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阜孔廟:文廟之首,規制完備(下)韋力撰

​碑亭的後方為大成門,進入此門有棵並不粗壯的古樹貼門而立,古檜旁立著一塊碑,上刻“先師手植檜”。回來查資料方得知,當年孔子的確在此處種了一棵檜樹,可惜那棵樹在明代時失火燒死了。若干年後,又在樹下冒出了新枝,於是就長成了今天看到的這棵樹。這讓人想到生生不息,也許這正體現了儒學思想在中國頑強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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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手植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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豎立的標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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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成門也有龍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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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成門龍柱細節


接下來我參觀了東廡,這排長長的房間內立著許多座規制大小一樣的神龕,每個神龕裡擺放著四個牌位,這同樣體現了儒家思想之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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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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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排的神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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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神龕內有四個牌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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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龕前均有供桌


而後登上月臺前去瞻仰大成殿,我每次來到大成殿門前,都會驚歎於那精美的龍柱,雖然在其他孔廟內也看到過這種制式,但總覺得不如此處的精美。如今大成殿已不對遊客開放,只能站在門口隔著欄杆向內拍照,可以看到孔子端坐在神龕之內,而他的面前擺放著多種祭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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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觀大成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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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浮雕龍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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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在門口張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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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大


關於孔子的容貌,歷史資料多有記載,《荀子·非相》說:“仲尼之狀,面如蒙倛。”《白虎通義·姓名》則說:“孔子首類魯國尼丘山。”把一個人的頭形容成山狀,這讓人腦補其具體形象,然《史記·孔子世家》則說:“孔子長九尺有六寸,人皆謂之長人而異之。”看來孔子是個大高個,這個很容易想象。《太平御覽·人事部》中轉載的文獻又將孔子的高度略有拔高:“孔子長十尺,大九圍,坐如蹲龍,立如牽牛,就之如昻,望之如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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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像


但如今端坐在那裡,難以顯現他身高的優勢,然而以前祭孔用的物品則是擺放於地,蘇東坡在《私試策問》中說:“古者坐於席,故籩豆之長短、簋簋之高下,適與人均。今土木之像,既已巍然於上,而列器皿於地。使鬼神不享,則不可知;若其享之,則是俯伏匍匐而就也。”


東坡聰明過人,什麼事情都能成為他調侃的對象,他說孔子端坐在上面,難以享受神龕下面的供享,如果孔子想吃的話,只能匍匐趴在地上,想想那種㤡太過滑稽。故明代丘濬在《大學衍義補·秩祭祀》中說:“古者席地而坐,故俎豆置於豆間之地,斯為宜矣。今既塑為高像,而坐於倚榻之間,而所謂俎豆者,仍置於地。此蘇氏所以有“匍匐就食。之譏也。然既為今人之座,則當用今人之案。”


孔子的時代還沒有如今高起的座椅只是席地而坐,所以祭器擺在地上沒有問題,到如今孔子已坐在了椅子上,而椅子擺在神龕內,所以蘇東坡才會這樣調侃孔子。但正因為如此,人們想出了改進的辦法,就是把祭器擺在供桌上,這樣便於孔子伸手就能夠得到。


但有一度,各地的孔子像大部分被去掉改換成了牌位。明洪武十五年,南京國子學建成後,朱元璋下令“去塑像,設木主”,(陳鎬纂修《闕里志·祀典》)然這種作法並未推廣開來。到明嘉靖九年,皇帝將此事在全國推廣,很多地方都毀掉了孔子像,而毀像的理由,乃是說為了提高理學地位,因為立偶像乃是受佛教影響。


其實在皇帝下令之前,有些地方官員已經開始這麼做了,比如明天順六年,蘇州知府林鶚就私自將文廟內的孔子像改換為木主,他的理由是“孔子生於佛教未入中國前,烏識所謂泥像哉?”而丘濬在《秩祭祀》中亦稱:“塑像之設,自古無之,至佛教人中國始有也。三代以前,祀神皆以主,無有所謂像設也。”


到嘉靖年間,在皇帝的命令下,全國開始推行此事。徐三重在《采芹錄》中載:“至嘉靖間,肅皇帝稽古法先,始毅然詔天下,文廟盡撤塑像,易以木主,數百年陋妄敝事一旦盡革。……”


但好在曲阜文廟內的孔子像未被毀,但因無法入內細看,我不知道這尊雕像是古已有之,還是後來重新塑造的。


孔子像的兩側各有兩個神龕,裡面端坐的是顏子、曾子、子思、孟子。關於四配的形成,元郝經在《續後漢書》中說:“初,漢世祠孔子無配享者,其後以七十二弟子配,又其後特以顏子配,又以孔子所稱顏子以下十人者為十哲,廟貌坐配。後又升孟子與顏子左右並配,皆南向,號稱入室。升曾子以備十哲,東西向,號稱升堂。七十子配於東西序,後又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配食七十子之列。於是,典禮之盛軼古帝王名臣矣!”


