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王尽美在国民党一大的内容，以前很少，都是一笔带过。通过查找《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发现了王尽美在国民党一大的二次发言，弥补了王尽美的珍贵史料，对重新研究王尽美，提供了新的线索。这是党史的幸事。
【关键词】国民党一大 大会会议录 教育思想
王尽美
在中共历史上，能参加中共一大和国民党一大的代表，寥寥无几，仅有3人，即毛泽东、张国焘和王尽美。
张国焘仅参加国民党一大3天会议。最后投靠蒋介石，被开除党籍。
难怪毛泽东在建国前和建国后，多次提及英年早逝的王尽美。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中说道：“王尽美和邓恩铭是山东支部的创始人。”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的山东代表马保三副省长说：“革命胜利了，不能忘记老同志。你们要把王尽美、邓恩铭烈士的历史搞好，要收集他们的遗物。”
历史在沉默中爆发。
有关王尽美参加国民党一大的史料极少。公开结集出版的诸多王尽美传中，只是一笔带过，没有细说。
笔者最近翻阅《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9期，中共广东省委党校欧阳湘同志撰写的《毛泽东参与国民党一大期间中共党团领导考》一文中，提到王尽美在国民党一大发言：“王尽美有2次，都是关于教育问题，没有政治争议。”
这是目前公开所见王尽美参加国民党一大最新的说法，也是最珍贵的史料。
仅仅20个字，弥足珍贵，成为笔者查找王尽美在国民党一大的内容和撰写此文的重要线索。
还有一个原因，2006年中共青岛市委党史研究室拍摄的文献片《王尽美》，之前，笔者去沈阳电视采访了王尽美的长子、吉林省军区副司令员王乃征，没有谈到这方面的内容，现在看
早在1992年，笔者曾为王尽美写了一首诗《躺下如河——纪念王尽美烈士》，发表在1992年第一期《青岛党史》刊物上，后收在2009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王尽美遗嘱与研究文集》。
鉴于这些对王尽美的情愫，党史人的不忘初心，走进了书山。
书山无路，历史才有遗憾，在于没有发现。还在于历史久远，历史当事人已经作古，没有回忆。
书山有路，历史才被发现，发现就是奇迹。
笔者幸运，2018年1月，在网上发现了广东人民出版社于1984年7月第1版出版的、内部发行的广东文史资料第42辑《中国国民党一大史料专辑》，并订购回来。
于是，王尽美在国民党一大神秘的面纱揭开了。
王尽美在国民党一大，主要记录在《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里。这本身就是一份珍贵的文献资料，详尽地记录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具体过程，为研究国民党一大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最直接材料。这份文件目前在国内已极少见。
难怪，众多研究王尽美的学者，没有发现这份史料。时光荏苒，34年过去了，就当时来说，党史机构刚刚成立不久，地方的党史部门成立的就更晚，信息不畅，没有现在这样的网络共享，在所难免。
正如史学家傅斯年所说：“史学便是史料学”。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据《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第十五号记载，王尽美在1924年1月29日下午2时开会时登台发的言。议题是第七案《请废除现时资本教育制度，实行国家义务教育制度为本党政纲之一》。这个提案是由胡谦①提出的。遗憾的是笔者没有查阅到这份提案的原文。会议录原文如下：
十七号胡谦②登坛说明本案旨趣毕。
主席提案人已将提案旨趣说明，按照报号发言顺序，请何代表世桢③发言。再者，本来午后开会主席团原定李君守常主席，因李君未到，故由本席主席，现李君已经到会，且本席下午尚有他项要事请假半日，仍请李君主席可也。
主席汪精卫退席。
主席团李守常④主席。
