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遼朝同後唐、後晉、後漢、後周的關係
遼太宗耶律德光即位後，遼朝的內外形勢都有顯著的變化。就內部來說，人民久受戰爭之苦，階級關係緊張；在統治階級中，由於具體利益的衝突，述律太后殘殺了許多勢要人物，眾志不一；太宗兄東丹王因不得繼位，且受太宗猜忌和約束，也心懷異志。就外部來說，中原在後唐明宗的統治下，革除了一些苛稅雜役，整頓了吏治，“兵革粗息，年穀屢登”（《新五代史·唐紀》），社會情勢好轉；驍將悍卒，屯駐要地，邊備相當森嚴。由此，在遼朝的漢族降將中，就有人動搖了。
《東丹王出行圖》（局部），波士頓藝術博物館藏
太宗即位不久，鎮守平州的盧龍節度使盧文進，因部下漢人都切望返回故鄉，經明宗密遣使招誘，率其眾十餘萬、車帳八千乘歸後唐，這對遼朝是一個不輕的打擊。太宗命將南進，再奪平州。旋與後唐叛將王都所部會合，南過定州，進圍曲陽。後唐北面招討使王晏球迎戰，大破之。太宗遣軍來援，亦為王晏球所破。
民心的向背對後唐的勝利和遼軍的失敗顯然是有重大關係的。遼軍既敗，“其餘眾潰投村落，村落之人，以鋤耰白梃，所在擊殺之”（《新五代史·王晏球傳》）。遼朝先後出動騎兵七千，“殆無孑遺”，“其得脫歸國者不過數十人，自是契丹沮氣，不敢輕犯塞”（《資治通鑑·後唐紀》）。接著，代盧文進為盧龍節度使的張希崇又殺死平州的契丹將領，悉舉所部二萬餘口奔後唐。未幾，東丹王也浮海奔後唐。至此，遼朝喪失了先前所曾佔有的優勢和主動權。
可是，當時的後唐還有一個未除的痼疾，就是分據各地的藩鎮仍有專擅之權，彼此勾心鬥角，矛盾重重。他們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可以不擇手段，不顧民族的利益，所以後來局勢發生了急轉直下的變化。936年（遼天顯十一年，後晉天福元年），後唐太原節度使石敬瑭為了奪取後唐的天下，乞援於遼，不惜把山南代北的幽、薊、瀛、莫、涿、檀、順、新、媯、儒、武、雲、應、寰、朔、蔚十六州拱手割讓給遼，並許歲貢帛三十萬匹，對遼太宗自稱“兒皇帝”。
從此，遼朝奪得了有大宗稅入的大批州縣，奪得了一些工商業比較發達的城市，奪得了幽州和大同這兩個戰略據點，佔取了北負山險、南窺平野的高屋建瓴之勢。
由石敬瑭建立的王朝是後晉，爾後繼後晉而起的是後漢。在晉漢兩朝統治下，政治腐敗，賦役繁苛，水利失修，耕種失時，中原的社會經濟愈加衰退了。兩朝的統治階級，唯以聚斂為能事，對外敵則是妥協乃至投降。在將帥中，願以十萬橫磨劍與契丹較一日之短長如景延廣的，在朝臣中，以“稽顙於穹廬”為恥如王權的，已不可多得；至於堅決作戰、雖死不辭如吳巒的，就更少了。但是，統治階級的媚敵行徑在人民群眾裡引起了嚴重的不滿，遼朝的貪得無厭則使統治階級中的一些成員也漸生反感，所以在後晉晚期，與遼朝的關係又惡化了。契丹的不斷侵掠使河北人民備遭蹂躪。後晉的軍隊不是不能打仗，他們的步兵曾經在劣勢中奮起反擊，打得契丹騎兵大潰。可是內部社會經濟實在已經殘破不堪，在後晉季年，“民餓死者歲十數萬”（《新五代史·景延廣傳》），難以長久支持了。
《新五代史》（點校本二十四史修訂本）
945年（遼會同八年，後晉開運二年），遼師大入，陷貝州後，節節南進。遼軍的南進和取得勝利，與有些漢族將帥叛降遼朝有很大關係。趙延壽慫恿在先，楊光遠勾引在後。末了，後晉唯一可以倚重的將軍杜重威也全軍以降，於是遼軍就長驅直入了。杜重威這人本來就是一個搜刮的能手，當民間乏食的時候，他所積的私粟竟有十餘萬斛。946年（遼會同九年，後晉開運三年），遼軍入大梁，後晉“始以契丹而興，終為契丹所滅”（《新五代史·景延廣傳》）。
