陸九淵，他們之間的情況，特別象大乘佛教的性宗（如天台宗、華嚴宗、禪宗等）和相宗（如唯識宗、俱舍宗等）的情況，一個重法性，一個重法相，“法性”是指萬法的本質，“法相”指萬法的相貌。
比如以陸九淵為代表的心學，就重視“尊德性”，主張“先發明人之本心，而後使之博覽。”這裡“發明人之本心”的說法，來自佛教的《楞嚴經》，《楞嚴經》裡講“隨拔一根，脫黏內伏，伏歸元真，發本明耀，耀性發明。諸餘五黏，應拔圓脫，不由前塵所起知見。”而《楞嚴經》、《大乘起信論》等經典，正是佛教性宗的代表論典。
關於經文中的內容，圓瑛大師解釋說“脫黏即離塵，內伏即照性，脫所黏之妄塵，回本有之常光，內伏反照照自性，但從一門，逆流深入，解結破陰，伏歸本元一真之心，妄惑既盡，本明自發，故曰發本明耀，即所謂淨極光通達矣！”這裡就非常清楚的解釋了心學家“發明人之本心”的意思，同時也非常清晰的顯示出心學和佛學之間的密切關係，心學走的就是法性宗的路線。
而以朱熹為代表的理學，則側重“道問學”，主張“泛觀博覽而後歸之約”，尊德性和道問學，均出自《中庸》，朱熹的觀點與《中庸》裡面“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的觀點是相合的，所以朱熹非常重視格物，他曾說過“一書不讀，則闕了一書道理；一事不窮，則闕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則闕了一物道理。須著逐一件與他理會過。”這也是“道問學”所包含的具體內容。
當然上面只是講側重，絕不是指二取其一，要一個丟一個，不管是“尊德性”還是“道問學”，兩個都不能少，只是理學和心學在見解上所側重的角度不同，所以也直接導致了他們對具體問題的具體看法，以及在修行路線上的差異。
總而言之，理學重萬物運行之“理”，用的是歸納法，這需要通過不斷的學習、總結才能達到，而心學重萬法的本“性”，用的是演繹法，先把核心建立，然後向外推演。二者各有各的特點，至於說哪個一定比哪個強，這個談不上，也不能比，只能說具體到某個人，更適合走哪條路線，這就象是治病，沒有最好的藥，只有最對症的藥。
澡雪堂主談國學
人生短暫，譭譽如何
蔡博
剛才講了一個小小的課，傷害脾胃的五個方面，導致產生一系列的健康問題，便秘，溼疹，月經不調，小兒疾病等。其實，相比這些傷害，心的傷害還是更讓人接受不了。
看梁冬寫的文章，裡面說請了一個老中醫給他講課，為了恩惠大家，他也邀請同學們一起聽。講完課後，為了表示感謝，他們起立給老師鼓掌[鼓掌] 。但是也正是這次鼓掌，讓他意識到，很多時候人們給他讚美，也很有可能只是禮節性的。
我教過很多學生，遇到比較經典的就是有幾個開始認識我的時候，對我無比的崇拜，熱情的要命。後來，反對最激烈的也是他們，甚至誹謗隊伍中他們也是先鋒。特別要小心，越是對你好的人，越容易過分吹捧，因此腦袋要保持清醒。
繼續寫，後來見多了，聽多了，就覺得跳樑小醜，活命而已，沒有主見和定性。魯國權貴叔孫武叔誹謗孔子，孔子的弟子，也是魯國的超級名仕自貢，治國安邦的高手子貢把他訓斥一頓。說他自絕於日月，自絕於光明，自絕於進步。雖敢非議孔子，卻懼怕子貢。因為傳統人的思維中，立德立言，不過是“嘴上說說而已”，未必有真功夫。而且實用主義的眼中，實踐勝過理論的，估計幾千年來，我們比較輕視理論研究和這都有關係。
這裡講到了一個問題，那就是聖人也難免被誹謗，就像有不少人誹謗我們的開國牛人一樣。那王陽明被問到這個問題，他說，誹謗是從外來的，貴在自我修養。如果真是聖人，誹謗奈何。就像浮雲遮住了太陽[太陽] ，絲毫不影響其光輝。如果是假聖人，內心不夠堅定，即使沒有人誹謗，早晚心中的賊也要漏出馬腳。
面對誹謗，不要當真，或者及時撇清，當然最好的原則就是不辯。你不辯，如泰山，誹謗會像小鬼一樣溜走。
怪怪的教授
我狹隘一點理解，“心學”就是明王陽明《傳習錄》為主要內容的，修煉心性，為明心見性，通達心靈光明的學問。而“理學”為宋元程朱發揮儒家思想，以求“天理”為主，甚至要求“存天理，滅人慾”的儒家修身養性的學問。它們都是儒家思想繼承、傳承中的發揮和發揚。
