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前文
十、交了几位好朋友
回到内地，有人问：“在香港交好朋友了吗？”
我说：“交了。”脑子里不由闪现出这么几个形象——
阿隆，个头和我一般高。爱说爱笑，脸上常常流露出几分掩饰不住的稚气。刚刚接触，他假装深沉，在我面前摆出一副哥哥的架式。后来才知道，他比我小一岁。
尹致平小姐，端正的脸上，带着一副眼镜。说话柔声柔气，像唱歌似的；装束朴素、大方；苗条的身材显得瘦弱，风一吹就要倒似的。然而，干起工作来，精力却是异常的旺盛。乍一看，还以为她是正在攻关的大学生。
刘元，个头矮矮的，头发已有了几丝的花白；眼镜片后面，有一对聪慧的眼睛。平时不怎么说话，猛地说上两句还带上几分幽默。阿隆的年龄比我小，就是他悄悄告诉我的。
到香港那天，在机场行李房，就是他们三位来迎接我们。帮着借行李车，帮着把无数沉重的行李搬上车，帮着往外推。默默地帮忙，额头上挂满了汗珠，脸上总是和悦的。记者蜂拥而上，你会发现他们三位分散在记者中间，紧紧地拦住往前凑的记者，像保护神。
第二天早上，我还赖在被窝里不想起来，电话铃声就飘进了耳朵里，里边传来了一位广东小姐说着浓重广东腔的普通话：“欧阳先生，请下来吃早餐了。”虽是催促，但很有礼貌，声音又很柔和。
何许人也？
乘电梯下楼，昨日在机场看见的这两位先生、一位小姐已等在那里了。
戴团长亲切地问：“你们来得这么早，没休息好吧？”
三位嘻嘻一笑。那位叫阿隆的先生说：“我们早就习惯了。”
那位小姐说：“투餐准备好了，今早是西餐，请吧。”这三位一定是陪同或者向导。
吃完了早餐，面包车早已在酒店门口等候了。上了车，大惠主任介绍说：“这三位是亚洲电视台社会公共关系部的公关生，负责我们这次的吃、住、行。”
热烈的掌声响起来。
“我叫刘元，请多多关照。”
“我叫尹致平，请多多关照。”
“我叫阿隆，请多多关照。”
又是一阵掌声，似热浪充满了车厢。
就这样，他们三位每天早早地就赶到了亚洲酒店，为我们张罗早餐、车辆。为我们要去的地方，铺好路程，把紧张的日程安排得井并有条。他们的态度很平和，脸上微微带笑。有时，我们遇到不顺心的事，难免不顾人家面子，忿忿地埋怨几句。他们没有丝毫的不悦，总是大度地笑笑，耐心地解释。让我们反而不好意思起来。
有时，我们累了，中途回酒店体息，请他们上房间坐坐，他们执意不去。我们小憩下楼，看见他们还站在楼下客厅等着，发现我们已下楼，忙关切地问：“休息好了吗？”
有一次，我问尹小姐：“你们辛苦吗？”
尹小姐谦和地笑道：“没有你们辛苦。”
“你们忙得团团转，还说不辛苦，心里一定有怨言吧。”我不信地播摇头。
阿隆凑过来，认认真真地说：“这是我们的工作，怎么会有怨言？”
“那要工作不好呢？”我问。
“老板就要请我们回家去啰。”刘元从阿隆身后伸出头来，俏皮地耸耸肩。
好厉害！他们没有怨言，而是满心的责任感，担子一定很沉重。
我不由想到内地的服务员、接待员。
在内地就听说，香港这个商业性很强的竟争社会，人际关系是十分淡漠的。人与人之间异常奸狡，只讲金钱，不讲别的。然而，这几天和我们朝夕相处的三位公关生，却是很单纯、很朴实，待人的那番真诚、那番热情是实实在在的，全然没有浮虚之感。
为了感谢他们的辛劳，我送给他们每人一本《红楼梦》画册。他们翻着画册，脸上绽开喜悦的笑，重重地握着我的手，不停地说：“谢谢！谢谢！”
我送给他们的只是一本薄薄的画册，却受到了如此深重的谢意，窘得我不知所措起来。
有天晚上，到亚洲电视合“我爱香港”的综合节目里去直播。邓婕、晓旭在化妆，我和阿隆坐在体息厅里，他陪着我吃饭。
“欧阳先生，我能和你交个好朋友吗？”
我抬头一看，阿隆满脸真切，那双纯挚的眼睛略显不安。