四配之後還有一排神龕,裡面應當是十哲或者十二哲,因為大成殿兩側燈光的較暗,我看不清裡面究竟坐著多少位。


關於十哲的來由,乃是本自《論語·先進》中所言的十位:“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而孔子還曾說過:“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故而後世又將十哲稱為“從於陳蔡者”。對於十哲並稱的首次提法,董喜寧認為最早出現在唐開元八年,國子監司業李元瓘的奏摺中:“十哲弟子,雖複列像廟堂,不預享祀。謹檢祠令:何休、範寧等二十賢猶沾從祀,望請春秋釋奠,列享在二十賢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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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柱被保護了起來


自此之後,十哲就從祀於大成殿中。但對於此事,前人有不同的看法,比如司馬光在《十哲論》中就說過這樣的話:“十哲於經無見,而學者多稱之。國家祀孔子,十哲則祀於堂上,其餘門人祀於東、西廡下,俎豆之數皆異焉。愚竊以為過矣。是十人者,孔子雖以四科第之,非謂門人之中唯十人為賢也。至於‘柴也愚,參也魯,師也闢,由也喭’,豈謂唯此四人為不肖邪。以此觀之,尊十哲非孔子意明矣。”程顥也認為:“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論也。”(《二程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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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成殿前的月臺


宋理宗端平二年,升子思為十哲之一,故此時的十哲變成了十一人,宋度宗鹹淳三年,曾參、子思升配享,同時進子張為十哲之一,故十哲又恢復為十人。康熙五十一年,十哲中又增入了朱熹,乾隆三年,又將有若列入,故十哲又被稱為十二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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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配


但是,孔子弟子中有七十二賢,把這些人拔為四配十哲後,其他的人就只能站在殿前兩廡,而這些人被稱為“從祀”。從祀人員一直在增加中,到民國八年,顏元、李恭增入從祀,故從祀人數已達172位,而這就是我在東廡看到的那些牌位。在古代能夠從祀於孔廟,乃是無上之榮光,為了能夠列入其中,很多人都會想盡辦法,如此之爭搶,搞得乾隆皇帝很煩,為此,他批評這些人說:“兩廡從祀諸人,累朝互有出入。蓋書生習氣,喜逞臆斷而訾典章,就其一偏一曲之見,言人人殊。考之前史,甚至有迎合時事,黨護鄉曲者。……祀典關係重大,若只憑其私心淺見,率議更張,忽進忽退,忽東忽西,成何政體?”(清龐仲璐《文廟祀典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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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奉的五穀


其實在文廟內的爭論不只是是否列入從祀問題,列入後的排座次依然有著廣泛的爭論,這件事要從啟聖祠的設立講起。


大成殿之後為寢殿,按照介紹牌中所說,寢殿始建於宋天禧二年,清雍正八年重建。是祭祀孔子夫人亓官氏的殿堂。之後去參觀了啟聖祠,而此祠的設立就是為了解決尊卑失序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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寢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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寢殿內供奉著亓夫人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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寢殿內的立柱


董喜寧說最早指出這個問題的人是洪邁,他在四配還未成形之前,就已經發現了堂上配祀與兩廡賢儒在人倫關係上的位序錯亂:“自唐以來,相傳以孔門高弟顏淵至子夏為十哲,故坐祀於廟堂上。其後升顏子配享,則進曾子於堂,居子夏之次以補其闕。然顏子之父路、曾子之父點乃在廡下從祀之列,子處父上,神靈有知,何以自安。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正謂是也。又孟子配食與顏子並,而其師子思、子思之師曾子亦在下。此兩者於禮於義實為未然,特相承既久,莫之敢議耳。”(《容齋隨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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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看