①胡谦（1982--1927）,国民党高级将领，时任大元帅府军政部次长，后首任黄埔军校教育长。
②十七号，是胡谦参加国民党一大的座位号。毛泽东是39号，王尽美是3号。
③何世楨（1894--1972），五四运动任上海学联会会长，结识孙中山加入国民党。后到美国留学，获法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上海大学学长（教务长）兼英文系主任，孙中山的法律顾问。
④李守常，即李大钊。
一百五十一号何世桢 登坛略谓本席为政纲原案中关于教育一条之第二项有补充修正条文为“国家对于全国男女学龄儿童负教育上之绝对义务，不得使人民因贫苦而失受教育之机会。”请大众讨论公决。
主席 何代表对于政纲中教育一条之第二项提出补充修正条文，有附议者请举手（附议者在十人以上）。
十三号刘伯伦①何君提出之补充条文，拟加入何处，是否主张加入政纲？
主席 何君谓补充原案。
三号王尽美 加入是加入补充，是补充请主席注意。
四号沈定一②综校胡、何二君之言，不过一句话可以包括。所谓教育机会均等罢了。用意未尝不善，但是宣言在本会期中已经通过修改政纲，惟总理有此权衡，本席主张仍照先例，将胡、何二君之提案均予保留，俟明年大会时再付议决定可也。
主席 现在王代表发言。
三号王尽美 本席意见与沈代表同，顷沈君已说得很透彻，本席以为政纲已经通过，不能改变，主张将胡军提案，交付中央执行委员会保留明年大会时再提出付议。
以上就是王尽美在国民党一大关于教育问题的仅有的二次发言。
①刘伯伦，原名刘拜农，江西人。1922年冬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江西建立时的第一任临时书记。1923年7月加入中共，后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1927年，国民党江西省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省执行委员。后脱党。
②沈定一（1883--1928）,1920年，与陈独秀、李达在沪组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国民党一大当选为中央候补执委。1925年1月参加中共四大，因反对陈独秀的家长作风而退党。后担任国民党“清党”委员会主任委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
这里说的明年，即1925年，国民党二大没有召开，国民党二大召开在1926年。而王尽美在1925年，在青岛积劳病逝。
这是历史的遗憾。
历史也不能假设。
王尽美之所以在国民党一大关于教育问题能够发言，是因为他对教育有深刻的研究，并发表过文章，即教育救国救民的思想。如《乡村教育大半如此》，1920年10月22日发表在《泺源新刊》第七号。同年11月2日、5日、9日在《泺源新刊》第十号、十一号、十二号发表的《我对于师范教育根本的怀疑》。1921年1月1日在《励新》发表《山东的师范教育与乡村教育》。
这都是王尽美参加国民党一大三四年前撰写的。王尽美教育的思想已经转化成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
偶遇、偶得《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虽然王尽美发言文字不多，仅仅75个字，但是也是难能可贵。但愿笔者提供的这一线索，让更多的研究王尽美的学者，发挥他们的睿智，完善王尽美的史料，让历史不再沉默。
《工人周刊》建刊时的主要编辑人员 罗章龙
杨明斋——山东平度人，清代秀才，家贫，少时出国至海参崴作华工，俄国十月革命后，参加革命，徒步西行经黑河、赤塔至莫斯科参加工作，为苏俄党员。他曾向守常道及经历，守常大加赞赏，称他“万里投荒，一身是胆”。一九二〇年返国，初任国际代表翻译，继留北方，在济南发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旋到北方区委工作，亦在《工人周刊》工作。杨时年已四十许，独身无家室，朴实好学，具工人本色，住北京地安门大街鼓楼福祐寺偏院，翻译著述所有收入除少数自维生活外，余数均作为党费交出，暇时为书记部同志讲解俄文语法课程，炕头中西书籍散乱。他无嗜好，所著《评中西文化》一书，蜚声国内，其书内容分四卷十六章，一评“中西文化及其哲学”，二评“先秦政治思想史”，三评“农国辨”，四总解释。全书主要在解析中西文化之由来及其社会进化史之结果，并说明中西政治、经济民族性格不同之所由然。明斋平日自甘韬晦，埋首革命，后来不知所终。
