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茶文化由来已久，茶自古是文人雅士最喜欢的一种饮品，尤其是皇宫贵族，对茶叶的品质要求极高，《红楼梦》中就写到过许多吃茶的趣事，随着近代外国列强打开清政府的国门，茶叶更是传到了欧洲，茶叶一时成为欧洲上流人物争相购买的名品，茶叶普遍受到欧洲贵族的追捧后，也让许多资本家看到了茶叶贩卖之间巨大的利润，为此外商在通商口岸设洋行专门采卖茶叶，茶叶贩卖在中国一时兴起，许多人都投入制茶、售茶这一行业，在十八世纪中叶，全世界的茶叶出口都来自中国，中国茶叶在世界茶叶市场比重巨大，这一时期也是中国茶叶市场最繁荣的时期。但是随着十九世纪末期，印度和锡兰相继种植茶叶成功后，中国的茶叶市场急剧下降，但是总的市场仍然高居42%。
从十九世纪末中国茶叶在世界茶叶市场急转下滑，到了1923年，中国茶叶市场占有率仅为13%，到了1935年，再次下滑，只有个位数字的7%，中国茶叶市场因何由全球最大的茶叶市场而一步步衰退到连十分之一不足？我们知道资本市场规则下，供求关系是商业市场不变的原则，印度、锡兰的产茶一般由英国人控制，而英国又是率先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为此中国近代手工产茶和机器制茶的水平自然不可相提并论，固然有很大因素和国外茶叶竞争、国内制茶方式落后，市场推销力度等有关，但是仔细分析深层次的原因，我发现中国茶叶市场的衰落，不仅仅是技术问题，更是民国政府的一个金融问题。何以这么说，我们知道中国近代尤其是民国时期，军阀混战，在金融体系的建立上，没有一个统一和平的经营环境，大多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纷乱，这也导致一任领导有一任的政策，在政策的连贯性上有着很大的问题，常常是一个金融政策还没开始实行，领导人已经下台。或者拨款实行，却被别人中饱私囊。今天就具体分析一下茶叶市场衰败的原因。
中间商的高额贷款和洋商的垄断，导致近代中国茶叶问题越来越严重。
中国的制茶历史由来已久，早在宋朝就有专门的茶马司负责茶叶的贸易，但是这一时期都是小规模的贸易，无法实现大规模的茶叶流通和出口，随着列强在中国建立通商口岸，列强将自己国家产出的商品输入到中国，加速了中外的贸易往来，这一时期茶叶成为出口外国重要的物资，随着茶叶市场的不断扩大，茶叶市场急速的竞争，形成了一种茶农、茶商、茶号、茶栈的经营模式，茶农主要是小的生茶茶叶的农民或者以家族、村社为基础的产茶组织，由于中国茶叶分布较广，又经历经千百年的农业社会，自然在生产上缺乏大的专业产茶机构，这些茶农主要负责茶叶的种植。采摘以及最原始的粗加工；茶商是专门贩收茶农茶叶的的中间商，再到茶号就是算比较高级的负责外销的精制茶商人，有一定的规模和包装，茶栈主要专门负责向海外销售精制茶，这类机构一般和洋商联系紧密。随着这种销售模式的扩大，出现了一系列的茶叶金融问题。
茶叶金融问题的出现，我认为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就是茶叶市场的不断扩大，茶商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却无资本支持。到光绪十二年，茶叶对外输出已经达到了134万公担，这也是茶叶出口最高的一次，按当时的市场计算，这些茶叶的价值高达5220万两白银。这一时期的茶叶出口交易最主要的是在上海这个大的通商口岸完成，上海一跃成为全国最大的对外贸易中心，据统计上海1920年农副产品交易达到了39.09亿元，在全国对外贸易的市场中，有高达42.38%的占有率。这么高的资金交易不可能直接从商人之间的交易完成，而是通过政府的金融款项调拨完成。而这一调拨必然出现很大的金融问题。茶商自身发展受阻，而政府财政支持有限。
第二个原因是，中国茶商不重视技术，而且可周转的资金有限。无法形成良性循环，与外国茶商无法竞争。中国的制茶大都是以小作坊或者小团体生茶的，尤其是从茶农到茶商再到茶栈无法形成规模效应，大家都是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不能有步骤有规模的大批量生茶，这也导致茶商手里无法形成大的资本，据调查中国茶商资本普遍欠缺，但是对资金的需求却很大，这一强烈需求民国政府根本不重视，这我会在下一步讲到。据统计，只有汉口和福州两处市场中茶号资金不欠缺，其余茶号固定资本少的可怜，修水平均固定资本不足500元，祁门不足400元，内地茶号一般不仅靠自身资本经营产茶，很大一部分靠借贷维持经营。
既然说到了借贷，必然会牵扯到信誉体系，而当时的信誉体系一片空白，借贷完全靠个人品格或者多年往来的交情，或者甚至有专门的放高贷的机构，而茶号的贷款来源一般来自于茶栈，下来才是钱庄、茶行、银行等。茶栈不仅可以将茶商的茶介绍给洋商，而且也向茶商放贷，当然作抵押的也是茶叶。银行与茶商之间的贷款交往几乎没有。而反观外国，简直无法相提并论，1936年设立在上海的英国商人贸易商，平均每家资本190多万元，而各国在上海的贸易商也平均资本在50万元左右，中国的贸易商在上海平均只5万元。国内茶商如何和这些大鳄相比
