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名農民出身的作家，浩然創作的《金光大道》《豔陽天》《西沙兒女》等作品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是有其特殊地位的。《金》《豔》二部作品集中反映瞭解放後的中國農村經歷了土地改革、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等結段，農村、農民發生的深刻變化。以芳草地、東山塢兩個村子為視角，以小見大，再現了各個階層的農民群眾政治上、思想上、行為上發生的根本改變，深度剖析了不同時期的深刻矛盾和激烈鬥爭，回答了廣大農村、廣大農民向哪裡去走，如何走的重大課題。作品中高大泉、蕭長春的人物塑造，應該成為新中國文學作品中農民形象的成功範例。雖然受當時文革思潮的影響，兩部作品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時代的烙印，今天的讀者讀起來，明顯感到“左”的思想撲面而來。但經歷過那段歷史的人們卻覺得更加真實，更加接那個年代的地氣。甚至同五十年代的《山鄉鉅變》《李有才板話》《創業史》等農村題材的優秀作品比起來也毫不遜色。曾幾何時，浩然的作品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連同“文革”一道被全盤否定。可謂成也文革，敗也文革。現在我們理性地審視、歷史的分析，或覺得這對浩然及其作品也失於公平。可以說，文革時期農村題材文學作品尚無超越浩然這兩部作品的，除其特有的思想性、文學性、藝術性之外，其所表現出的上世紀七十年代前新中國農村、農民狀態就是我們深刻了解這段歷史的“活化石”，有其特殊的研究價值。
當然，由於歷史侷限以及作者本人的寫作功力，兩部作品都存在著諸多不足甚至“硬傷”，後期作品《金光大道》比之《豔陽天》缺點更多一些。但瑕不掩玉，我們這些見證過那個時期的人，至今仍懷念那位農民自己的作家浩然，懷念費盡心機借讀浩然小說的日子，懷念小時候那個沒有貧富差距，沒有貪腐，沒有升學壓力的快樂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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