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原王朝為核心的農耕文化圈與遊牧民族的草原遊牧文化圈的對抗與對立貫穿了整個中國歷史。
這種對抗自商周開始至清朝入主中原結束，在這激烈的對抗與碰撞中，中華歷史進程及其格局受到了極其深刻的影響。
農耕文明與遊牧文明的第一次大對決發生在漢武帝時期，在此之前農耕文明鮮有主動出擊匈奴的案例，他們大多都是龜縮於自己的勢力範圍之內，時刻警惕遊牧民族的掠奪。
到了漢武帝時代，漢匈兩國之間攻守形勢逆轉。
農耕文明在名將衛青、霍去病的帶領之下封狼居胥，一舉擊敗了中原王朝幾百年的心腹之患，致使漠南無王廷。
但是匈奴文明作為一個遊離於中原文明之外的文明，並沒有在這次失敗中崩潰，並且匈奴人所開創的草原遊牧文化影響了後來眾多的遊牧民族。
自從匈奴消失於漠北之後，鮮卑、柔然、突厥、蒙古等帶有部分匈奴血統的遊牧民族繼承並發展了草原遊牧文化體系，並使之成為與農耕文明相對立的遊牧文明。
作為獨特的文化圈，遊牧民族的文化及其文化體系是支撐其文明形態延續的重要因素。
這也是遊牧民族在中原王朝近千年的打壓之一，不僅沒有被消滅反而幾次喧賓奪主入主中原的原因之一。
匈奴人的文化習俗及其基本特徵
匈奴有哪些文化習俗？
得益於司馬遷所著《史記》，我們能跨越兩千多年的時空得知匈奴人：“居於北蠻，隨畜牧而移…毋文書，以言語為約束…兒能騎羊…少長則射狐兔…寬則隨畜因射禽獸為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
《史記·匈奴列傳》作為我國第一部詳細記錄北方少數民族生活習性的典籍，其所具有的開創性和具體性是我們研究匈奴文化的重要文獻。
自匈奴之後，北方各少數民都奉匈奴文化為開端，在不同程度上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相互繼承和發展，從而構成了一條獨特的草原文化傳承史。
從司馬遷的描述中，我們可以得到許多關於北方少數民族尤其是匈奴人在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方面的基本特徵。
01簡單的社會組織結構，缺少中原文化的仁義道德觀念
從其社會組織結構來說，與中原農業民族的中央集權不同，北方民族的社會結構較為簡單。
“君臣簡易，一國之政猶一身也（《史記·匈奴列傳》）”。
並且草原首領對於部落人與人之間的約束較為寬鬆，沒有中原文明的那種仁義道德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道德觀念。
據《史記·匈奴列傳》記載匈奴族：
“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如果以中原王朝的道德觀代入匈奴，那麼這種取後母、兄弟妻之事不僅為大逆不道，而且其人還會被視為衣冠禽獸，但是在草原文化當中這些都習以為常。
02隨水草而居的生活習性使得他們軍事組織與社會組織相結合
同樣，在草原遊牧民族的社會組織結構中，軍事組織通常與生產組織相結合，也就是平時為農戰時為兵的制度。
這種制度的推行與遊牧民族自幼騎羊彎弓射狐、兔的習性有關，同時這種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得草原部落有著近乎可怕的戰爭動員能力。
與重視務農、穩定的農耕文明不同，遊牧文明由於其生產資料為牛羊，所以他們必須隨水草而居。
由於生活遷徙頻繁，變動性大，所以他們也養成了生活簡易、民風淳樸的習性。
同時草原人民自幼騎射而附帶的戰爭軍事天賦，也養成了他們好勇鬥狠天性。
在此基礎上而形成的軍事組織富有極強的組織紀律性。
