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亭的后方为大成门，进入此门有棵并不粗壮的古树贴门而立，古桧旁立着一块碑，上刻“先师手植桧”。回来查资料方得知，当年孔子的确在此处种了一棵桧树，可惜那棵树在明代时失火烧死了。若干年后，又在树下冒出了新枝，于是就长成了今天看到的这棵树。这让人想到生生不息，也许这正体现了儒学思想在中国顽强的生命力。
孔子手植桧
竖立的标牌
大成门也有龙柱
大成门龙柱细节
接下来我参观了东庑，这排长长的房间内立着许多座规制大小一样的神龛，每个神龛里摆放着四个牌位，这同样体现了儒家思想之壮大。
两庑
成排的神龛
每个神龛内有四个牌坊
神龛前均有供桌
而后登上月台前去瞻仰大成殿，我每次来到大成殿门前，都会惊叹于那精美的龙柱，虽然在其他孔庙内也看到过这种制式，但总觉得不如此处的精美。如今大成殿已不对游客开放，只能站在门口隔着栏杆向内拍照，可以看到孔子端坐在神龛之内，而他的面前摆放着多种祭器。
远观大成殿
高浮雕龙柱
只能在门口张望
高大
关于孔子的容貌，历史资料多有记载，《荀子·非相》说：“仲尼之状，面如蒙倛。”《白虎通义·姓名》则说：“孔子首类鲁国尼丘山。”把一个人的头形容成山状，这让人脑补其具体形象，然《史记·孔子世家》则说：“孔子长九尺有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看来孔子是个大高个，这个很容易想象。《太平御览·人事部》中转载的文献又将孔子的高度略有拔高：“孔子长十尺，大九围，坐如蹲龙，立如牵牛，就之如昻，望之如斗。”
孔子像
但如今端坐在那里，难以显现他身高的优势，然而以前祭孔用的物品则是摆放于地，苏东坡在《私试策问》中说：“古者坐于席，故笾豆之长短、簋簋之高下，适与人均。今土木之像，既已巍然于上，而列器皿于地。使鬼神不享，则不可知；若其享之，则是俯伏匍匐而就也。”
东坡聪明过人，什么事情都能成为他调侃的对象，他说孔子端坐在上面，难以享受神龛下面的供享，如果孔子想吃的话，只能匍匐趴在地上，想想那种㤡太过滑稽。故明代丘濬在《大学衍义补·秩祭祀》中说：“古者席地而坐，故俎豆置于豆间之地，斯为宜矣。今既塑为高像，而坐于倚榻之间，而所谓俎豆者，仍置于地。此苏氏所以有“匍匐就食。之讥也。然既为今人之座，则当用今人之案。”
孔子的时代还没有如今高起的座椅只是席地而坐，所以祭器摆在地上没有问题，到如今孔子已坐在了椅子上，而椅子摆在神龛内，所以苏东坡才会这样调侃孔子。但正因为如此，人们想出了改进的办法，就是把祭器摆在供桌上，这样便于孔子伸手就能够得到。
但有一度，各地的孔子像大部分被去掉改换成了牌位。明洪武十五年，南京国子学建成后，朱元璋下令“去塑像，设木主”，（陈镐纂修《阙里志·祀典》）然这种作法并未推广开来。到明嘉靖九年，皇帝将此事在全国推广，很多地方都毁掉了孔子像，而毁像的理由，乃是说为了提高理学地位，因为立偶像乃是受佛教影响。
其实在皇帝下令之前，有些地方官员已经开始这么做了，比如明天顺六年，苏州知府林鹗就私自将文庙内的孔子像改换为木主，他的理由是“孔子生于佛教未入中国前，乌识所谓泥像哉？”而丘濬在《秩祭祀》中亦称：“塑像之设，自古无之，至佛教人中国始有也。三代以前，祀神皆以主，无有所谓像设也。”
到嘉靖年间，在皇帝的命令下，全国开始推行此事。徐三重在《采芹录》中载：“至嘉靖间，肃皇帝稽古法先，始毅然诏天下，文庙尽撤塑像，易以木主，数百年陋妄敝事一旦尽革。……”
但好在曲阜文庙内的孔子像未被毁，但因无法入内细看，我不知道这尊雕像是古已有之，还是后来重新塑造的。
