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中國，皇權至高無上，形成了“朕即天下”的社會。因此，皇權在繼承的過程中也是非常慎重，從定立儲君到繼承皇位，不僅要面臨非常多的禮儀規程，同時也備受各方關注。但是在一些特殊時期，皇位也會因戰爭、動亂或者皇帝無嗣的情況下出現乏人繼承的情況。這樣就需要從旁系外藩中擁立儲君繼承皇位，這也成為一種特殊的皇位繼承方式。在這種繼承方式之下，從禮法的角度就會存在許多的問題。比如新君繼位後如何稱呼生父和先帝就成為了圍繞在許多外藩入繼大宗的皇帝頭頂上的噩夢。到底“是父皇還是父王？”就成為了一個糾結的問題。明代甚至還因此引發了著名的“大禮議”之爭，攪得朝局一片混亂。其實這種情況在漢代也曾經出現過，而且也對於中國歷史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其究竟如何，有待筆者慢慢道來。
西漢皇帝像
西漢外藩入繼制度探析
中國人是敬畏祖先的民族，慎終追遠是我們的文化烙印。從上古時期開始，我們便有祭祀祖宗的傳統，在政治角度更是如此。秦代統一之後，各項舉措成為國家層面的制度建設進入到了行政體系之中，祭祀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不過由於秦代驟亡，各項制度還不是很完善。漢承秦制之後，在各個領域加以發展，我們後世的許多制度都是在漢代才正式定型的。按照傳統的說法：
“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患禍，猶蒙死而存之。誠愛結於心，仁厚之至也，豈能違之哉。”
父子關係是融入了骨血之中的一種天然聯繫，是難以割捨的情感紐帶。不過，當這種天然的情感遇到了至高無上的皇權時也會產生迫不得已的變更與分解。
漢高祖在經歷了多年的楚漢戰爭之後，終於定鼎天下，在諸侯的擁戴下登基為帝。當時，劉邦的父親健在，但是劉邦僅僅只追封了自己已故的生母為昭靈夫人，在其後的一段時間內劉太公實際上一直沒有皇室身份。這可能一方面是因為當時的劉太公有繼室，另一方面是由於禮法的不健全。高祖迴歸櫟陽後，五日一次朝見太公。
太公家令說太公曰：“天亡二日，土亡二王。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
由此可見，親情在面對著皇權時也需要讓步。父子與君臣之間嚴格的等級界限就從這裡開始得到了確定。之後，劉邦封太公為太上皇，繼母為太上皇后。高祖十年“夏五月，太上皇后崩。秋七月癸卯，太上皇崩，葬萬年。”之後的西漢皇朝便以此為參照來解決法統上的一些問題，以使得皇位的繼承更具有合法性。
劉太公也是中國第一位太上皇
嚴格意義上講，西漢實際上經歷了四次外藩入繼的情況。也就是代王劉恆入繼為文帝（呂氏所立的皇帝劉弘等人身份存疑，不被後代承認，不列入考察），陽武侯劉詢入繼為宣帝（昌邑王劉賀法統被廢，不被史書承認，不列入考察），定陶王劉欣入繼為哀帝，中山王劉衎入繼為平帝。當劉恆入繼大統時，諸呂之亂剛剛平定，長安被周勃、陳平等軍功貴族集團牢牢把持。劉恆的登基之路走的也算是步步為營，倍加小心。陳平等人擁立代王劉恆的原因比較簡單，用當時的中尉宋昌的話說：
“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
可見文帝是以高帝子的身份“奉高帝宗廟”，在惠帝之後繼承宗廟是父子傳承從禮法上講並沒有錯誤。但是，劉詢入繼為帝就存在一定的問題。
漢文帝像
眾所周知，劉詢是漢武帝的曾孫，戾太子之孫，史皇孫之子。在當時並無爵位，無權無勢。不過，在霍光等滿朝文武廢除昌邑王后，劉詢得天獨厚被召入宮先封為陽武侯，後來立刻登基為帝。從當時的態勢來講似乎不符合宗法，但是後世史書中卻對於這件事進行了專門的分析。首先，昌邑王是漢昭帝的侄子，其父昌邑哀王已死，是以孝昭帝的兒子身份入繼大統。在廢除他的奏議中記載：
“高皇帝建功業為漢太祖，孝文皇帝慈仁節儉為太宗，今陛下嗣孝昭皇帝后，行淫闢不軌。《詩》雲：‘籍曰未知，亦既抱子。’五辟之屬，莫大不孝。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於鄭’，繇不孝出之，絕之於天下也。宗廟重於君，陛下未見命高廟，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
在廢除昌邑王后，漢宣帝劉詢也是以漢昭帝后的身份入繼大統，相當於是過繼給了他的叔祖父孝昭皇帝。史書記載：“高皇帝為漢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世世承祀，傳之無窮，朕甚樂之。孝宣皇帝為孝昭皇帝后，於義一體。”這也是為什麼，漢宣帝上臺後，並沒有追封祖父和父親為皇帝，而只是以太子、皇孫的禮儀對待。在當時的史官上的奏書中也能證明這一點：
