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吃空餉”，本意是指軍隊虛報名額、冒支軍餉的行為。在古代，由於軍隊員額總數不僅龐大，而且時常會因為戰爭、逃亡等原因產生變動，再加上軍權相對獨立，難以監管、核查，很容易就形成“吃空餉”的溫床。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通過虛報名額來冒取的現象從軍隊蔓延到地方，成為了中國歷史上的一大痼疾。
“吃空餉”始自秦漢，盛行於唐宋
歷史上，何時開始出現“吃空餉”現象？先秦時代，由於是世襲貴族社會，無論是地方的“官”，還是軍隊裡的將領，都是有分封領地的貴族，並不領取“俸祿”，而且士卒當兵打仗只是服勞役，也沒有軍餉可領，因而自然也就不會有所謂“吃空餉”的問題。只有到了秦漢大一統之後，隨著世卿貴族社會的解體，由朝廷付給的俸祿代替了此前的封地，“吃空餉”才有了存在的可能。1975年在湖北雲夢出土的《睡虎地秦簡》中，就出現有“不當稟軍中而稟者，皆貲二甲”律文，即是專門針對冒領軍糧的處罰，說明到了秦代軍中已經出現了虛報名額冒領軍糧的現象，可謂中國古代“吃空餉”最早源頭。
從現存的史料來看，中國古代軍隊出現大規模“吃空餉”弊端，是中唐以後的事情。隨著時間的推移，隋唐時期一直實行的府兵制到了唐代中期已經名存實亡，不得不改為了募兵制，士卒載於軍籍並由朝廷按冊支付軍餉、供給，由此給統兵將領打開了虛報兵額、冒領軍餉物資的方便之門，軍隊“吃空餉”現象也就十分普遍。唐代宗時期的大詩人白居易，形容當時軍隊“吃空餉”的亂象時說：天下各地統兵之將，無不捏浮報軍籍以冒領糧餉，按實核計，真正實存的兵數不到十之六七，如果出現戰死、逃亡情況，則十年之內實際兵數又將減少十之二三。全國軍隊“有籍無人”的比例竟然已達到了一半以上，足見其時“吃空餉”問題之嚴重。不僅如此，即使實際在籍的兵員中，還存在很多隱形“吃空餉”的現象，不少士卒不過是按時應卯，平時卻各有營生，甚至有士卒終日市場擺攤做小買賣。
延至宋代，軍隊“吃空餉”的現象更是激增。據《宋史》《續資治通鑑長編》等史書記載，北宋開國之初軍隊“吃空餉”的問題就已經極為嚴重。例如，宋仁宗時期的中央禁軍，按照正常編制，應該是以馬軍四百、步軍五百為一指揮，但是“額存而兵闕”、不滿編的情況比比皆是，大多數指揮僅有馬軍數十騎、步軍也不過二百餘，虛報兵額超過半數。一直困擾北宋始終的“三冗”之弊中，因“吃空餉”而起的就有“冗兵”、“冗費”兩項，三佔其二。“吃空餉”氾濫，軍隊虛空，最終也導致了北宋國防虛弱不堪。
明清時期，“吃空餉”變本加厲、花樣翻新
明清時期，軍隊“吃空餉”現象可謂花樣翻新、變本加厲。本來，明朝肇建之初，明太祖朱元璋鑑於宋代募兵制造成的“冗費”、“冗兵”之害，回頭改行“兵農合一”的“軍戶”制度，被劃為“軍戶”之家能分到一塊土地，戰時出征，平時務農，並不從朝廷支取糧餉，因此也一度杜絕了“吃空餉”的可能。但是，這種不分良莠、強制限定軍籍的軍戶制度，時間一久不可避免地會走上僵化、衰落之路。由於軍戶兵弱不堪用，明代後期又重行募兵制，“吃空餉”的歷史老問題也就如影隨形地出現，到了明代末期已相較之唐、宋有過之而無不及。
明末軍隊“吃空餉”嚴重到了何種程度？從袁崇煥誅殺毛文龍後，向朝廷報告毛文龍的罪狀書中，我們可以略窺其大致情形：按照袁崇煥的報告，毛文龍任左都督、平遼總兵，所轄東江（皮島）加上老幼平民總數不過四萬七千餘人，其中實際士兵數額不足兩萬，但是虛報朝廷其兵數為“十萬”，私設領兵將領多達千人。以不足兩萬之數，虛報十萬之眾支取糧餉，其中將近八萬之“空餉”，自然是落入了毛文龍以下各級將領的私囊。按照史書記載，毛文龍在被袁崇煥誅殺之前，因為“上事多浮誇，索餉又過多，歲百二十萬，兵二十萬，朝論多疑而厭之”， 可見其部隊“吃空餉”早已不是什麼秘密。明末軍隊“吃空餉”之害，僅此就可見一斑。