，当时的茶叶利润基本被外国垄断，中国商贩只在生产和收购上可赚的利润极为有限。第三，金融机构对茶叶市场的不作为，让原本资本薄弱的中国茶商发展更加举步维艰。
上海的通商带动了茶叶的发展，但是相应的金融机构却没有发展起来，没有资金融通渠道是茶商发展的困境，之前提到过茶商一般是和茶栈借贷维持经营的，但茶栈也相应的要求茶商将茶叶作抵押，这让茶栈获得了茶商的销售垄断权，而茶栈的资金来源又是和洋行挂钩，这就一定程度上受到洋行的制约。层层盘剥下，中国的茶商经营可谓是举步维艰。其实此时就需要政府来配套相应的金融机构以及信用体系支持茶叶的发展，但是国内的金融机构对茶叶市场极为冷淡。到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之下的农业银行就有23家，资本总计可达1900万元，但是这些农业银行大都有名无实，根本不关注茶叶市场，既不重视农业，也不重视工业，大多数只是作为发行钞票的机构，或者有些转变成商业银行，专门投机。
所谓国计民生，民国政府虽然打着农业银行的幌子，却在对农业的支持上闭眼不看，只有农工银行在浙江分行有一部分农贷外，其他的农业银行和农业根本就十杆子打不上，国无计，百姓怎么能注重农业发展呢？政府不注重茶叶市场的发展，这也是茶叶市场一退再退的重要原因。、
农业银行对茶叶市场的发展毫无作用，倒是商业银可以放贷，但毕竟是杯水车薪。
民国政府商业银行对农村主要通过三种渠道贷款，一种是信用合作社，一种是华洋义赈会，一种是农业仓库，这三种放贷形式都是间接放贷，而且限制颇多，农民只有通过这三种间接机构可以贷款，但是大体来说对农民的贷款额度都很低，比如对农贷款最高的银行也只占17.7%，茶商能够从政府机构获得的资金极为有限，根本无法和外国茶商抗衡，即使这些在政府强烈逼迫下向农民贷款的银行，其间也各有猫腻，经常会出现挪用农贷资金的现象。比如民国政府下的中国农民银行垫借军政款额至1940年6月底，高达5.73亿元，而在1939年也有4.22亿元之多，民国政府资金流入军政手里，而不注重农业发展，这是限制茶叶市场发展，导致茶叶市场连年下滑的重要原因。
靠借高利贷维持经营的茶商，必然最后走向衰败。政府财政不支持发展，茶商只好找民间贷款，据统计农家现金负债者占总数的56%，而这些负债群体，借款的来源只有1.35%是靠合作社借款，很大程度上是靠向富商借高利贷，这部分人占总数45.1%，而向亲朋好友借钱者占8.3%，向地主借钱者占9%，向商家借钱者占17.3%,从这份数据中可以看出茶商的窘境，大多数靠向富商借贷，而民间放贷高达2分或者3分，相比于国内的茶商，印度茶商借贷只有四五厘。这种利润低，贷款高的高压环境下，导致茶商的利润无法完全保证，1920年的茶农相比于1915年少了四五成。茶叶的外销、内销都由商业高利贷者间接垄断，茶商在夹缝中生存，民国时期茶叶市场日转急下，几近衰败。
茶商投资茶业银行的尝试，只是一种无力回天的挣扎
茶叶市场的衰败，一些实业家开始呼吁社会扶助茶叶市场的发展，但是银行仍然嗤之以鼻，实业家振振有词，“欲谋茶业之发展，其先于抵制洋商，欲抵制洋商，非纠集公司，鲜克有效。”，为此实业家不仅要支持创办大的茶业公司还准备创立茶业银行，为其注入资本，似乎一针强心剂便可挽救茶业之颓势，1920年徽州茶商组建第一个茶商银行，但终究以失败告终，失败的原因有四点：
一是银行支持下的茶业公司产茶价格高昂，和英商在价格战上无法比拼；二是日本、印度的茶叶里多掺杂中国茶叶使得中国茶叶的信誉大为受损，销路难开。三是苛政赋税繁多，茶叶流通时多道关卡收税，利润无法保证；第四，洋商在中国茶上缺斤少两，蒙混舞弊，中国茶叶终究受制于外国垄断。
到1940年茶叶市场仍然一蹶不振，1939年12月17日，安徽茶商在屯溪召开了一次筹备会，准备再创茶业银行，重振茶业。但是这一举措并未得到政府的支持，各地茶商也因各自利益，不了了之。中国近代茶叶的衰退，有农业生产制度下，小作坊生产的弊端，以及技术不成熟等原因，但是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茶商资金不足，无法支持自身发展壮大，这和民国政府的财政金融体系密切相关。我认为有四点原因。
第一、民国政府的农村金融体系存在巨大的问题，农业类银行对农贷极少，根本没有发挥出农业银行支持农业发展的作用，第二即使是商业银行，也对农贷有很多限制，无法支持制茶产业长足发展，三、茶栈、钱庄等旧式金融机构对茶业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缓和作用但是毕竟是杯水车薪，无法提供有保障的资金支持，而且也大多有放高利贷者；四、近代民国政府产业政策大多服务于政治，对于无法获得短期利润的制茶产业不重视，也不能为茶业发展提供有力保障，茶业的融资问题成为制约茶业发展的关键所在。
民国的金融体系终究来说是追求暴利，为政治服务的不健康的体系，对国计民生没有长足的支持和计划，这种金融体系是脆弱的，也是不堪一击的。
閱讀更多 木月先森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