“当然可以的。”在香港交上这样憨厚的朋友，
我很高兴。
就这样，我们互相留下了地址。我告诉他，如果有机会到内地来，请一定来成都，我会热情地欢迎。
“成都有你想不到的，在香港连听都没听说过的名小吃，一定让你填饱肚子。”
阿隆说：“你不要叫我什么先生，叫我阿隆好啦。好朋友都这么叫我，今后有事就来信，一定会尽力办的。”
旅途中，是件很愉快的事。无拘无束地讲着幽默的趣事，充满了欢笑。我们还互相学习语言，他们教我们说广东话。我笨，舌头转不过来，总是学不会，也没有毅力。而阿隆学普遍话，是执著的。
孙桂贞老师（副导演）教他绕口令：“四是四，十是十，十四是十四，四十是四十。”刚开始，他把翘舌音念成了平舌音。把平舌音念成了翘舌音，大家都开心大笑。尹小姐和刘先生笑话他是个和我一样的笨蛋。然而，他头上冒着汗，却坚定地说：“我一定要学会普通话。”又开始了“四是四、十是十.....“
离开香港那天，他们三位赶到九龙火车站来送行。重重地握手告别，心里是沉甸甸的。给他们添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更觉歉疚。
尹小姐抱着晓旭说：“好舍不得你们走啊。”脸上是微笑，泪水已经转满了眼眶。
阿隆和刘元把我拉到一旁，把一包东西放在我的手上。说：“这是我们和尹小姐送给你的礼物，请收下吧。”
望着这不知名的，外观很精巧的礼物，我心里很是不忍。这份儿真心我领了，礼物却是不好意思收下。
“你是不是瞧不起我们？”阿隆有点儿伤心了。
我慌忙接过礼物：“我很喜欢，谢谢你们。”
“别忘了，给我们来信。”阿隆说。
依依不舍，依依告别，希望不要说再见，希望早日重逢。
列车离开了九龙车站。我拆开礼品盒，里面静静地躺着一件精致美观的工艺品一风铃。
那我取出它来，举在手上。窗外一阵清风吹来，风铃迎风飘动，发出悦耳的“叮当“声。
“这是我们和尹小姐送给你的，请收下吧。”耳边的声音在回响。
谢谢！谢谢朋友们。我会珍惜你们这份情意的。
回来后，忙于拍戏，给阿隆、刘元、尹小姐写信，至今还没动笔。但，我会写的。一定会写下这封充满了友情的信。真的，让挂在我寝室里的风铃作证吧。
十一、态度好极了
香港留给我最深，最美的印象是处处有礼貌。独自上了一趟街，到了闹市区，在川流不息的人海中忽然迷失了方向。再一看表，离规定的集体活动时间已经不远了。站在路沿边，在心里喊天喊地，慌得要命。
“先生，你到哪里去？”我回头一望，是位微胖身体满脸和善、五十开外的先生，微笑地看着我。
我要去的地方，跑马地，亚洲酒店。
“哦！”他略一思索，说：“你跟我来吧。”
赶时间要紧，我也顾不得许多了，匆匆地跟在这位先生身旁，往前走。
“你是大陆来的？”陌生的先生问。
“是的。”我答。
“我中学以前都在大陆度过的。”
”在什么地方？”
“扬州。”
“那里还有什么人吗？”
“外婆，是她把我带大的。”先生的眼睛仿佛越过了面前的人潮，脸上的神情十分遥远。
走到一个站牌下，他说：“在这儿坐车到终点站，就是跑马地了。”
我满心感激地说：”欢迎你再回内地来。”
他微笑地点头，重重地握住我的手说：“谢谢，谢谢……”转身走了。
望着这位好心的先生的背影，我发现他的头发上已布满了缕缕银丝，心里顿时有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滋味。
在商店里买东西，先得精细地挑来挑去，不合意的，拾腿就走，也不见老板有怨言。看准的东西，买了，老板会给包得好好的，脸上带着谢意地说声：“谢谢！”踏出门，身后还会传来热情的声音：“欢迎你下次再来。”
你会觉得心里舒坦坦的，手里购的物，也觉得珍贵了。
回到酒店，服务台的值班小姐，会给你一个灿烂的笑，问候说：“回来啦？”你点点头，心里会感到踏实了许多。