孔子像的两侧各有两个神龛，里面端坐的是颜子、曾子、子思、孟子。关于四配的形成，元郝经在《续后汉书》中说：“初，汉世祠孔子无配享者，其后以七十二弟子配，又其后特以颜子配，又以孔子所称颜子以下十人者为十哲，庙貌坐配。后又升孟子与颜子左右并配，皆南向，号称入室。升曾子以备十哲，东西向，号称升堂。七十子配于东西序，后又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配食七十子之列。于是，典礼之盛轶古帝王名臣矣！”
四配之后还有一排神龛，里面应当是十哲或者十二哲，因为大成殿两侧灯光的较暗，我看不清里面究竟坐着多少位。
关于十哲的来由，乃是本自《论语·先进》中所言的十位：“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而孔子还曾说过：“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故而后世又将十哲称为“从于陈蔡者”。对于十哲并称的首次提法，董喜宁认为最早出现在唐开元八年，国子监司业李元瓘的奏折中：“十哲弟子，虽复列像庙堂，不预享祀。谨检祠令：何休、范宁等二十贤犹沾从祀，望请春秋释奠，列享在二十贤之上。”
龙柱被保护了起来
自此之后，十哲就从祀于大成殿中。但对于此事，前人有不同的看法，比如司马光在《十哲论》中就说过这样的话：“十哲于经无见，而学者多称之。国家祀孔子，十哲则祀于堂上，其余门人祀于东、西庑下，俎豆之数皆异焉。愚窃以为过矣。是十人者，孔子虽以四科第之，非谓门人之中唯十人为贤也。至于‘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岂谓唯此四人为不肖邪。以此观之，尊十哲非孔子意明矣。”程颢也认为：“四科，乃从夫子于陈、蔡者尔，门人之贤者，固不止此，曾子传道而不与焉，故知十哲，世俗论也。”（《二程集》）
大成殿前的月台
宋理宗端平二年，升子思为十哲之一，故此时的十哲变成了十一人，宋度宗咸淳三年，曾参、子思升配享，同时进子张为十哲之一，故十哲又恢复为十人。康熙五十一年，十哲中又增入了朱熹，乾隆三年，又将有若列入，故十哲又被称为十二哲。
四配
但是，孔子弟子中有七十二贤，把这些人拔为四配十哲后，其他的人就只能站在殿前两庑，而这些人被称为“从祀”。从祀人员一直在增加中，到民国八年，颜元、李恭增入从祀，故从祀人数已达172位，而这就是我在东庑看到的那些牌位。在古代能够从祀于孔庙，乃是无上之荣光，为了能够列入其中，很多人都会想尽办法，如此之争抢，搞得乾隆皇帝很烦，为此，他批评这些人说：“两庑从祀诸人，累朝互有出入。盖书生习气，喜逞臆断而訾典章，就其一偏一曲之见，言人人殊。考之前史，甚至有迎合时事，党护乡曲者。……祀典关系重大，若只凭其私心浅见，率议更张，忽进忽退，忽东忽西，成何政体？”（清庞仲璐《文庙祀典考》）
供奉的五谷
其实在文庙内的争论不只是是否列入从祀问题，列入后的排座次依然有着广泛的争论，这件事要从启圣祠的设立讲起。
大成殿之后为寢殿，按照介绍牌中所说，寢殿始建于宋天禧二年，清雍正八年重建。是祭祀孔子夫人亓官氏的殿堂。之后去参观了启圣祠，而此祠的设立就是为了解决尊卑失序问题。
寢殿
寢殿内供奉着亓夫人牌位
寢殿内的立柱
董喜宁说最早指出这个问题的人是洪迈，他在四配还未成形之前，就已经发现了堂上配祀与两庑贤儒在人伦关系上的位序错乱：“自唐以来，相传以孔门高弟颜渊至子夏为十哲，故坐祀于庙堂上。其后升颜子配享，则进曾子于堂，居子夏之次以补其阙。然颜子之父路、曾子之父点乃在庑下从祀之列，子处父上，神灵有知，何以自安。所谓子虽齐圣，不先父食，正谓是也。又孟子配食与颜子并，而其师子思、子思之师曾子亦在下。此两者于礼于义实为未然，特相承既久，莫之敢议耳。”（《容斋随笔》）
正面看