“《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尊祖之義也。陛下為孝昭帝后，承祖宗之祀，制禮不逾閒。謹行視孝昭帝所為故皇太子起位在湖，史良娣冢在博望苑北，親史皇孫位在廣明郭北。諡法曰‘諡者，行之跡也’，愚以為親諡宜曰悼，母曰悼後，比諸侯王國，置奉邑三百家。故皇太子諡曰戾，置奉邑二百家。史良娣曰戾夫人，置守冢三十家。園置長丞，周衛奉守如法。”
也就是說，所有外藩入繼的皇位繼承人都在繼承皇位的一剎那從小宗過繼到大宗，作為哪位君王之後，就為哪位君王之子，生身父母與之再無關係。這也為後世的禮法繼承打下了基礎，樹立了模板。
漢宣帝像
不過，凡事也有例外。比如漢哀帝是漢宣帝之孫，定陶恭王劉康之子。在漢成帝無子的情況下被皇帝徵召為皇太子。他的父親定陶恭王也是早亡，所以他繼承皇位並無異議。為了使定陶恭王不至於絕後，漢成帝“立楚孝王孫景為定陶王，奉恭王祀。”在劉欣繼位之後，太皇太后下詔書“尊定陶恭王為恭皇，哀帝母丁姬為恭皇后。”這就是比照漢高祖侍奉劉太公的標準，只稱“皇”，不稱“帝”，以示區別。這樣就提升了定陶恭王的地位，雖然不是被追封為皇帝，但也是無上的尊榮。數年後，哀帝無子去世，“新都侯王葬為大司馬，領尚書事。秋七月，遣車騎將軍王舜、大鴻臚左鹹使持節迎中山王。使少府左將軍豐賜帝母中山孝王姬璽書，拜為中山孝王后。賜帝舅衛寶、寶弟玄爵關內侯。”相比定陶王的死後尊榮，中山王的規格明顯低了很多。
漢哀帝
綜上可知，西漢外藩入繼大宗承襲皇位需要秉持著“為人後者，為之子也”的禮法原則，不僅要認先帝為父，而且要和自己的生身父母保持距離。即使因為特殊原因可以提升自己親族的地位，但是也不能尊為皇帝。這之中當然也暗含了政治角力的鬥爭，在多種因素的影響下促成了這一局面的形成。
西漢為何會形成如此的外藩入繼制度
禮法是中國古代社會最重要的價值觀念，直接來源於“天神、地祇、人鬼”的祭祀規程，內涵了敬畏天地、祖先的思想。西漢時期也是如此，生榮死哀是當時人的價值追求。史書中也記載“漢家之制，推親親以顯尊尊。”這既是對逝者的尊重也是對於生者的榮寵，根據五服的要求，新君繼位之後要撤除五服之外的帝王陵廟，以減少開支。所以釐清宗法傳承，明確代際關係就非常有必要了。從漢高祖建立漢朝之後，他就成為了所有漢朝宗室的血統來源，“高帝受命定天下，宜為帝者太祖之廟，世世不毀”。但是，其他的宗廟在出了五服之後就視為“親盡”，應當譭棄。所以，漢宣帝以漢昭帝為父，漢哀帝、漢平帝以漢成帝為父。不僅如此，由於之後王莽篡漢，西漢滅亡。漢光武帝劉秀登基之後，為了提升自己的統治的合法性，認漢元帝為父，繼承法統。在至高無上的皇權皇權面前，這也是無奈之舉。
祭祀禮儀嚴格，秩序井然
政治因素也是決定法統繼承的重要影響力。漢哀帝由於是漢成帝生前指定的皇位繼承人，在朝廷內有很高的影響力。他上位之後，即使是在成帝一朝權勢熏天的王氏家族也必須收斂氣焰。太皇太后王氏退居長信宮，大司馬王莽辭職回到封地就國。漢哀帝如果能夠多活幾年，也許王莽篡漢的局面就不會發生。所以，追尊漢哀帝的生父為恭皇，也有王氏家族從政治上向漢哀帝示好的意圖存在。漢哀帝也是西漢歷史，乃至於中國歷史上唯一擁有兩位“父皇”的皇帝。而中山王劉衎繼位是由於王莽的擁立，實權已經盡在王莽手中，他自然無法享受這樣的待遇。他的父親也只能是中山孝王，沒有資格稱皇。
外藩入繼制度的影響
西漢由於是中國政治制度的建立時期，很多事情都被作為範例為後世所沿用，對於後代歷史有非常重要的影響。比如，東漢桓帝也是外藩入繼，他繼位後追尊祖父河間孝王為孝穆皇，父親蠡吾侯為孝崇皇。這樣的例子以後也多見於史書，這種做法既可以彌補新君對於父親的追憶與尊崇，又可以保證皇位繼承更具有合法性。不過，到了明代還是由於新君的剛愎自用鬧出了“大禮議”這樣的事件，由此可見法統對於中國封建王朝的重要性。同時，實事求是的說，外藩入繼的時刻都是整個王朝面臨重大考驗的戰略機遇期，國家會陷入無法避免的紛亂之中。這也是歷代皇朝將子嗣放在第一位的原因，即使主少國疑也勝過皇位外流。西漢時期，每一次法統更迭都必然伴隨著流血衝突和政治秩序的重新架構。漢文帝即位前的剪除諸呂，漢宣帝即位前的昌邑王廢立，漢哀帝即位前的燕啄皇孫，漢平帝即位前的外戚之爭。凡此種種都讓西漢面臨重大的考驗與抉擇，漢文帝與漢宣帝的繼位代表著西漢王朝從抉擇中勝出從而走向了輝煌，漢哀帝、漢平帝的繼位預示著西漢王朝抉擇錯誤，走向滅亡。這就是歷史的軌跡和魅力所在。
西漢地圖
綜上所述，西漢時期的法統從漢高祖尊奉太上皇開始，就形成了嚴格的繼承次序與祭祀法則，左昭右穆秩序井然。從小宗過繼到大宗之後，便會繼承大宗的一切權力，有實權的君主會提升自己親生父母的地位。由於政治因素的影響，皇位的傳承有時不是嚴格的代際更迭，但是繼位者一般都會主動追認先代的法統來為自己的統治增加合法性。這種思維也留存在了後代王朝的繼承法則之中，對於中華文化的傳承有非常大的影響。
參考文獻：《漢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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