有天早晨，我醒得早，起床后，先到了客厅，还不到吃早餐时间，就想看看报纸。然而，报架上却是空的。
我走到服务台，还没开口，值班小姐主动迎上来，问：“先生，有事吗？”
“小姐，我想看看报纸。”
“好的，请等等。”值班小姐转身进了里屋。片刻工夫，她出来了，歉疚地说，“对不起，先生，今早的报纸没有来。”
“没关系。”我没有丝毫介意。
“对不起，对不起！这是我们工作上的失误，请一定原谅！"
那位小姐一个劲地对我赔礼，使我顿觉不知所措。其实，我只是看报消磨时间，然而，这位小姐却是如此这般地认真和不安，我心里感到歉意重重。“真的没关系！没关系！”
当然，不是人人对我们都是友善的。偶如给我们打扫房间的两位年轻先生，满脸阴沉，像是谁欠他债似的。早晨，希望弥漫着沉闷空气的房间早点儿被打扫，换换新貌。然而，这两位先生却迟迟不来。有时，临到中午了，才缓缓地走进房间；我们换下来的脏衣服放到清洁袋里，他们也佯装不知。
仔细一想，也明白欠了别人一点儿什么——小费。
内地不讲这个。当然我们也没有准备。曾问过阿隆先生，他说小费是写在账上一起给的，私人不必再付了。
我们的费用本就万分紧张。这两位先生没有收到小费，就对我们另眼相看了。
真是可气、可叹，又无可奈何。
但当然，我们的同胞，有时也不太注意影响。餐厅里，客人虽多，但却宁静。语调也是低低的。我们一去，叽叽喳喳地笑闹不停，声量惊人。仿佛炸弹投下来，把这里炸开了锅。宁静的气氛因为这几位的入侵，完全破坏。
我发现一对外国老夫妻轻蔑地瞟了我们这面眼，无可奈何地离去。我顿觉难为情，把头埋得低低的，心里只有一个愿望：同胞们，把那高音喇叭放低一些吧。
十二、傻里傻气的我
我这个人很笨，生活琐事，全然不会。下了几次狠心学，长进却不深。冒傻气，十有八九。能吃，而不会做；能品尝菜的鲜美，而不知里面放的是什么调料；会拿筷子，而学不会用刀叉。到了香港，遇到吃西餐，就傻了眼。
望着那香气腾腾的烤牛排、香酥鸡腿、三明治、火腿鸡蛋，真想潇潇洒酒地吞进肚子里。然而，刀子和叉子老打架，恨得我直想用手去抓。好心的人也教我：“刀子应拿在右手，叉子在左手。”
我笨拙地把刀叉抓在手上，犹如沉甸甸的武器。越足了劲儿，把一片火腿刚送到嘴边，又稀里糊涂地掉了下来。急得我哭笑不得，心里叫苦叫冤，感叹：“还是吃中餐踏实。”
早晨爬起来，激洗完毕，穿好衬衣，又遇到了麻烦事。
出来前，心肠好的孙梦泉大姐神秘兮兮地告诉我：“衬衣有两三件就可以了，领带多带点儿。”她爱人借了六根各种颜色的领带给我。我却不会打领带。拜托大惠主任帮忙，他倒挺耐心，一边用慢动作给我打领带一边还指导，让我仔细看着。打好了领带，镜子里映出的我，也还精神。难怪说领带是“男人的世界”呢？此话还是有点儿道理的。
虽然有人耐心地教，我却懒得学，如此这般地两三次，主任惊诧地问：“怎么？你还不会打呀？”我厚着脸皮嘻嘻地笑。
“会跳舞吗？”
我摇头。
“唉，当了这么多年的演员，不会打领带，不会跳舞，真笨！”
其实，不会的东西还很多，只是不好意思说。不会就不会呗，谁让我笨呢？
“明天自己琢磨，老让我帮忙，没出息！”主任一副家长神态地冲我说。
我乖乖地点头。心想：明天我你，你还会帮忙，谁让你和我同室呢？
有天早晨，我还在梦中，朦朦胧胧地听见谁在疾呼我。艰难地睁眼一看，导演站在我床边，一脸急相，让我快起来。我这才想起要去亚视在“香港你早”这个栏目里现场直播。爬起来一看，窗外才蒙蒙亮，主任还在呼呼大睡。我的领带却没人帮忙了，又不忍心叫醒他。
无可奈何，只有自已动手。手里拿着领带，脑子里满是少儿时代打红领巾的情景。而套在脖子上的领带歪歪扭扭，像根麻花。只得跑到楼下，请导演帮忙。
