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还未结束，有人已经先失业了。

2月27日，还在湖北荆门老家隔离的“90后”单身女生张凯琪（化名），收到了远在深圳的单位下达的辞退通知书。公司解释，因组织结构优化，要与张凯琪解除劳动合同。事实上，在之前断断续续的与公司的沟通中，张凯琪心中已经比较明确了公司的辞退态度——很坚决。

还差一个多月，张凯琪就在这家教育咨询公司待满一年了，原本的劳动合同要到2021年才到期。公司决定，补偿张凯琪一个月的底薪，及疫情期间按照国家政策发放的工资。公司没有提前一个月通知辞退，且未发放“代通知金”，这让张凯琪不能接受此补偿方案，因而与公司的第一次协商以失败告终。

代通知金，即平时所说的“N+1”补偿方案中的“1”。依据《劳动合同法》第40条规定，企业在法定情形下解除员工劳动合同，如未提前30日书面通知员工，则应以支付1个月工资作为该30日通知期的替代。

值得注意的是，2月27日下达的辞退书，却写着公司与张凯琪在2月20日解除劳动关系。公司的操作，着实让张凯琪感到些许愤怒。

咨询律师后，律师提醒张凯琪，微信消息并不能代表是公司行为，也可能只是个人行为。因此，张凯琪要求公司提供一份书面的辞退书，但是公司迟迟没能发放。张凯琪还给仲裁院打过电话，工作人员告诉她，现在深圳市南山区的仲裁案子，至少要排到6月份。这让张凯琪感到些许受挫。

当前，全国疫情攻坚战正进入最吃紧的阶段，包括湖北省在內的多个省市都未解除封锁，大面积的复工潮还未来临。各行各业都在承受着疫情带来的冲击，尽管有关部门呼吁受疫情影响的企业尽量不裁员，不过，一些裁员事件已经悄然发生。被裁的员工，包括无法外出的湖北籍员工。

与此同时，在遭到辞退后，如何重新找到工作，也是张凯琪比较焦虑的地方。智联招聘调查显示，相比2019年同期，复工第一周（2月3日-2月7日）的招聘职位数下降了71.66%。

张凯琪的遭遇在因疫情而被解雇的湖北人中颇为典型，《凤凰周刊》与还在湖北荆门隔离的张凯琪聊了聊她被公司解雇的经过。以下是张凯琪的自述。

封城无法返工，线上办公遭拒，三次通知限期返岗，转眼就被辞退

2月20日，直属领导突然让我把手上的客户资源对接出去。我当时就很纳闷，直接问为什么，他才说实话，告诉我公司现在经营困难，需要压缩成本，不然总部也撑不下去

我当时很反对这个决定，告诉他疫情期间解除劳动合同是违法的。不过，并不管用。后面公司大boss就直接安排我的直属上司，跟我沟通赔偿问题。具体赔偿是：第一，疫情期间按照国家政策来发放工资；第二，因为我工作没有满一年，只给一个月底薪的补偿。

这样的补偿结果我并不满意，因为我们底薪跟实际的薪资有较大差异。而且，公司没有提前一个月通知我，也没有给我发放代通知金。所以，这一次协商未能达成一致。

这次沟通后，每隔两天，我连续三次收到公司的“限期返岗通知书”，分别发生在2月21日、24日和26日。内容就是，通知我在2月27日前返岗工作，如果未能在期限内返岗，就按旷工处理，且公司有权依法解除劳动合同，且不支付任何经济补偿。

这期间，我反复将荆门市发布的官方防控消息发送过去，但是领导质疑，这些政府通知只能证明“外面的人进不来，不能证明你出不去”。

虽然给出了不能外出的证明，他还是隔几天就给我转发“限期返岗通知书”。到26日，我实在没忍住，就问领导，每天发这样的返岗通知的意义在哪里？荆门是湖北省疫情比较严重的城市之一，我们从大年初二就实行封路，所有交通都停运了，我实在回不去。

我就质疑领导，是不是想以旷工的理由，让我主动离职。他当时回复“不会让你主动离职”。

回想起来，我被辞退前，公司已经有一些反常的地方。2月10日是公司复工的日子。开工前，直属领导先私下问我能不能正常返回深圳上班，后又在工作群里询问有哪些人不能正常返深。我就告诉领导荆门封城的实情，不能按时回去。

收到解除劳动关系的通知后，我才了解到，当时上报不能按时返深的人，都收到了辞退通知书。加上我一共4人，包括两名在试用期的员工和一名已经工作一年半的员工。公司总共就20几个人，只有我一个湖北籍员工。

公司正式上班前，我已经向领导请示，可线上办公。但是领导拒绝了这一要求，他认为，我们的工作在线上办公意义不大。实际上，我们的工作主要就是远程对加盟商提供一些协助和帮助，在我看来，线上办公是完全没问题的。

后来我了解到，深圳规定，如果员工提供了正常工作，企业就正常发放工资；没有正常上班就只发生活补助。不过，直到收到辞退消息前，公司都没有给我一个明确的说明，是按照我的合同性质来发，还是按照深圳当地的生活补贴来发放。

我不知道公司拒绝我线上办公，是不是一个借口，这没办法界定。不过，这期间，我一直有线上回复客户的一些问题。

劳动局调解失败，公司回复直接走仲裁，但法院排队已到6月

在2月27日收到解除劳动关系通知的早上，我们还在断断续续地沟通着。我就说，希望公司给我一个明确的回复，到底是希望我去上班，还是确定辞退？如果是辞退的话，需要给我一个书面的通知。

当时领导就回复说，“你觉得不能接受目前给出的赔偿，就继续上班。”我继续问，“你也没问过我，愿不愿意继续上班？”他当时没有立即回复我，隔了一会儿，他就直接说，“你不愿意上班就走辞退啰。”

