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判所在地设在春帆楼，此地风景秀丽，而且有日本人特别喜欢的温泉。这里本是一家诊所，后来改成了一家河豚料理店（河豚虽然有剧毒，而且确实也曾毒死过不少食客，但好吃不怕死的吃货们仍然前仆后继，这在日本实在是一桩狂热的奇景）。伊藤博文在年轻时就经常光顾这个河豚店，“春帆楼”这个名字就是伊藤博文为女主人起的。
在谈判桌的两侧，中国代表团赫然发现，自己坐的椅子都比日本代表的椅子矮一些！
对于这一个说法，我不是很相信，我不觉得象伊藤博文或陆奥宗光这个级别的人会使用这种小伎俩。后来，看到一篇文章再现会场，说是给李鸿章的是一个带扶手的软座，貌似比别的矮一点，实际是为了凸显
李的地位。
比起来，我更相信后面的这种说法。
在李鸿章座位的旁边，日本人非常细心地准备了一个痰盂。这一方面表明日本对中国客人的细致周到，因为李鸿章因烟瘾大，确实有喜欢随地吐痰的不良习惯（据说后来李鸿章访俄期间，曾经一口痰吐在沙皇陛下极其名贵的波斯地毯上，把老毛子气了个半死）；另外，似乎也在暗示李鸿章和他背后的老大中国已经日薄西山。
对于己方拟定的谈判条件，伊藤博文告诉李鸿章：“中堂只能回允、不允两句话。”
李鸿章问：“难道不准分辩？”
伊藤的回答很轻松，很搞笑，也很强势：“可以，但是不能减少。”
李鸿章：“不许我驳否？”
伊藤博文：“驳尽管驳，但我主意不能更改……”
就完全相当于一个强盗用刀逼着一个路人：“掏出钱包来，掏不掏？”仁慈的劫匪慷慨地赋予了这个倒楣的路人选择的权利，但他只有掏和不掏的选择，选择掏，钱就会被抢光；选择不掏，身上就得多几个血窟窿，最后钱还是会被抢光。
这个劫匪就是伊藤博文，李鸿章就是那个倒楣的路人。
伊藤还恐吓李鸿章：“广岛已经有六十多艘运兵船升火待发，如果再不签字，我们就要往中国大陆增兵了。”
李鸿章说：“赔款再减五千万吧，台湾不能割给你们。”
伊藤博文轻松地笑笑说：“这样的话，我们就派兵进占台湾。”
李鸿章无计可施，只好打亲情牌：“日中两国比邻，一衣带水，何必如何决裂，还是要和好的！”
伊藤的回答也堪称妙语：“割地赔款，就象负债。你们把债还清，中日自然和好。”
李鸿章急了，也耍起了痞子腔（这是李鸿章的一大战术特点，也是他老师曾国藩绝对学不会的）：“台湾可不好打，法国上次攻打都没有得手，风高浪大，民风彪悍（你们来打打试试）！”
李鸿章说的是实话，十年前，中法在台湾开战，法军大败，连法军统帅孤拔都战死在澎湖。
伊藤听了，根本不为所动，冷冷地说：“大日本水师官兵有什么苦吃不得？去年北地奇寒，人人都说日本军队不能吃苦，现在春暖花开，整整一个冬天了，我们吃过什么亏吗？”
谈判结束的时候，两人起立握手，李鸿章再次请伊藤博文将赔款减少，伊藤笑而摇头，再次说不。
1895年4月17日上午10点，黔驴技穷的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在马关条约上签字。当时的李鸿章，心一定在滴血，但他没有选择，他只能签字，因为他来日本的使命就是当汉奸，就是当卖国贼，就是承担骂名，活该他是李鸿章！他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我苦心孤诣，搞洋务、办外交、整军备、练海军，最后一败涂地，作为战争的领导人，特别是北洋水师的实际总负责人，甲午战败，中国深陷泥淖，我是有责任的，甚至，我该下地狱，这个，我认了！
但很有些人，比我更应该下地狱。
比如耽于享受的慈禧太后，比如空有热血的光绪皇帝，还有那个贵为帝师的老愤青翁同龢，一味开战、开战。你们知道北洋水师已经六年没有购进一艘船、一颗炮弹了吗？你们知道大东沟海战我们的炮弹多数是不能爆炸的穿甲弹吗？我们知道北洋舰队已经好几年没有维护装备的钱了吗？你们知道就是这几年日本勒紧裤腰带超过我们的吗？你们知道重创我军的吉野号本来是我们订购的吗？
你们是知道的，但你们就是不给钱，特别是那个主管财政的翁师傅。没有钱，打什么现代战争！别的不说，就说炮弹，如果我们有足够的开花弹，那打沉几艘敌舰是很有可能的，黄海海战的结果很有可能改写，战争的轨迹说不定也会不同。
李鸿章痛苦地闭上了眼睛，这一切都只能是假设，而假设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对于战争，我能有什么办法呢？我没有办法拉人垫背，只能是我一个人下地狱了……
蒙受奇耻大辱的李鸿章决定：发誓终生不履日地。
李鸿章不知道，正是源于对日本的刻骨仇恨，使得他不自觉地偏向了日本在东亚利益的直接对手俄国，他更不知道的是，对于中国来说，俄国要比日本可怕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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