导演接过领带，连着打了好几次，都吊在了肚皮下，显得特别的长，很难看，王导纳闷地说：“这是怎么回事，邪了门儿了。”
我再一细看，原来走得慌忙，错拿了主任的领带。主任的领带是特大号的，配他那高大的身躯，倒也合体。配在我身上，不伦不类。
已经感觉到穿西服打领带神气的我，那天失去了领带，只得埋怨自己。
确确实实的笨！确确实实的大意！确确实实的懒！
十三、冒险
“香港这地方，很厉害。”
还没来之前，已有很多人惊惶地告诉了我。
厉害在何处呢？
”每天都有抢银行的。街上随时都有小偷。略微不注意，还会有拦略抢劫的。最好不要独自一人走，更不要穿小巷。”那紧张的口气，仿佛满城都有一张恐怖的网。是
总之，上街要小心，那仅有的几张外币，如被抢了或者偷了去，也太可惜了。
到了香港，也是为了安全，把我们安排在新华社办的亚洲酒店里。出来绕几个弯道，就是繁华处了。如果脚懒，也可以出了酒店，走上三五步，在街对面有一条窄窄的小胡同，从那里面出去，也可以很快地到达繁华街心。
总想冒险的我，听见那个惊人的、充清了诱惑力的消息，早已存有一个念头，想去碰上一次，看看是怎么样的拦劫。可是，钱包里的钞票也是经不住他们抢的。想来想去，终于想出一招：用厚厚的手纸把钱包撑得满满的，乍一看，还以为有上千上万的港币。
主意已定，驷马难追。也不顾危险。在一个深沉的夜晚，我们搞完活动回来，我对主任说“我到楼下去一趟。”就从住所里悄悄溜出来，直往那条僻静的小胡同而去。
胡同内，一盏街灯，闪烁出晕黄的光环，陪伴着我。我只等鱼儿上钩。
这鱼儿一定是身穿港衫，满脸带着凶样；而且是两条，一条个儿高，一条比我还矮半截头。手里肯定也是有匕首的。等他们要拦劫我时，我可装出一脸恐惧样，哭叫连天地求饶，把钱包扔给他们，拔腿就跑。只要跑出小巷，也就安全了几分。
我这姜太公筹划着，心里不觉有几丝的恐慌。
巷口，有两位广东姑娘，手拉手地弯了进来，刚走了两步，又猛然停下，审视地望着被灯光照得浑身灰黄的我。两人嘀咕了几句，慌忙转身走向上了正路。
她俩一定把我当成了不法分子，我心里不觉好笑。
站了好一会儿，也不见鱼儿上钩。夜色更加深沉了，那阵阵凉风扑面而来，身上已有了几分寒意。怕再晚回去，同胞们会担心，也就只有快怏而归。
后来我想，也许那些个拦劫者早已窃视到我是张寡皮，没油水可捞，是不屑于来瞎冒险的。
十四、购物记
香港有条街，名日：女人街。相当于内地的个体摊区，很是闻名。还没去香港，心里就盼着要到女人街走一遭。仿佛不去那里，就等于没去过香港一般。
到了香港，每日的活动，忙得喘不过气儿来。我和张莉、邓婕、晓旭更是马不停蹄。上街闲逛的工夫，自然也就少得可怜了。到了好几天了，香港是什么模样，也没有尽情观赏。满腹的怏怏不快，吵着闹着要上街玩玩。
去女人街！我心里在盼着。
瓢泼大雨，严严地罩住天地。从中文大学座谈回来的路上，透过车窗，往外望，细密的雨帘，衬托着一把把五颜六色的雨伞，从眼前掠过，花花点点，给人一种朦胧之感，很舒服。
阿隆凑近我耳边说：“下午两点到三联书店、中华书局搞签字售书活动，就你们四位主要演员去。”
“又有事。”我哭笑不得地点头。
“中午有一段时间休息，你们吃完饭，悄悄地出来，我们带你们四位去商场逛逛。”我一听，乐了。忙把这个消息电波般地传递给了另外三位小姐。
下车的时候，阿隆悄悄地拽住我，认真吩咐：“可千万不要让别人知道了。”
望着他那满脸的神秘，我觉得真有趣。慌慌忙忙地吃完饭，我们四个就想从饭厅摘走。
“怎么你们今天吃饭像着了魔似地快？“王导迷惑地问。
“他们下午要去搞活动，可能想抓紧时间休息一下。”还好戴团长解了围。
面包车风驰电掣地冲进茫茫雨幕中。车轮激起层层的浪花，向繁华处奔去。
世界贸易中心二楼，是个宽敞的大厅，里面又隔成了很多小商店。漂亮的时装，多姿多样；五花八门的精致小玩意儿，层出不穷。想购买的东西，这里是应有尽有，看得眼睛都不听使唤了。