几个小时后，公司层面就下达了一份非正式的辞退通知。我感到不解的是，明明是2月27日发的辞退通知，却写着2月20日与我解除劳动关系。相当于给我少算了7天工资。

我们公司一般是每月15日发一部分工资，过几天再发另一部分。到目前，2020年1月份的工资是正常的。

从公司透露出辞退消息后，我就跟深圳市南山区劳动局取得过联系。直到2月28日上午11点，我才接到了深圳市南山区劳动局的电话，对方问我是怎么想的，要不要继续回去上班。我当时已经比较明确了公司的态度，就回复说不太愿意，而且我确实走不了。谁也不知道，疫情还要持续多久。

工作人员说愿意出面帮忙协调，挂完电话，他就给公司领导打了过去。等了不到一分钟，又接到了劳动局工作人员的电话，告诉我，公司不接受调解，让我直接走仲裁。

我当时就想，既然公司态度如此坚决，那我肯定也只能走仲裁了。所以，我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收集资料，准备走仲裁。2月28日下午，公司领导又给我打了一个语音电话，但是我没接到，后来，我发了消息说农村信号不好之类的，直到现在也没有收到对方回复。

这期间，我一直在咨询律师。律师告诉我，微信消息并不能代表是公司行为，也可能只是个人行为。我还在协商让他们出具一份正式的书面辞退通知书。

目前的遭遇，让我觉得，公司非常没有人情味。更让我心寒的是，整个疫情期间，作为公司唯一的湖北籍员工，我没有收到来自公司方面的问候。我有家人也在广东工作，疫情期间，他们公司都是鼓励湖北籍员工先不要返回，而且，还收到很多来自人事或者行政部门的关怀。当我预感到可能要被辞退的时候，就跟家里人交流过，他们就说，为什么我的公司奇奇怪怪的。

仲裁是肯定要走的，但我现在纠结的是，我到底在申请仲裁的时候，是选择违法违约，还是经济赔偿。律师告诉我，可以尝试去申请违法解约。但是，我的朋友劝我，公司其实也没有太过分，还是凡事留一线、日后好见面。但是，我内心里面还是觉得他们的处理方式，我没办法接受。

走违法解约的话，其实金额跟提正常解约的赔偿金也差不多。因为我是2019年4月入职，签的是三年期的合同，现在工作还不到一年，对我来说，“N+1”或者“2N”的赔偿金额差不多。

除此之外，我给仲裁院打电话了解过，他们告诉我就算现在提交了，可能要排队到6月份才能开庭。所以，我现在还没确定好，到底怎么选择。

同情公司处境，但不接受违规裁员，担心后续求职因适婚年龄遭歧视

我是湖北荆门人，很多亲戚都在广东上班，每到过年，我们都会回荆门农村老家过年。原本我是打算乘坐高铁从深圳回荆门，但是没抢到票，1月20日的时候，就挤着亲戚的私家车回了老家。

坐高铁回家，要在武汉转车。现在看来，没抢到高铁票也是一件幸事。

回到荆门两天后，也就是腊月二十九（1月23日），武汉采取了“封城”措施。当时，我和家人也已经意识到，疫情确实比较严重。原本计划大年初一、初二去拜访一些亲戚的计划也搁置了，因为亲戚中一些是从武汉回来的，他们也主动说“你们不要过来了，我们也不过去了”。

到大年初二，荆门市也采取了封闭管理。因为我是党员，村里采取防疫防护的时候，我还以志愿者身份帮助村里去进行道路封闭等工作，比如设置路卡、执勤等。不过总体来说，因为在农村，新冠肺炎还不是特别严重，主要是镇上出现了几例确诊病例。

我记得2月24日武汉出现防疫通告“朝令夕改”之前，村里是给发放通行证的。不过，必须要求公司开接收证明，要求必须返回去，拿到公司的接收证明后，政府才给开具通行证。但是这也是有条件的，因为所有公共交通停运，只允许自驾的方式通行。现在的情况还不太清楚。

在与公司沟通离职赔偿的整个过程中，我的情绪并没有过多的波动。不过，说不焦虑也是不可能的，但是成年人要自己学会调节。疫情可能对个人的影响很大，但是说实在的，对很多公司的影响更大。

我们是一家教育加盟咨询类的公司，主要为一些加盟商提供服务，以此收取服务费和加盟费。受疫情影响，加盟商或者有意向加盟的客户肯定会减少，公司经营有困难，我也能理解，甚至做出裁员的决定，我都能接受。从我的角度来说，我同情公司的处境，但是我不能接受不合法合规的裁员。

公司现在具体的情况，我不太了解。前几天，我委托一个同事帮忙，她告诉我，大家在最近都陆续回办公室办公了。他们之前一直在线上办公。

我现在还没有重新求职的打算，一方面，以我工作多年的经验来判断，近期招聘需求是很少的；另外，我现在还不能确定什么时候能回深圳。

作为一名“90后”单身女性求职者，会不可避免地面临企业询问什么时候结婚、生子之类的问题。这也是后续求职我比较担心的地方。

来这家公司之前，去面试另外一家公司的时候，面试人员耗费了很多精力去问我的个人婚姻状况，整个过程让我有被冒犯的感觉。实际上，女性工作者的年龄和生育问题，肯定会影响到用人单位的最终选择。以我现在的年龄，我再去找工作，还是感到比较恐慌。

尽管如此，短期内，失业并不会对我产生太大的经济压力，因为我现在在老家生活，成本很低。但是返回深圳后，就说不定了。回老家过年前，我退租了每月房租大几千的公寓，这个临时的决定，为我省了一大笔开支。

疫情结束后，我还是会回到深圳，再重新找一份工作。对我来说，现在最紧要的还是收集仲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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