他們所開創的騎兵戰法、戰術、戰略等也極大的豐富了中國古老的軍事科學。
軍事組織結構的不同只是匈奴文化與中原文化的不同點之一，因其自然條件與生活環境不同，北方民族還有很多獨特的生活方式與行為邏輯。
03匈奴人還保存著較多的巫史文化
據《史記·匈奴列傳》：“（
匈奴）舉事而侯星月，月盈狀則攻戰，月虧則退兵”等相關資料的記載，可以得知匈奴文化中大多還保存著較為原始的巫史文化。他們仍保持著遠古時期人們對自然如日月、山川、森林以及祖先的崇拜。
並且會依據相關的自然現象來決定某些重要的大事，如征伐、祭祀等。
北方少數民族對於死亡的理解較為獨特，他們認為“人死了，但仍以某種方式存活”。
人的死亡不過是從活人靈魂向死人靈魂的轉換，所以在他們的生死觀當中，無論是火葬、天葬、土葬還是殉葬的儀式中，無一不充滿著神秘的巫術行為。
04草原文化的流動性與開放性鑄就了獨特的草原文化
北方的區域文化中涵蓋得有草原文化、森林文化、漁獵文化等。
不過這些都以草原文化為基本形態，而草原文化的特性就是具有流動性與開放性。
這一點恰恰與中原地區穩定、保守的農業文化形成鮮明對比。
遊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使這個民族生氣昂揚、充滿活力且善於吸收異族文化，進攻性強。
同時也使得其人民性格豪邁剛直、不拘一格、慷慨豪放等。
但是福禍相依，草原人民這種居無定所的生活方式也使得他們沒有足夠的文化沉澱，也難以形成深厚的文化底蘊。
因此很長的一段時間內他們都沒有屬於自己的思想和文化巨人，所以當其與具有很強凝聚力、同化力的中原文明相接觸時，就易被其吸納、接收和同化。
也正是與農業文明的同化，使得草原文明在一定時期內政治、思想、軍事等各方面開始出現偉大人物。
兩大文化圈的對峙
遊牧與農耕兩大文化圈的對峙與摩擦在一定程度上也促進了經濟的交流.
如草原民族缺少的絲綢、糧食、茶葉、金屬工具等其他生活用品，就需要向中原人民購買或者置換以滿足其需求。
而草原民族所富有的牲畜及其副產品、玉石、土產等就可以作為向中原人民交換物品的媒介。
隨著經濟交流的深入，兩大文明圈逐漸從單一經濟交流走向文化交流。
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在其溝通交流的過程中隨自身需要，而從對方身上攝取相應的成分。
典型的例子就是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改革、北魏漢化等。
這種交流本是雙向選擇、互利互惠的過程，但是隨著交流的深入，草原民族越來越覬覦中原人民的財富。
而具有進攻性的他們嘗試著掠奪中原人民，也是由此他們發現掠奪而來的物資更多，更方便。
於是為了時刻防備來自北方的威脅，在戰國時期，處於中原文化圈的各國開始在各自的邊境修築長城。
在秦始皇一統六國之後，他又將各國分散的長城鏈接成一個整體以完善中原王朝的北部防線。
秦長城的修築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中央集權政體的形成過程，同時也間接地促進了匈奴的統一、加強了匈奴內部的凝聚力、建立國家政權和加劇了兩大文化圈之間的衝突。
這種衝突在秦漢時代尤為劇烈。
秦漢時代，中原文明與草原文明始終在“戰”與“和”之間搖擺。
每當中原王朝勢弱時，就會選擇與草原文明和親祈和，而當中原王朝強勢之時，便是草原文明接受打擊之日。
王昭君遠嫁匈奴
以匈奴為代表的北方少數民族的精神世界與文化心態
由於各民族的生存環境及其文化發展道路不同，每個民族都有其獨特的文化習俗及心理層次，如生死觀、入世與出世、情感與理智等。
這些思維模式的不同造就了各個民族自身心理結構、文化心態、人生價值觀等。
