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站在中国青铜博物院还是殷墟博物馆，面对三千多年前的青铜食器，我总在想那时的人有着怎样的饮食心理。尤其是一次次看着青铜器上的饕餮纹时，总会浮现出一个神话中的饮食贪婪形象。
中国古代神话图书《山海经》中的饕餮是一种神秘怪物，其形状如羊身人面，眼在腋下，虎齿人手。到了夏商时代的青铜器上，饕餮就成了常见的花纹。在此后的文献中也屡有关于饕餮的描述。《左传·文公十八年》就说：“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侵欲崇侈，不可盈厌；聚敛积实，不知纪极；不分孤寡，不恤穷匮。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谓之饕餮。”
古代传说中的饕餮最大特点就是贪吃，只有一个大头和一个大嘴，最后把自己都吃掉了。《吕氏春秋·先识览》中说，饕餮是礼器上的兽形纹，其意与饮食贪欲有关，“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更也。为不善亦然。”
按照《吕氏春秋》的说法，饕餮吃人但未及吞咽。这就形成了一个饮食道德问题。吃，作为人与动物的生存需要，行为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但是饕餮的进食方式和后果违背人文——它吃的是人，而且食而不咽，进而导致伤害到自己。
无论是出现在古代青铜饮食器具上，还是记述在文学、历史书籍中，后人可以判定的是中国古人早已将饮食与道德关联，在这种文化认知中饕餮是一个重要的符号——违背道德的饮食行为会给自己带来报应。
再往后世，饕餮的贪欲不仅对应在饮食上，还广义化于更大的范围。唐代诗人杜甫在一首《麂》中写到，“衣冠兼盗贼，饕餮用斯须”，通过传说中的饕餮形象来比喻唐代上层人士自我沉溺式的贪婪。
其实，任何人只要简单地想想就能够明白，当人成其为人的时候就意味着吃不仅仅是生物性的选择，更具有了道德属性、文化属性、社会属性。《诗经》中有一首《绵蛮》就说，“饮之食之，教之诲之”。后来的荀子不仅赞同这一观点，而且引申到政府的重要功能，不仅要满足公众的物质需求，还有提供道德指引。而一个人只有当自然欲望与包含道德在内的文化相结合时，真正的人的秩序才能够建立。这个秩序当然就包括了饮食规范。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反饮食规范的问题总是出现。像春秋时齐桓公的厨师易牙，为了取悦主公竟然将自己的儿子煮成汤给齐桓公品尝。到了今世，没有易牙了，但是喜食野味的人大有人在，甚至发展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不仅引发某些动物功能性的灭绝，还引发严重的疫情——像2003年的非典型性肺炎，像2019年12月在武汉出现、蔓延到全国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置身疫情严重的社会环境中，眼前又会浮现神话中的饕餮，也会出现青铜器上饕餮纹——早已告别了茹毛饮血，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爱吃没有安全保障的野味？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卫生安全危机后人们能够觉醒吗？
人类进入农耕文明后，大部分人就告别了吃野味，动物性食品主要来自驯化后的家畜。唐代传世的食谱里记载的食材都是常见农牧产品，并非今天穿越小说中脑洞大开的怪异食材。唐人韦巨源记录顶级宴会的《烧尾宴食单》里，58个菜品的原料主要是鸡鸭鱼肉各种蔬果，和今天的主流食材没有多大区别。那个时代的主流文化和饮食习惯是反对食用野生动物以及奇形怪状的食材的，认为那是“蛮夷陋俗”。到了世俗程度更高的明清，食野味也没有成为主流饮食文化。
现代文明开启，尤其是在现代医学和营养学面前，吃野味是陋习，其他不健康的饮食习惯也显得格格不入。在欧洲一所孔子学院工作的同学就说，每个人都向往美食，每个人都有民族饮食文化记忆，但是饮食文明中的生态规则、健康规则，无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应该是趋同的。
2003年的非典疫情让全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再次指向食用野生动物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让全民又陷危机……
时光流逝，饕餮被人们淡忘了，偶尔有电影《长城》重新注解了一下这个古老形象，此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让人重拾这个“害及其身”的记忆——嗜食野生动物的现代饕餮需要割除饮食陋习和病毒一样的价值观了，只有重建理性的生活态度才能与大自然讲和。
再见，饕餮；再见，内心的荒芜与空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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