孔子的弟子中有几位乃是父子共同拜孔子为师，但因儿子的名气更大，所以儿子进入大成殿内配祀，而父亲却站在两庑从祀。比如颜回和曾子坐在殿内，而父亲颜路和曾点则站在两庑，这也显然有违中国人所讲求的人伦之理，故元代熊禾就提出了这样的批评：“学莫大于明人伦，人伦莫先于父子，子坐堂上，父立庑下，非人道一日所可安也。”
但也有人认为太过强调这一点没意义，元许约在《建言五事》中说：“盖庙学乃国家通祀，犹朝廷之礼也。父为庶僚，子为宰职，各以其德与勋也，如遇朝会，殿廷班列，则父虽尊，安能超之子上哉？殊不知抑私亲而昭公道，尊道统以崇正学，乃所以明人伦也。”
许约认为国家祭祀有如朝廷之礼，如果父子同朝为官，儿子官大父亲职位低，故儿子排在前面没什么不对。
圣迹殿是一个独立院落
圣迹殿正殿
但这样的争论始终未能平息，于是有人认为应当将颜路等父辈安置在启圣祠中。启圣祠原本是祭祀孔子的父亲叔梁纥的地方，因为叔梁纥在元代被加封为启圣王。启圣祠的设立也跟人伦问题有直接关系。明正德皇帝朱厚照没有儿子，继其位者乃是堂弟朱厚熜，是为嘉靖皇帝，但朱厚熜即位后又想加封自己的生父为皇帝，于是在朝中引起了大礼仪之争，但重臣怎能争得过皇帝。嘉靖九年，朱厚熜授意大学士张璁上书要梳理文庙祭祀礼仪，其提出取消孔子的王号和谥号，降低祭祀孔子等级，同时提议在学校内设置启圣祠来奉祠孔子的父亲叔梁纥。
这种做法显然是冲着大臣们反对他追封父亲为皇帝的报复，张璁还同时以颜回、曾参、子思、孟子之父进入启圣祠内做为叔梁纥的配享，以二程之父程珦、朱熹之父朱松和蔡沉之父蔡元定从祀。皇帝立即批准了张璁的建议，于是各地的学校和文庙内纷纷建起了启圣祠。
万世师表牌
墙上是圣迹图
启圣祠虽然普及了，但里面的配享和配祀问题并未通行起来。进入清代，朝廷又将孔子的五世祖一一封之，雍正皇帝颁布谕旨称：
至圣先师孔子道冠古今，德参天地，树百王之模范，立万世之宗师，其为功于天下者至矣。而水源木本，积厚流光，有开必先，克昌厥后，则圣人之祖考宜膺崇厚之褒封，所以追溯前徽，不忘所自也。……朕仰体皇考崇儒重道之盛心，敬修崇德报功之典礼，意欲追封五代并享烝尝，用伸景仰之诚，庶慰羹墙之慕。
皇帝有令，臣下立即商议，大臣们提议追封孔子先世五代为公，但雍正皇帝认为因更进一步，全部追封为王。于是封木金父公为肇圣王、祈父公为裕圣王、防叔公为诒圣王、伯夏公为昌圣王、叔梁公为启圣王，以往启圣祠内专祀叔梁纥，现在五代合祀，故更名为崇圣祠。
参观完崇圣祠，沿孔庙的另一侧往回走，又看到了杏坛，虽然此时日影渐斜，但却又进入了两队游客，导游站在杏坛下用扩音器向一些外国人讲述着杏坛的历史。我听不懂他的所讲，不知道他是否讲了宋天禧五年，孔道辅修孔庙时建造杏坛的历史，《东家杂记》载：“先圣殿前有坛一所，即先圣教授堂之遗址也。……后世因以为殿。本朝乾兴间，传大父中宪监修祖庙，因增广殿庭，移大殿于后。讲堂旧基不欲毁拆，即以瓴甓为坛，环植以杏，鲁人因名曰杏坛。”
杏坛
其实将孔子讲学之处以杏坛称之，乃是本自《庄子·渔夫》中的所言：“孔子游乎缁帏之林，休坐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
曲阜孔庙建起了杏坛，于是各地的孔庙纷纷效仿之，故有不少的文庙内也建有杏坛，比如南宋嘉定年间，淮安府学“槙杏为坛”。元大德年间，福州路学“以其余力筑坛，树杏于亭之前”。看来不少的地方真是在杏坛旁边种杏树，虽然曲阜孔庙杏坛乃是各地杏坛之祖，但我在这里却未看到杏树。只是在亭内看到一块杏坛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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