冒昧地问问：一套款式新颖的西服裙多少钱？
“360 港币。”小姐满脸微笑，轻声细语地说。我一听，惊得缩回了头。
走到一个专卖男式服装的柜台前，我指着一件男式衬衣问：“先生，请问多少钱？”
“70 港币。”
贵得吓人！
那位柜台先生发现我是内地来的，平和地说：“先生你要买，可以便宜点儿。”
“多少？”
“50 港币。”
50 港币，折合人民币 21 元，买件村衣太不合算，我直摇头。
“很便宜啦。”柜台先生把村衣摆在我面前晃見，虽是笑着说，语气里却带有几分轻视。
“你知道在内地，这衣服才值多少钱吗？”一种强烈的自尊按捺不住。
“多少？”
“嘿！”我冷冷一笑，“最多也就 10 个港币。”
“啊！？”他惊呆着双眼，不相信地耸耸肩。
我转身别过了那个柜台。再一看，那三位小姐也是两手空空。一间，太贵，买不起。华丽高贵的衣饰看花了人的眼，看痛了人的心。繁华依旧，只是再也不敢去问价。
我把阿隆叫到一边，低声说：“阿隆，咱俩是朋友，我不隐瞒你，我们这次出来，外币很少，只想买点儿实惠的回去送人。这里的东西太贵，我们是不敢问津的。”
“我知道，我知道。”阿隆点头说。
“如果有时间，能不能带我们去别的地方？”
他默默地点头。
去女人街嘛！我心里在呼呼。
女人街，顾名思义，就是以卖女人衣衫、首饰为主的商业街（当然，不单单只有女人的用品）。面包车穿过繁荣、热闹的街道，在一个路口停了下来。刘先生说：“这就是你们要来的女人街了。”
“怎么？你们不去。”平时，他们总是早就跳下了车。而现在，却像被钉在了座位上。
“我们就不去了。”阿隆支支吾吾地说。“你们、可以慢慢看，没有关系的。”
真是奇怪。
我们满心欢喜地奔向了女人街。
站在街口往里望，直直的街道没有边际地往里延伸。街两旁，是满眼的衣物，挂在伸向空中的竹架上，迎风飘拂。真是色彩斑烂的花花世界。川流不息的人群，显得热闹非常。都说这里的衣物便宜，可以为自己多买一些。然而，我又哪里舍得在自己身上花工夫呢？再说，出来的时候已经买了很多，这就很知足了。
此时，想到的是给我生命的父母。为儿女操碎了心，为生活操劳到头发花白。而生活给他的是什么呢？我们儿女给了他什么呢？他没有希求报答，没有希求孝顺，他只在心里默默地希求儿女们能有一番作为。我当演员走遍了万水千山，可从来没有给父母带点儿什么回来，这次是一定要的。礼物不会很重，但重在一份心意。
看中了一条黑色的裙子，妈妈穿，是合适的。妈妈不一定缺这条裙子，但若收到儿子这点儿心意，一定会很开心。
“哥哥，给我带好看的衣服。“想起妹妹听说我要到香港去，满心喜悦，眼睛里充满了希望。
妹妹，我可爱的妹妹，做哥哥的我，怎么会让你失望呢？
常年浪迹他乡的我，心里是无奈，是歉疚。想到她那衣柜里，总是素素的服饰。硬拽着她上街，让她花钱买几件漂亮的外套，她总是说贵，总舍不得买。
问问晓旭给自己买了些什么？她也全是买给家里人的。
再问问邓婕，也是一样。
心里涌出一种难以名状的滋味，我们心里满装家乡的亲人，唯独没有自己。我天生不会购物，购回去的东西他们能满意吗？这番真情，这番心意，他们能喜欢吗？
然而，逛遍了女人街的各个角落，逛得腰酸腿痛，收获却很小。这里的衣服和内地相比，款式一般，而且做工粗，并不新鲜。
唉，又是一个乘兴而来，败兴而归。
后来才知道，这个地方，专卖最廉价的用品，档次很低，当地很多人是瞧不起这里的。
哦，我恍然大悟！难怪阿隆、刘元、尹小姐不愿意下车来陪我们。
十五、出尽了洋相
紧张的活动，没有边际似的漫长，又累、又乏。真想趴在床上，睡一个饱。
“明天的活动，去海洋公园游玩。”尹小姐在车内大声宣布。
听当地人说，没有去过海洋公园，就等于没有来过香港。所以，为了证实自己确实来过，这是非去不可的了！