清代入關之後，軍隊編制有八旗與綠營之分，兩者差別很大，但都普遍存在有“吃空餉”的嚴重問題。八旗軍屬於職業兵，旗人除了當兵吃糧之外被禁止從事其他各業，因此未當兵的旗人實際上可以合法地“吃空餉”。清乾隆皇帝曾一度核查雲南綠營駐軍糧餉情況，結果發現綠營上下“吃空餉”早已是不成文的規矩，如開化鎮額定駐軍應該有一百八十五人，但實際兵丁數僅七十一人，有一百一十四人是在“吃空餉”，有營官甚至將自己不滿十歲的親屬編入冊籍支領錢糧。至於嘉慶、道光之後，清代各地八旗、綠營駐軍“吃空餉”蔚然成風且花樣翻新，軍隊“不事操防，以空名冒錢糧，專事肥己”，而且還出現了軍隊裡的空餉名額不僅可花錢賄買，還可以父子相傳，並且美其名曰“蔭糧”、“蔭德”，“吃空餉”儼然已經走向了公開化、合法化。
古代地方行政“吃空餉”相對較少，主要是因為不實惠
隨著時間推移，“吃空餉”逐漸開始從軍隊向地方行政系統滋蔓，最後成為軍、政兩界均存的一大痼疾。
與軍隊明目張膽虛造名冊、冒領糧餉不同，歷代地方行政“吃空餉”大多是“實有其人但不履職”，屬於是一種“隱性”的“吃空餉”。例如，東漢末年，董卓擅權，“一人得道，雞犬升天”，不僅讓家族成員擔任各種要職，還加封自己年幼的孫女為謂陽君，甚至將自己仍在襁褓之中的幼子也封為侯爵。除此以外，如魏晉、兩宋時代官制繁複，存在有不少“遙領”、“兼”、“攝”等只領俸祿、不需實際履職的官員，也算是另一種形式的合法“吃空餉”。但是，上述兩種“吃空餉”現象的存在，顯然都是為了“權”而不是“餉”。
明清之後，地方行政“吃空餉”現象才開始變得日漸多了起來。明嘉靖十四年，工部書吏蔡泳受等人，通過造假印、虛報官員姓名的方式，前後共計冒領銀七萬兩之多。明末崇禎年間，一度任職京官的林時對曾描述自己在京中衙門見聞：京城各衙的衙役多半“竄籍”三大營，兩邊冒名領取糧銀，已是十分普遍的現象。清代雖然對地方衙門的吏役人數有嚴格限定，但是全國各地州、縣衙門的書吏、衙役規模總數多達百萬計，其中到底有多少隻是“掛名”而已，到了清中後期實際早已無法計算，地方賦稅“存留”中有多少是真正用於支付給吏役，也就成了一筆難以釐清的糊塗賬。
當然，與軍隊“吃空餉”相比，中國古代地方行政“吃空餉”現象一直要少得多，問題也遠沒有軍隊那麼嚴重。箇中原因，除了地方官薪俸支出相對軍隊監管更嚴格、透明外，還有一點就是，中國曆代多是由地方官全權負責的“代理人”制度，地方官員對於地方的稅賦收入，除了按規定數額上繳中央以外，剩下地方行政經費都是由地方官全權處理，因而“吃空餉”對於官員並無太大意義。而對於差、吏，由於可支取的薪俸（“工食錢”）微薄，掛名領薪、“吃空餉”反而不如弄權謀私、敲索鄉里來得“划算”。因此，中國古代地方行政中“吃空餉”現象不如軍隊那樣普遍，不僅不是因為地方官吏更加廉潔、自律，而恰恰是因為在同樣缺乏權力監管的情況下，地方官吏有比“吃空餉”更為簡便、實惠的謀私途徑。
由此而論，無論是軍隊裡“吃空餉”氾濫，還是地方行政“吃空餉”相對較少，都是權力監管缺失、濫用造成的結果，因此要想真正根治“吃空餉”的歷史痼疾，就需從權力監管著手，真正地將“權力關進籠子裡”。（作者 鄭金剛）
轉自：共產黨員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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