《工人周刊》的创办要溯源到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早期的刊物《劳动音》。
一九二〇年上半年，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酝酿组成后，会员—面研究和译述马克思主义著作，一面特别注重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与实践。部分会员分赴铁路、矿山和工厂进行调查、访问，获得了有关工人劳动、生活的第一手资料，同时也体察到一些问题，包括如何在工人中传播阶级革命的思想，启发工人阶级觉悟等。其中一些调查报告曾发表于当时的报刊上，但为数有限，影响也不够深远，大家感到有必要自办一个刊物，专门研讨和报导有关工人方面的问题和消息，以唤起社会的广泛注视。随后不久，北京共产主义小组诞生，这种想法就更趋迫切，为创办一个旨在工人中进行革命思想教育的刊物，已是势在必行了。于是，与上海小组的《劳动界》、广东小组的《劳动者》创刊的同时，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劳动音》也应运而生了。它于一九二〇年的十月革命节出版了创刊号。我参加了编辑工作，
此后，《劳动音》的出刊工作就由我承担了。
那时我正忙于在长辛店筹办工人补习学校和组织俱乐部工作事宜。刊物没有能维持多久，就停刊了。
次年的四、五月份，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一次会上，讨论到如何加强党的宣传教育问题。这一时期，我们在长辛店、南口等地的局面已经打开，长辛店的工人补习学校，已是遐迩皆闻，外地工人纷纷来信询问，工人俱乐部也在组织酝酿中，工人运动的经验急需交流推广。于是，有人建议恢复《劳动音》的出版。我建议新办一个刊物，作为宣传品，介绍各地工人运动的状况和经验，启迪工人的阶级觉悟，鼓动工人运动。既是党的喉舌又是工人自己的言论机关。对此，大家不谋而同，一致主张立即办起来。有人还提议办成一个《工人日报》，大家随即考虑到人力物力不济，一时不易成功，最后决定先办一个《工人周刊》，并推定我来主持筹办工作。开创的经费由同志们筹措，各人当场认捐，集资八十多元，已够办创刊号的费用。守常说：“最近可再拿出五十元，一定要办好这件事。”就这样，大家齐心协力开始了筹办工作。当时新闻纸是从日本或瑞典进口，价格昂贵。幸得北大印刷厂工人大力赞助，设法弄来一些廉价纸张，并承担印刷任务。经费方面还得到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和各地工会、俱乐部及工人的多方支援。《工人周刊》从刊头到版面设计都是自己动手，甚至捡字、排印，我们也和工人一起利用业余时间去做，这样可以节省开支、缩短时间。创刊号的版面是由子青设计的，宋天放亲题刊头，由于刊头一时不易制备，他又亲自用木头雕刻出《工人周刊》四字，制成印版。这样，《工人周刊》终于按原定计划出版了。创刊号大约在一九二一年六、七月[2]间出版。
《工人周刊》是党在北方的主要党报，它始终旗帜鲜明地宣传共产主义思想，鼓吹工人运动，因而为历届北洋军阀政府所深恶嫉视，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尽管秘密印刷出版，但仍屡遭查禁，报刊工作人员横遭缉捕、关监。加之，刊物经费主要仰仗党员自筹，经费十分拮据，以致经常脱期，停而复出不知几多次。其艰难困苦程度可以想见。但报社同志屡败屡战使刊物得以继续出版，坚持下来。从一九二一年开始到一九二六年止，前后有五年之久，累计期数约在一百五十期以上，成为大革命时期持续最久的党刊之一。
《工人周刊》设有编委会，一九二三年前曾任过编委常委的有李守常、宋天放、高君宇、何孟雄和我，我担任主编。除上述诸人外，还有编委杨明斋、缪伯英、陈为人、吴汝铭、王忠秀、李梅羹等。
（校稿：游金地 何良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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