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英雄永垂不朽
生得伟大，死得冤屈，仿佛是许多英雄不变的宿命。从而浩瀚厚重的历史带来一层又一层的愁云惨雾，为后世人们带来无限的感慨和恒久的思考。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特殊的时代，它中国封建社会最后的一个汉人政权，也被称为最有骨气的一个朝代，但是，皇帝昏庸、宦官专权、贪污腐化、严刑峻法······这些中国历朝历代的腐朽之处也被大明王朝体现得淋漓尽致，因此，很多人甚至说明朝是中国封建社会最黑暗、最残暴的一个时代。
其实，黑暗与残暴是封建专制制度的一种本质，是每个封建朝代都无法避免的事情。同时，也正是这样的黑暗和残酷，使得历史上那些英雄人物的光辉形象烘托得更加伟岸、高大。譬如大明中期，站在北平城墙上为了挽救国家、保护人民而亲冒矢石、不虑生死的于谦。
国之栋梁却死于非命
于谦以一己之力稳定了“土木堡之变”后明朝的慌乱政局，旋即又从容不迫地组织了“北平保卫战”，拒外敌于城外，扬国威于朝中。可以说，有于谦的这样的英雄，是明朝之幸，是华夏之幸。
然而，七年后，于大明危难之际“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的于谦死了，他被“夺门之变”后复辟成功的朱祁镇以“意欲谋反”的罪名杀害了。于谦的死对于整个大明王朝来说，无疑是一场“大地震”，甚至对于整个历史来说，都是一件惨痛的悲剧。于谦死后，明朝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衰落。
那么，是什么导致了于谦的死呢？有人说是因为性格缺陷，有人说是政治站队错了，有人说是朱祁镇心狠手辣…… 然而，这段历史却早已离我们远去，真相也在众说纷纭中传得面目全非。我们惟有保留对英雄至高的崇敬与缅怀，对历史无限的真诚与客观，从历史的一些细节中去抽丝剥茧、去寻求我们心中的理解。
得罪小人
朱祁镇被俘搅乱了大明政局
（正统）十三年以兵部左侍郎召。明年秋，也先大入寇，王振挟帝亲征。谦与尚书邝埜极谏，不听。埜从治兵，留谦理部事。及驾陷土木，京师大震，众莫知所为。郕王监国，命群臣议战守。侍讲徐珵言星象有变，当南迁。谦厉声曰：“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王是其言，守议乃定。——节选自《明史 于谦传》
从上述这段史料，我们可以得知，正统十四年，“土木堡之变”令大明京师震动，一片慌乱之际，正式于谦独排众议，沉着冷静才稳定了政局和人心。但同时，于谦强硬的态度无疑是在狠狠地打脸侍讲徐珵（即徐有贞）。无独有偶，后来“夺门之变”中的三大功臣之一恰恰有徐有贞，英宗复辟之后，力主杀死于谦的也正是“夺门功臣”们。
小人是防不胜防的
从历史上来看，徐有贞绝对不是什么正人君子，一个国难当头，首先想到就是逃跑的文臣，一个一旦得势就大行报复的权臣，我想，称之为小人是丝毫不为过的。
由此可见，于谦之死，与“得罪小人”肯定是有关系的。孔子说：“天下唯小人与女难养也”，后半部分不一定正确，但前半部分却是亘古不变的真理。历史上有多少冤案正是小人们的背后作祟造成的。
换一个角度，于谦也是在一定程度上死于自己的正直善良，这也让于谦的死更加的悲壮动人。
诛杀奸党
一身正气的于谦是当时朝廷的主心骨
郕王方摄朝，廷臣请族诛王振。而振党马顺者，辄叱言官。于是给事中王竑廷击顺，众随之。朝班大乱，卫卒声汹汹。王惧欲起，谦排众直前掖王止，且启王宣谕曰：“顺等罪当死，勿论。”众乃定。谦袍袖为之尽裂。——节选自《明史 于谦传》
从政治逻辑上来讲，郕王（朱祁钰）摄政后，对王振的党羽进行清算是无可厚非的。但朱祁钰根基不稳而犹豫不决。此时，我们也可以看出当时政局的微妙，一方面是廷臣们的不依不饶，一方面是王振党羽的咄咄逼人，朱祁钰这个名义上的皇帝简直就是一个摆设。最后，居然可以荒唐地在朝堂之上自发地闹出流血事件。由此可见，朱祁钰的处境当时是多么的尴尬。