認識和研究北方少數民族精神世界的複雜性和多樣性是研究其文化的重要客體。
相較於其他的研究，這類有關心理、精神上的研究因其史料的匱乏而略顯困難，同時這也是非常值得說明的問題。
01在於農耕文明的對抗中所形成的“唯我獨尊”的文化心態。
遊牧民族崇尚強者，並且在與農耕文明的長期對抗中，他們逐漸養成了一種”唯我獨尊”的文化心態，這也是草原民族的生產、生活方式在文化精神領域上的結晶。
中原人民自古視中原地區以外的人為蠻夷，並認為他們不通禮法，無法教化，於是從心理上就十分鄙夷北方民族。
而北方匈奴也有樣學樣，面對中原人的文化鄙視，他們逐漸將自卑心態調整為“以我為尊、以我為大”的心態。
並將匈奴國視為與大漢有著平等地位的大國、強國而尋找文化自信。
這些心態的轉變在單于遣使遺漢書中有提到:“南有大漢，北有強胡，胡者，天子之嬌子也。”
同時類似於天之嬌子之類的稱謂在匈奴中十分常見。
如在和闐同行的馬錢一面刻有的法盧文，翻譯過來就是：大王，王中之王，偉大者，矩伽羅摩耶安。
這種“王中之王”的稱謂就如同“天之驕子”一樣，是北方民族的習慣套語，其目的也是為了顯示“唯我獨尊”的文化心態。
這種心態在南北朝時期的柔然人身上顯露無疑，翻閱《南齊書·芮芮虜傳》所載的柔然國相邢基祇羅復給南齊皇帝蕭道成的“奉表”。
其中柔然人提到“方欲剋期中原，龔行天罰，治兵繕甲，俟時大舉…然後皇輿遷幸，光復中華。”
這些柔然人竟以天命自居，還想“君臨天下”、“光復中華”，由此可見北方遊牧民族“夷人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的正統觀念自匈奴之後逐漸成型，以致滿族都秉承著這樣的觀念入關。
滿族本是夷狄，卻能入主中原當正統天子而無愧，這是何等的自信、自尊。
這些心態都來源於自匈奴之後遊牧民族所形成的雙重性格，他們即要表現出北方遊牧文明獨立自尊的一面，又要表現出作為中國的一個王朝而參與中國歷史進程的一面。
正是這兩方面的複雜組合共同鑄就了北方遊牧民族的民族精神及文化心態。
同時一個民族是否有其獨立的語言文字是最能體現民族個性與文化心態的形式，並且民族文字的出現也是一個民族從愚昧走向文明的標誌之一。
我國古代北方遊牧民族如女真、契丹、蒙古、滿族等都有其自制的文字。
女真族文字
其獨特文字及其文化底蘊的出現，也增加了它們被其他文化所同化的難度。
在宋朝時，西夏人元昊思就曾築胡禮，修番書，建藩學。這些舉措本是為適應本民族在政治、軍事、文化發展上的需要。
但因其民族意識的覺醒，這些在抵禦中原的文化入侵、避免同化之中顯得尤為重要。
02同農業文化對立的意識
農業文化與草原文化作為兩大不同的文化圈，他們的生產與生活方式有著鮮明的分野，且各自形成的獨特的文化特徵影響了各自的發展道路。
由於中國古代小農經濟的普遍性以及宗法制家族社會關係的穩定性與積澱性的影響，中原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有著注重傳統、因襲上代的文化傳統和心理結構。
而處於我國北方的遊牧民族，他們處於遊牧漁獵的環境，並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通過血與火的戰爭才由野蠻社會走向文明社會。
通過戰爭的歷練，北方民族形成了開放型的文化心態，以及蔑視權威、不拘一格、傲視傳統的文化心理特徵。
這些文化心理特徵的形成充實了他們向傳統挑戰的精神世界。
在秦漢以前中原人民就已看出了來自北方的遊牧民族文化圈與中原文化圈在文化道德、精神、心態上的根本不同點甚至對立點。
這種差異與對立的趨勢隨著北方匈奴的大一統而日趨激烈。
當“南有大漢，北有強胡”的政治局面開始形成後，他們開始逐漸演變為文化上相互抗衡之勢。