孔子的弟子中有幾位乃是父子共同拜孔子為師,但因兒子的名氣更大,所以兒子進入大成殿內配祀,而父親卻站在兩廡從祀。比如顏回和曾子坐在殿內,而父親顏路和曾點則站在兩廡,這也顯然有違中國人所講求的人倫之理,故元代熊禾就提出了這樣的批評:“學莫大於明人倫,人倫莫先於父子,子坐堂上,父立廡下,非人道一日所可安也。”


但也有人認為太過強調這一點沒意義,元許約在《建言五事》中說:“蓋廟學乃國家通祀,猶朝廷之禮也。父為庶僚,子為宰職,各以其德與勳也,如遇朝會,殿廷班列,則父雖尊,安能超之子上哉?殊不知抑私親而昭公道,尊道統以崇正學,乃所以明人倫也。”


許約認為國家祭祀有如朝廷之禮,如果父子同朝為官,兒子官大父親職位低,故兒子排在前面沒什麼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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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蹟殿是一個獨立院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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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蹟殿正殿


但這樣的爭論始終未能平息,於是有人認為應當將顏路等父輩安置在啟聖祠中。啟聖祠原本是祭祀孔子的父親叔梁紇的地方,因為叔梁紇在元代被加封為啟聖王。啟聖祠的設立也跟人倫問題有直接關係。明正德皇帝朱厚照沒有兒子,繼其位者乃是堂弟朱厚熜,是為嘉靖皇帝,但朱厚熜即位後又想加封自己的生父為皇帝,於是在朝中引起了大禮儀之爭,但重臣怎能爭得過皇帝。嘉靖九年,朱厚熜授意大學士張璁上書要梳理文廟祭祀禮儀,其提出取消孔子的王號和諡號,降低祭祀孔子等級,同時提議在學校內設置啟聖祠來奉祠孔子的父親叔梁紇。


這種做法顯然是衝著大臣們反對他追封父親為皇帝的報復,張璁還同時以顏回、曾參、子思、孟子之父進入啟聖祠內做為叔梁紇的配享,以二程之父程珦、朱熹之父朱松和蔡沉之父蔡元定從祀。皇帝立即批准了張璁的建議,於是各地的學校和文廟內紛紛建起了啟聖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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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世師表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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牆上是聖蹟圖


啟聖祠雖然普及了,但裡面的配享和配祀問題並未通行起來。進入清代,朝廷又將孔子的五世祖一一封之,雍正皇帝頒佈諭旨稱:


至聖先師孔子道冠古今,德參天地,樹百王之模範,立萬世之宗師,其為功於天下者至矣。而水源木本,積厚流光,有開必先,克昌厥後,則聖人之祖考宜膺崇厚之褒封,所以追溯前徽,不忘所自也。……朕仰體皇考崇儒重道之盛心,敬修崇德報功之典禮,意欲追封五代並享烝嘗,用伸景仰之誠,庶慰羹牆之慕。


皇帝有令,臣下立即商議,大臣們提議追封孔子先世五代為公,但雍正皇帝認為因更進一步,全部追封為王。於是封木金父公為肇聖王、祈父公為裕聖王、防叔公為詒聖王、伯夏公為昌聖王、叔梁公為啟聖王,以往啟聖祠內專祀叔梁紇,現在五代合祀,故更名為崇聖祠。


參觀完崇聖祠,沿孔廟的另一側往回走,又看到了杏壇,雖然此時日影漸斜,但卻又進入了兩隊遊客,導遊站在杏壇下用擴音器向一些外國人講述著杏壇的歷史。我聽不懂他的所講,不知道他是否講了宋天禧五年,孔道輔修孔廟時建造杏壇的歷史,《東家雜記》載:“先聖殿前有壇一所,即先聖教授堂之遺址也。……後世因以為殿。本朝乾興間,傳大父中憲監修祖廟,因增廣殿庭,移大殿於後。講堂舊基不欲毀拆,即以瓴甓為壇,環植以杏,魯人因名曰杏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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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壇


其實將孔子講學之處以杏壇稱之,乃是本自《莊子·漁夫》中的所言:“孔子游乎緇幃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歌。”


曲阜孔廟建起了杏壇,於是各地的孔廟紛紛效仿之,故有不少的文廟內也建有杏壇,比如南宋嘉定年間,淮安府學“槙杏為壇”。元大德年間,福州路學“以其餘力築壇,樹杏於亭之前”。看來不少的地方真是在杏壇旁邊種杏樹,雖然曲阜孔廟杏壇乃是各地杏壇之祖,但我在這裡卻未看到杏樹。只是在亭內看到一塊杏壇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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