也正是于谦的再一次挺身而出，才稳定了局势。在这样微妙的局势中，于谦的果敢、勇猛是朱祁钰的定海神针，但对他自己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树立了自己的威信，体现了自己的能力。另一方面，却注定了于谦不容于宦官集团和文官集团。
这与于谦被杀时，宦官曹吉祥是直接策划者，廷臣几乎无人为其说情，只有天下百姓为其鸣冤，只有刽子手因其自杀，是遥相呼应的。
仗义每多屠狗辈。在利益和权力的诱惑下，往往最先扭曲人性的是那些“自以为聪明”的人。
无私迎帝
于谦不似众人打着小算盘
于时八月，上皇北狩且一年矣。也先见中国无衅，滋欲乞和，使者频至，请归上皇。大臣王直等议遣使奉迎，帝不悦曰：“朕本不欲登大位，当时见推，实出卿等。”谦从容曰：“天位已定，宁复有他，顾理当速奉迎耳。万一彼果怀诈，我有辞矣。”帝顾而改容曰：“从汝，从汝。”先后遣李实、杨善往。卒奉上皇以归，谦力也。——节选自《明史 于谦传》
景泰元年，八月，朱祁镇已经被俘一年，众大臣皆上疏希望接回太上皇朱祁镇。朱祁钰临危受命，接受的皇位，真实情况朱祁钰是不想当皇帝的，而随着时间推移，他也体会了权力的滋味，便不想放手。
于是在接回朱祁镇的问题上，朱祁钰屡次敷衍或拒绝。所谓一山不容二虎，这种做法也并没有什么不对，有哪个王朝会存在两个皇帝，这明显是不可能的。
于谦是朱祁钰一手提拔起来的，可谓景泰年间第一权臣。如果换做旁人 ，是不会希望朱祁镇回来的，这无疑给自己找麻烦。
不是不通权谋，而是家国为重
精明老练的于谦也必定清楚，朱祁镇回来之后，不仅是对朱祁钰的威胁，也是对他的威胁。但恰恰是于谦支持接朱祁镇回家，并给了朱祁钰一定程度上的政治保证，才让朱祁钰同意接朱祁镇回家。
然而，朱祁钰为什么会对于谦言听计从呢？为什么会相信于谦的政治保证呢？从中，可以牵出太多的故事了：首先，说明于谦是朱祁钰的政治主心骨；其次，说明于谦当时手握国家大权；最后，也可以说明于谦是终于大明江山的，而不是纯粹忠于朱祁钰和自己的利益和权势的。
所以，于谦的死与他的大公无私不无关系，因为在一些阴暗的权谋论里，这种无私等同于一种幼稚。但恰恰是这种“幼稚”更能折射出人性的光辉，衬托于谦的形象。
至察无徒
于谦心中有一个“乌托邦”
前后征调，皆谦独运。当军马倥偬，变在俄顷，谦目视指屈，口具章奏，悉合机宜。僚吏受成，相顾骇服。号令明审，虽勋臣宿将小不中律，即请旨切责。片纸行万里外，靡不惕息。——节选自《明史 于谦传》
于谦无疑是才高于世的，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在梳理当时的大明乱局是胸有成竹、闲庭信步。但正是因为这种超于常人的才能，让他对自己、对周围的人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们很多时候是无法保证自己周围的人都和自己身处同一个层面上的。只有对等的人才能相互识别。于谦的“曲高和寡”是一种孤独，也是一种悲哀。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于谦“虽勋臣宿将小不中律，即请旨切责”的行为将他自己孤立到了一个“高处不胜寒”的世界。
虽九死犹不悔
所以，即便是在朱祁钰对其十分依赖和信任的前提下，依然会有人心生不服，冒死弹劾于谦。
比寇初退，都御史罗通即劾谦上功簿不实。御史顾躭言谦太专，请六部大事同内阁奏行。谦据祖制折之，户部尚书金濂亦疏争，而言者捃摭不已。诸御史以深文弹劾者屡矣，赖景帝破众议用之，得以尽所设施。——节选自《明史 于谦传》
在代宗时期，于谦可以依靠个人的威望、手中的权力和朱祁钰的信任与支持，对这些负面的情绪进行压制。但由此可以想象，当英宗复辟成功之后，这些早有怨言、嫉恨的勋贵朝臣对于谦的报复回来得多么猛烈。
过刚易折
朱祁钰是于谦的伯乐，也许只是无奈