遼朝既滅後晉，聲威大振。不過遼朝的勝利是暫時的、表面的，其實這場戰爭的結果是兩敗俱傷。“契丹連歲入寇，中國疲於奔命，邊民塗地；契丹人畜亦多死，國人厭苦之。”（《資治通鑑·後晉紀》）可見，這場戰爭不但嚴重地損害了漢族人民的利益，也嚴重地損害了契丹人民的利益；不但漢族人民反對契丹統治階級發動的掠奪戰爭，契丹人民也並不甘願充當契丹統治階級進行掠奪戰爭的工具。
遼太宗入大梁後，改號大遼，改元大同，有久據中原之意。可是在他身上，卻看出了契丹部落貴族的野蠻性和掠奪性。他在大梁“廣受四方貢獻，大縱酒作樂”，毫不關心如何安定殘局、撫慰人心。契丹軍隊的糧秣，一向由軍士自行籌措，因此契丹軍隊到處強徵民間糧草，謂之“打草谷”。以打草谷為名，大肆剽掠。中原地區“丁壯斃於鋒刃，老弱委於溝壑。自東西兩畿及鄭、滑、曹、濮，數百里間，財畜殆盡”。以犒賞軍士為名，“括借都城士民錢帛，自將相以下皆不免。又分遣使者數十人詣諸州括借，皆迫以嚴誅，人不聊生。其實無所頒給，皆蓄之內庫，欲輦歸其國。於是內外怨憤，始患苦契丹，皆思逐之矣”。“又多以其子弟及親信左右為節度使、刺史，不通政事。華人之狡獪者，多往依其麾下，教之妄作威福，掊斂貨財，民不堪命。”
這種野蠻的掠奪，激起了中原人民的同仇敵愾，他們用廣泛的起義來回答遼軍的侵暴殘害和中原官僚地主階級的投降行為。起義迅速蔓延，分佈在各地的人民武裝“多者數萬人，少者不減千百”，先後攻拔相、宋、亳、密等州。遼太宗到這時才發現：“我不知中國之人難制如此！”他在大梁住了不滿三個月，就倉皇北遁了。臨去時，“盡載府庫之實以行”（以上引文俱見《資治通鑑·後漢紀》）。遼太宗承認：“我有三失：殺上國兵士，打草谷，一失也；天下括錢，二失也；不尋遣節度使歸藩，三失也。”（《舊五代史·契丹傳》）契丹統治者與漢族人民的矛盾是當時國內的主要矛盾，這個矛盾在實質上是階級矛盾，它是在民族關係上表現出來的階級矛盾。契丹統治者入佔中原後，不是減輕而是加劇了階級矛盾，又使民族矛盾也隨之激化，這就是契丹統治者不能把在戰爭中獲得的勝利保持下去的根本原因。
947年（遼大同元年，後漢天福十二年）初夏，遼太宗在北返的途中，病死於欒城縣境。據說，喪車至國，太后不哭，曰：“待諸部寧一如故，則葬汝矣！”（《資治通鑑·後漢紀》）可見，遼太宗的南征在契丹內部也是不得人心的，使契丹諸部不寧，也就是說，使契丹內部的階級矛盾也加劇了。
遼懷陵遺址
有一部分漢族官僚地主，以原任後晉河東節度使的劉知遠為首，在這場戰爭中採取坐山觀虎鬥的態度。就在契丹兵馬北撤這一年春天，劉知遠在太原稱帝，國號漢—即後漢，待遼太宗北返後，輕易地搶佔了中原。先前被遼軍攻取的後晉州縣，除易州外，全為後漢所得。劉知遠這人當初也勾結遼朝，稱遼太宗為父，即帝位後仍力求不與遼朝發生衝突，唯自保是圖。繼位的劉承祐也步其後塵，當大將郭威“請勒兵北臨契丹之境”時，被他制止。後漢的國祚只有四年，繼起的是郭威建立的後周。郭威立三年死，養子柴榮嗣立，是為後周世宗。
後周（951—959）是一個短促而頗有作為的王朝。柴榮在郭威初步經營的基礎上，為了恢復國家的統一和穩定，在經濟、政治、軍事上進行了若干不無成效的改革，國內形勢明顯地好轉。他兼併了相鄰的幾個王朝，使後周的統轄範圍逐漸擴大。
