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公元14世纪中期，一场人类历史上极为罕见的瘟疫“黑死病”在悄无声息之间肆意席卷了整个欧洲。关于这场瘟疫，有不少学者至今仍认为它给当时人类所带来的危害程度甚至不亚于一次大规模的现代核战争。此外，生活在那一时期的意大利诗人乔万尼·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1313年--1375年12月21日)在其代表作《十日谈》当中是这样描述那场可怕的瘟疫的：
“腹股沟或腋窝会长出肿块，有时会有鸡蛋，甚至苹果那么大。接着，病症开始扩散，肿块变成黑色或紫色的斑点——几个大的或是许多小的，遍及全身……毫无疑问，死神真正邻近。”
迄今为止，没有人真正清楚这场瘟疫到底杀死了多少人，也没有人真正了解这场瘟疫给当时的经济发展造成了怎样的逆推作用，我们今天有幸所看到的数据仅仅是后世学者通过种种不同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反复验算后而得出的。如据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伯恩斯等人所写的《世界文明史》一书中推算，此次“黑死病”对整个欧洲的袭击，在加上诸如战争、饥馑等其他相关因素的综合考量，整个西欧的人口总量在公元1300年至1450年之间至少减少了一半，甚至于“很可能减少了三分之二”。尽管如此，但凡事有其弊必有其利，当人们沉浸在这场“人为”的天灾给人类所带来的巨额损失而感到悲恸的时候，有部分学者却考虑到了它给当时的欧洲历史发展所带来的积极作用，如：这场“大病”让当时人们的目光由虚拟的来世投向现世，从而间接加速了欧洲“文艺复兴”的发展等等。在本篇文章当中，笔者就以这场爆发于14世纪中期的瘟疫作为出发点，结合当时欧洲地区的民族宗教形式以及相关史料的记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来对这场瘟疫对欧洲历史所带来的推动作用（分三大部分）做一番详实的探究。
中世纪病入膏肓黑死病患者
本文的研究内容：
01、“黑死病”使人们的目光发生转变
众所周知，对基督教所表现出的虔诚信仰是维持西方社会正常运转的重要基石之一，而中世纪的基督教通常会给当时的人们传递这样一个思想，即：来世的生活要远比现世的生活重要的多，只有通过现世的苦心修行，才能换取灵魂的拯救，从而配得上拥有一个幸福的来世。显然，这一思想对于处于和平时期的信徒们而言，无异于是一剂“良药”，因为它能够帮助大多数人们在任何时候都肯于甘心地接受来自于统治阶级的剥削而不去扰乱统治秩序。
然而，由于“黑死病”的突然到来以及它那势不可挡的趋势，使得一部分虔诚的信徒们在竭尽全力地“自我救赎”失败之后开始对仍无动于衷的上帝逐渐感到失望，以至于当“黑死病”的阴霾悄然散去之后人们对命运观也有了一个全新的看法，即：世事无常，既然命运不可预见，上帝也无从依靠，那么唯一可做的便是活在当下，尽情的享受并极力创造现世的美好。显然，尽管当时的人们并不能以一种较为科学的方式去解释该场瘟疫的来源，但在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的潜在思维方式已经得到了一个全新的洗礼，这些人不再相信这场瘟疫跟所谓的上帝扯上半点关系，更不会相信诸如“瘟疫乃上帝的惩罚”等荒谬的说法。从某种意义上讲，当时的人们已经通过这场瘟疫逐渐从一个被他人精神所驱使的肉体过渡为一个真正拥有自己“精神”并能够独立思考人的生命的价值的个体，这对于一个新思想的产生乃至一个新时代的产生无疑是具有相当大的推动作用。正如施尔格·缪乐所说：
死亡是作为把人引导到生命的最高峰，并使生命第一次具有充分意义的东西出现。
02、“黑死病”加速了中世纪教会体系的衰落
如前所述，在“瘟神”的魔爪还未染指中世纪的人类之前，教会在人们心中的地位是无比高尚和完美的，甚至可以说是“百毒不侵”的，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一时期的教会承担了人们的精神抚慰和思想整合的任务。然而，事实证明当“瘟神”真正将魔爪伸向人类时教会在精神抚慰和整合思想上的职能却被检验是不合格的。举个最明显的例子，在灾难来临时，原本担当人民精神支柱的神职人员却率先逃离职守，即便是最为神圣的教皇克莱门特六世亦是如此。
除此以外，由于“黑死病”大规模肆虐的时候无论是普通人、商人、信徒还是教主均难逃魔爪，并最终死于“瘟神”的手下，就连自称为人类灵魂拯救者的神父也未能幸免。据相关资料统计，以英国的约克郡为例，在当时光这一地区就有一半以上的教士因感染“黑死病”而死。毫无疑问，在神父和教士等大批神职人员也因疫情而未能幸免的既成事实之下，所谓“瘟疫乃上帝施与罪人的惩罚”等荒唐言论也就不攻自破了，当然，更重要的是这场瘟疫也让当时的人们渐渐洞悉了平时号称为“人类救世主”的教会和教士在灾难面前同样是与常人无异且毫无作为的。久而久之，当这一“先进”的思想逐渐在人们的心中萌芽之后，中世纪时期原本政教合一的权威自然而然就会受到来自于人民的挑战。当然，这一点是导致中世纪欧洲教会体系衰落的主要因素，其余诸如疫后大肆增加税收等不良做法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总而言之，“黑死病”只是导致教会体系衰落的载体，而真正在人们心中彻底推翻教会的则是教士本身的诸多不良行为。
03、“黑死病”推动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发展
正如文章开头所讲，“黑死病”导致的最明显和最直接的结果便是“人口数量骤减”。从经济学的角度也可知道，人口数量的大量减少必然会导造成有限的劳动力减少，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会使劳工的薪水迅速上涨，在这种情况之下，封建地主阶级倘若想把劳工薪水水平压缩至“黑死病”爆发之前肯定是不现实的，一旦如此，阶级矛盾势必会得到激化，甚至爆发起义。在这其中，最为显著的便是英国沃特·泰勒领导的农民起义以及法国的佛罗伦萨手工工人起义等等，尽管这些起义最终失败，但却有效地促使了社会经济、政治以及社会阶层结构逐渐发生变化。长此以往，封建地主和旧贵族阶级的地位和权威必然会因受到巨大的冲击而不得不给新兴资产阶级“让路”。
综上所述，虽然黑死病给欧洲带来了巨大的人口损失，但正如德国著名哲学家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所说的：“恶”往往也会成为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
参考文献：
赵立行：《1348年黑死病与理性意识的觉醒》
李晓光：《1348年黑死病与欧洲文艺复兴》
武斌：《人类瘟疫的历史与文化》
伯恩斯：《世界文明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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