谦性故刚，遇事有不如意，辄拊膺叹曰：“此一腔热血，意洒何地！”视诸选耎大臣、勋旧贵戚意颇轻之，愤者益众。又始终不主和议，虽上皇实以是得还，不快也。徐珵以议南迁，为谦所斥。至是改名有贞，稍稍进用，尝切齿谦。石亨本以失律削职，谦请宥而用之，总兵十营，畏谦不得逞，亦不乐谦——节选自《明史 于谦传》
一个真正有情怀、有气节的人是不会轻易向世俗和世故低头和屈服的，比如古之屈原、魏征等。于谦心中有他的理想、有他的追求，他的心中只装得下江山社稷、只容得下黎民百姓；他不屑于与那些蝇营狗苟、摇头摆尾的俗人为伍。
于谦是清高的，也是刚烈的。但是，过刚则易折。这种刚烈来开了他与其他人的距离，也让那些小人一方面怕他，一方面恨他。所以一有机会就会咬他。
傲世独立的于谦
于谦自己也不是不清楚自己这种性格上的缺陷，所以才会发出“此一腔热血，意洒何地”这样悲怆的感慨。但是，一个英雄的骄傲，一个忠臣的责任，让他又不屑于与世俗同流合污。
即便是石亨这样的小人，打着“感恩”的旗号，举荐他的儿子于冕，也会让他感到面目可憎。至于一心争权夺利的张軏、曹吉祥等人就更入不了他的法眼了
都督张軏以征苗失律，为谦所劾，与内侍曹吉祥等皆素憾谦。
慷慨赴死
于谦之死是慷慨就义
景泰八年正月壬午，亨与吉祥、有贞等既迎上皇复位，宣谕朝臣毕，即执谦与大学士王文下狱。诬谦等与黄竑构邪议，更立东宫；又与太监王诚、舒良、张永、王勤等谋迎立襄王子。亨等主其议，嗾言官上之。都御史萧惟祯定谳。坐以谋逆，处极刑。文不胜诬，辩之疾，谦笑曰：“亨等意耳，辩何益？”奏上，英宗尚犹豫曰：“于谦实有功。”有贞进曰：“不杀于谦，此举为无名。”帝意遂决。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于谦死了。一个一心为国的忠臣被冠上了“意欲谋反”的罪名，一个于国有功的功臣被判定了“处以极刑”的死罪，一个刚刚登基的皇帝杀了“国之栋梁”的英雄，一群宵小半逼半谏地坐实了罪名，这一切荒谬而又悲哀的事情和前世的“风波亭案”一样，如出一辙地在大明王朝暗无天日地上演了。
于谦终如他的诗所云：粉身碎骨浑不怕
石亨、徐有贞、曹吉祥等人急于致于谦于死地，我们尚且可以理解为政治斗争的残酷和小人行径的卑鄙。但忧郁的朱祁镇对“实有功”的于谦痛下杀手难道真的只是“一时狠心”？只怕没有那么简单。
皇太后初不知谦死，比闻，嗟悼累日。英宗亦悔之。
朱祁镇或许可以不相信别人，但是他不可能不相信孙太后，至始至终孙太后都是全力支持他的。如果是朱祁镇刻意要杀于谦，或者是于谦确实对朱祁镇的帝位有很大的威胁。我想，第一，孙太后不会不知情，第二，不会如此难过。第三，朱祁镇也不会那么容易悔改。
我们不要过于去相信政治斗争中的善良，孙太后、朱祁镇在追求自己的权力时，都不是什么善茬。所以只能理解为，朱祁镇杀于谦也有身不由己的因素。
这背后的逻辑也是建立在几个细节之上的。
权力诱惑下的众生相
其一、朱祁镇重新即位后为什么急着给王振平反，甚至还建立功德祠？难道朱祁镇真的糊涂到了如此的“好坏不分”？王振把朱祁镇带入死地，且不说背后有几分是朱祁镇自己的意愿，但因此说王振有功，显然是说不通的。只是王振虽死，他的党羽还在，其他的宦官也要名正言顺地上位（曹吉祥），所以，给王振平反是朱祁镇在政治上迫不得已的让步。
其二、石亨为什么在短短一年之后就密谋造反了？不管这个事情是真是假，但是可以推断出，朱祁镇“南宫复辟”之初，也就是一个空架子，权力被“夺门功臣”们以“拥立之功”的名义集中地掌握了。所以当这些“夺门功臣”强烈要求杀掉于谦时，朱祁镇其实是无法拒绝的。
其三、石亨被朱祁镇灭掉以后，没过几年，宦官曹吉祥和他的侄儿公然举兵造反。这不光是明朝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第一次宦官造反，也是唐朝以后近500年的第一次。石亨造反失败的例子还近在眼前，曹吉祥为什么要造反？