包容、正確點理解，這兩種學說都是孔、孟、荀之後，宋元明之際，中國儒學大家的儒學思想，都是值得學習、研究的，怎麼理解、認識和接受的問題，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對待方法和態度。其中，王陽明一開始，就是信奉朱熹“理學”的，但他後來對其進行了一個”否定之否定”，提高升華後，創立了陽明”心學”體系。
後世至當今，人們一般對“心學”追捧，而對“理學”則持批評態度的人要多一些。😊😊😊
沃克特爾
看了半天，也沒搞明白理學和心學。
也許本人太笨了。
我認為，理學的理可能指的儒家提倡的倫理，小兒服從父母，父母服從朝庭，朝庭忠於皇帝等，把這些歸結為天理，有點類似於平面幾何中的公理，全天下的人都這樣認為，如不認可，就是離經叛道。
王陽明的心學到底是啥玩藝，沒搞懂。善與惡，對與錯自己說了算，自己認為善就是喜，自己認為惡就是惡，一切從心裡所出。人活一世，要做自己認為善的事，所謂知行合一。
本人很討厭沒有明確概念的理論，看看就頭大。不界定概念的內涵與外延，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到底誰有理，老天也不知道。
看著大師們一本正經的裝b，就想吐。
不知有和我一樣感覺的人否？
原上春樹
程朱理學只是把孔子為代表的儒家系統化，是為理。沒有什麼新意。
心學基於王陽明個人的理解和學歷。相對於理學和儒學就是天上地下的差別。
儒學其實就是唯心主義的典範。其實際為書呆子。也是各種理論不切實際的代表。
心學的偉大在於告訴人們道理在心中。但由於人的認識不足，會各有不同。所以心學不能得到發展。
具體什麼是心學和心學的缺陷我會納入到哲學裡面一起論述。
有興趣關注我。
路上有長生果
其實都是儒學。那麼儒學有朱熹學、有陽明學，就像儒學有孟學、漢學、宋學，實際上首先都是儒學。
他們都希望為社會國家服務，在既定的社會體制內，把社會體制建設好，這個社會家、國、天下都建設好。
為了要把它建設好，個人必須努力，努力就要做工夫，做工夫就是孟子講的公私利益之辨，也就是在為國家社會服務的時候會得到很多資源。
這些資源當你有私慾的時候你放到自己口袋裡了，那麼這個國家社會的事情就做不好了，所以要為社會服務，要把事情做好，你的修養人品就必須好：做事情是為了公眾的利益，不是為了私人的利益，所以要修養。
修養就是公私利益之辨不過就是一念之間，就是在做事的時候心偏向自己的私利還是偏向百姓的利益、民眾的利益、社會大眾的福祉，在唸頭上做工夫，在心上做工夫，所以要做心理修養的工夫。
做心理修養的工夫孟子就談了很多。事實上論語裡面所有的句子也都是心理修養工夫，如如何禮、仁等。
孟子只是把這些修養工夫說得簡潔明瞭：盡心知性知天、存心養性侍天、持其志曝其氣、求放心、吾善養吾浩然之氣、擴而充之等。
這就是在心上做工夫，要有知識和能力才能做很多事情，關鍵是心態，在做事情的時候是利他的是服務的，這樣才能把事情做好。
講這些話的時候會出現新概念：陽明和象山常常講這些話，說他是心學。那麼心學之所以成立，是心要做的工夫所追求的價值本身是合理的：合於天道，合於天理。
那麼天道是什麼？天理是什麼？人性是什麼？《中庸》講：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率道之謂教。性就是人性，孟子講仁義禮知。道是天道天理。王陽明講：去人慾，存天理。那麼天理是什麼？仁義禮知。天道是什麼？仁義禮知。人性是什麼？仁義禮知。從孟子開始來講性善、仁義禮知。朱熹講理學的時候就是把孟子所講的性善論訴諸於本身就是天理就是天道論。
那麼性善論從孟子到《中庸》的理論體系已經建立起來，但是後來要面對道佛對儒家思想的挑戰。道佛的價值觀有些並不落在家國天下的仁義禮知的事情上，而儒學在魏晉玄學，隋唐佛學昌盛之後到宋明時期，還要更強調仁義禮知的價值意識。
這個價值意識就必須訴諸它就是天道、它就是天理，天道和天理跟我們的人性是一致的、一樣的。所以這個就是理學。理學就是在講人性是善的，講天道是善的。孟子的哲學就是講性善論的哲學，並且推廣到天理天道是善的哲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