“匈奴以戰攻為事”、“貴兵死而恥病終”、“寬則隨畜因射獵禽獸為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
這些在《史記·匈奴列傳》中的隻言片語，向我們展示了匈奴族尚武功、重戰事的民族文化，這些完全與農業文明好文厭武的傳統相反。
北方民族暴戾強悍、好勇鬥武、桀驁不訓的性格以及崇尚暴力征服的人生觀、道德觀、價值觀隨著他們不斷南下侵略中原民族，而開始與農業文明雄厚的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產生激烈碰撞。
正是這一次大碰撞與大交流，促進了不同文明之間的調整、發展與更新。
03文化習俗上的對立
《尚書·周書·畢命》：“四夷左衽，罔不鹹賴”。
《史記·匈奴列傳正義》：“東夷、西戎、南蠻、北狄。被髮左衽之人，無不皆恃賴三君之德。”
匈奴的“被髮“即把頭髮拖在後腦，在發端打個結。
當然北方少數民族的被髮樣式多種多樣，如我們熟知的辮髮、髡髮等，”被髮“只是我們對北方少數民族髮式的總稱。
少數民族髮式
除了髮式的對立之外，左衽也是文化對立的另一個方面，中原人民習慣將衣服前襟向右正對立，而北方民族則習慣向左，當然這也與他們尊左的文化習俗有關。
尊左、尊右是古代的一種文化現象，同時也是一種禮俗。
商代尚左而自周以降均尊右，由尊左尊右的變化我們可以得知，這種文化習俗隨著時代和民族習尚的改變而變化。
自周以後，中原民族均以右為尊，而尊左之俗則為北方少數民族所獨有。
除了尊左之外，匈奴人還有著尊北的習俗。
《史記·匈奴列傳》：“其座向北，長者在左，以左為尊。”
匈奴人在拜祭日月之始升之時，要面向東方，而且左手邊即為北方，面北而坐則是尊北。
尊左、尊北的文化習俗帶給了匈奴人一些有別於中原民族的文化現象。
同時北方民族知中原人民尚赤，並且他們喜歡“長坐而北向”,黑又為北方的顏色，於是尊左尚北的習俗，使得匈奴民族崇尚黑色。
《漢書．匈奴傳上》記載：“匈奴法，漢使非去節而以墨黥其面者不得入穹廬。”
文身黥面在中國許多少數民族的文化當中都有體現，而匈奴則是喜歡以墨黥面，這也是他們尚黑的文化習俗的外在表現之一。
黥面
尊左、尊北、尚黑是北方民族的一個文化觀念，這些觀念在他們的死亡觀上體現得淋漓盡致。
在北方少數民族的人死後，他們的葬式多頭向北或西北，以示對北方或西方的尊敬。
同時葬式不僅表現北方民族“長左而北向”的文化習俗，更是他們對太陽崇拜的另一種體現。
“單于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
北方民族認為日月東方之始生，西方之降落，恰好契合了他們生—死—再生的循環觀點。
這些圍繞尊北尊左、日月運動所形成的思維結構與文化觀念與中原文化恰恰相反。
也正反應出了以匈奴為代表的草原文明與農耕文明在文化上的對立與抗衡。
結語
通過將匈奴族所開創的草原遊牧文化與農耕文化做一個整體性的研究與考察，我們能得知匈奴文化成為草原遊牧民族之源的原因。
並且研究其所具有的開創性、代表性也是我們認識草原遊牧文化所取得的獨特成就，在中華文化圈所具有的文化功能、文化價值的重要因素。
同時，中原王朝與遊牧民族的戰爭不僅是兩個國家之間的戰爭，而是兩種文化圈之間的碰撞與對抗，在這期間雙方的力量此消彼長、政策路線也隨著國家實力的變化而改變。
在這兩大文化圈的對抗中，所帶來的經濟、文化的影響以及人民大眾的態度，為後世處理文化圈之間的對立問題提供很好的解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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