一方面，说明朱祁镇复辟之后，新一轮的宦官专政正在兴起；另一方面，和石亨被清算一起，也说明朱祁镇不甘心成为“夺门功臣”的政治傀儡，在政治上进行挤压。背后也说明即位之初的朱祁镇手中是没有实权的。
于谦其实死的得明白的
于谦在死前选择“不争不辨”，显然是对这些背后的龌蹉是看得一清二楚的，这也正体现了于谦人格上的伟大和政治上的高尚 。如果仅以阴谋论和实力论来说，“南宫复辟”时，在石亨、张辄、徐有贞等人拥护朱祁镇入城的兵力只有千余人，而京城的部队应不低于二十万，且政令通畅，如果于谦心怀异心的话，结局显然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样。于谦的情怀让他不忍心看到国家再一次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为了家国的安宁，于谦选择了慷慨赴死。
对于“于谦之死”的终极感想
于谦之死值得历史永久的思考
有个叫朶儿的人，是冤案制造者之一曹吉祥的部下，在于谦行刑的地方以酒来祭奠他，痛哭不已。曹吉祥知道后非常生气，用皮鞭痛打他。第二天，他仍然祭拜如故。
都督同知陈逵深感于谦忠义，收其遗骸葬在北京城西。后来，于谦的女婿朱骥（也有说是其子于冕）将其归葬于杭州西湖南面的三台山麓。
这是冤案发生后，公开站在于谦这一边的人——朶儿、陈逵，以及于谦的亲人。没了。
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无非几个方面：一、权力的压制；二、利益的趋势；三、人性的扭曲。前两者固然可怕，但这是皇权政治下的常态。但更可怕和可悲的是后者，杀清官名臣，要么暗自喝彩，要么沉默不语，试问当时的明朝整体的道德底线何在？基本的政治觉悟又何在？所以说，“于谦之死”标志着明朝的政局进入了混乱期，国运一步一步地走向衰落。
朱祁镇昧着良心没说的话，历史会说
现在很多人评价于谦，基调是这样的：是英雄，是清官，但有重大的人格缺陷，跟同僚搞不好关系，四面树敌，导致被害时孤立无援。
这样的逻辑听着没毛病，但是不堪细想，甚至让人不敢往深处想。这样的逻辑是建立在
“搞政治的人不讲道德”的基础上的。笔者在此也不否认这样的事实。但以潜规则为标准，去评价官场上的道德完美主义者，说你不能太完美，你要随波逐流，这像什么话？后果不堪设想呀。如果于谦是一个后世评论者眼中没有人格缺陷的于谦，他就会愉快地融入权斗的潮流，愉快地接受人情世故的熏陶，一手捧着成功学，一手拿着厚黑学，把自己变成一个圆滑的政治家。
他就会跟后来夺门之变的主谋徐有贞说，你想做国子监祭酒的事，我在皇帝面前也美言推荐了，但皇帝拒绝啊。你先别急，我们再等等机会。
于谦变成石亨那样，历史也就变了
他就会对大将石亨向朝廷荐举他的儿子于冕感到正常，觉得这名大将懂规矩，知道投桃报李，是稳固的同盟党。而不会糊涂到不仅不领情，还上疏弹劾石亨徇私情。
他就不会眼里容不下沙子，嫉恶如仇，天天弹劾这个贪污那个渎职，而是握着别人的把柄，好让他们听命于自己，建立自己的政治小团体。
他就会专心做景帝身边的红人，让被俘的英宗老死塞外，而不是极力说服景帝迎回英宗，酿成日后杀身之祸。
他就会像嫉妒他的同僚所诬蔑的一样，交结权宦，树立党私，挟天子以令群臣。景帝那么听他的话，他想做曹操，问题不大的。
他就不会在“夺门之变”后，为了忠义坐以待毙，而是利用手中的兵权，先下手为强，彻底改写明朝历史。
于谦是历史上的一股清流
那他还会是我们民族的英雄吗？每一个英雄都是人情世故的终结者。一个民族如果以世俗标准去定义他们的英雄，那么这是无比的悲哀。可怕的是，我们的时代并不缺乏这种悲哀。
当我们以世俗的成功学标准去反推英雄的性格缺陷时，我们对英雄的崇拜已经变得廉价了——很明显，这名英雄死后500多年，遭遇了新的困境，但需要反思的，是我们这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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