终于要去游耍了，愁网笼罩着的心，仿佛见到了阳光，我们兴奋起来。
第二天早上，睁眼一看，天空阴云密布。一阵阵狂卷风，飞沙走石。真是天公不作美，让我们不得尽情游赏。我的心顿时凉了半截。
游玩，本属自由活动。下楼一看，代表团的成员，不多不少，十七位，全都到齐了。看来都不愿意放弃这难得的机会。
坐在面包车上，凝视窗外不知疲倦的风，心里在默默祈祷：“仁慈的主哇，可怜可怜我们这帮远方来客吧。娱乐对于我们，太短暂了，太珍贵了。”
到了海洋公园门口，风渐渐地平息下来。天上的云也不是那么深不可测了。几丝散漫的雨，零零星星地飘在脸上，满凉爽满舒心的。
乘着世界上最长、最高的电梯，到了山峰，俯瞰那起着微微波浪的大海，一座座美丽的岛屿、参差不齐的楼层，仿佛在脚下，真是惊人的创举！
漫步在海族宫，欣喜若狂。各种水里的动物，悠哉游哉地飘浮在我的眼面前。依稀感到离开了红尘，畅游在海的世界里，欣赏着海底的宇宙。
海狮表演，更是一绝。调皮的海狮，在水池里做出漂亮的动作，逗趣无比，引得观众开怀大笑，热情地鼓掌。海狮居然频频点头，以表谢意。简直是极美的享受！
“来！陈力，帮照个相。”
“陈力，再给照一张。”
“陈力，最后再来一张。”
面对这些绝妙的奇观，我直后悔自己的大意，忘了带照相机。如不留几张影，岂不是白走这一遭儿吗？
还好陈力热心地接受了我的请求。
逛到了游乐场，被那空中火车深深地吸引住了。说是坐在那个车上，会不习惯，会头晕眼花。然而玩得这般兴奋，晓旭、孙梦泉、东方、孙桂贞，都说死了也要去坐。我是怕晕的人，可受女士们狂热的影响，一咬牙、一顿足，也天不怕地不怕地猛奔上去，坐在孙桂贞的旁边。
火车慢慢地转了起来。望着下面那“胆怯的”同胞，脸上露出了胜利者的微笑。
转呐，转呐……头早已晕胀得似乎在往下坠落，整个身躯仿佛在天上打转，心脏紧张得砰砰乱跳，失去了平衡，一阵阵恶心，只想往外呕吐……
眼前是一片迷乱，不知身在何方。
谢天谢地，空中火车终于停住了。我晕头转向地走下车来，双脚还是不听使唤，斜斜歪歪地往前迈，也不知是怎么回事，脚一滑，一个眼斗栽倒在地，爬起来一看，发现屁股上已撕开了一个大口子。哈！四周响起哄笑声，窘得我满脸通红，慌忙捂住难看处，在阿隆的陪同下，也没有心思再玩了，急急忙忙朝停车的地方跑去。
可恶这次的出游，还是满心欢喜地去，灰溜溜地回。难堪的我，只想钻到地缝里。
到了广州，陈力十分可惜地告诉我：“欧阳，抱歉得很，那天游海洋公园，我一时大意，照相机里忘装胶卷了……”
什么？？多么不幸、可悲的消息啊！
可怜我在海洋公园，什么都没有留下，只留下了满满的难堪、无法弥补的遗憾！
十六、结束了
1987年5月6日，透蓝的天没有丝毫的云，天气很热。
下午2点35分，我们从香港九龙火车站离开；下午5点20分，列车到达了广州火车站。
终于结束了短暂、仓促的访问，完成了宣传《红楼梦》的使命。
如果有人要问，感受是什么？
我的回答是一个字一一累！
在港期间，香港的《电视周报》、《星岛日报》、《大公报》、《文汇报》、《东方日报》、《天天报》、《晶报》、《信报》、《华侨报》等五十多家报刊，宣传了我们的活动和个人专访。
香港文化艺术界的知名人士接见了我们，香港中文大学的红学爱好者也认可这部电视剧。
亚视的“香港你好”和“我爱香港”两个专栏节目组织了现场直播，和观众交流角色的创造过程。
还举办了红楼梦画片展览、服装展览……
如此来看虽然很累，却也收获满满。
1987年6月9日草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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