同時，遼朝卻中衰了。太宗南征，民力疲弊，人心怨憤。太宗死後，弟李胡與侄兀欲爭立，結果李胡失敗，由兀欲繼位，是為世宗。世宗“荒於酒色，輕慢諸酋長，由是國人不附，諸部數叛，興兵誅討，故數年之間，不暇南寇”（《資治通鑑·後漢紀》）。951年（遼應曆元年，後周廣順元年），其燕王及太寧王殺世宗。亂平後，諸大臣奉太宗子述律為王，是為穆宗。穆宗喜田獵，好擊鞠，常以細故殺人，不大過問國事，“每夜酣飲，達旦乃寐，日中方起，國人謂之睡王”（《資治通鑑·後周紀》）。偶而舉兵南下，都是騷擾性的。952年（遼應歷二年，後周廣順二年），瀛、莫、幽州大水，民多流離失所，因遼朝無力賑濟存處，有流民數十萬口湧入後周境內（見《資治通鑑·後周紀》）。此後，還陸續有一些漢民越境流入後周（《五代會要》引後周顯德二年詔曰：“近北諸州，自契丹離亂，鄉村人戶多被番軍打虜向北，近來多有百姓自番界回來。”）。
拿這時的遼朝與後周作比較，強弱之分可不言而喻。958年（後周顯德五年，遼應歷八年），後周對南唐的戰爭告一段落，長江以北原為南唐所有的十四個州納入了後周的版圖，後周國力益充，兵威益盛。於是，世宗在959年（後周顯德六年，遼應歷九年）大舉伐遼。這次伐遼，確是“乘其勝威，擊其昏殆”，選中了“不可失之機”（《新五代史·周紀》及同書《四夷附錄》）。柴榮親征，軍行迅速，在離大梁四十四日後就佔領了瀛、莫、易三州和瓦橋、淤口、益津三關，其中只有易州是最後用武力攻克，另外五處都是望風迎降的。本來，後周的軍隊可以繼續北上，然而與柴榮的意圖相反，從行諸將認為“未宜深入”，柴榮自己又偏偏得了病，於是北伐中輟。
後周世宗像
在有些史書中，可以看到這樣一種說法，把後周這次北伐的中輟單純地解釋為由於柴榮得病，認為似乎只要柴榮不病，燕雲失地必可指日盡收，北伐必能竟其全功。這種說法是不夠全面的，是因為沒有對當時的複雜形勢作全面分析而形成的。
當時的形勢是：“乘其勝威，擊其昏殆”，這是有利的一面，而且是主要的一面。但是，除此而外，還有不利的一面：南唐雖已退保江南，仍未放棄重收江北失地的企圖，且經常密遣使以臘丸書結援於遼朝；河東地區有一個與後周同時建立的北漢，也以遼朝為外援，與後周相對抗；遼朝雖中衰，仍不可等閒視之，其主力屯聚在幽州以北，尚未出動，有以逸待勞之勢，且已遣使急告北漢出兵配合；後周本身雖日見其盛，但承前朝久弊之餘，財力還不十分充沛。
因此，後周的戰機固然選得恰到好處，終須以速決及適可而止為上策。如擊破遼軍主力，則乘勝逐北；如推進到一定程度而出現了相持不下的局面，則不得不適可而止，留必需的兵力扼守拒御。反之，如曠日持久，不利因素的作用將增大，北漢必搗其側，南唐也可能掎其後，這樣三面受敵，就難免顧此失彼。柴榮進軍極速，可見他對形勢是有充分認識的。但是，正因為有上述不利因素存在，從行諸將公然在慶功宴上提出了與柴榮意圖相反的建議——“未宜深入”，這卻是柴榮未曾想到的，必然會使柴榮在是否大舉深入這一點上費些躊躇。
綜上所述，後周這次北伐中輟的原因實有兩個：其一為柴榮得病，其二為柴榮因從行諸將意見相左而有所顧忌。柴榮得病後，雖停止北伐，仍命將西攻北漢，這也可以說明他不是完全放棄進攻計劃，而只是對北上與遼軍主力決戰有所顧忌。
960年（宋建隆元年，遼應歷十年），宋取代後周。
02 遼朝同北宋的關係
宋初把全部精力用在整頓內部和討伐南方的封建割據政權上，對遼朝採取來則備禦、去則勿追的方針。開寶二年及九年（969及976），宋太祖兩次進攻北漢，都因為遼軍援助北漢而沒有成功。
這樣一來，在宋朝的統治階級中，就產生了一種過高估計遼朝力量的思想傾向。宋朝在後周的基礎上，繼續實行了一些有利於生產發展的措施，社會經濟得以迅速恢復和逐漸上升。還先後掃平南方的封建割據勢力，統一了中原和江南。又取消勳臣宿將和地方藩帥的兵權，鞏固了中央集權的統治。在太平興國元年（976），全國已有三百餘萬戶。
979年（宋太平興國四年，遼乾亨元年），宋太宗親征北漢，滅之，乘勝移師河北，連下數郡，進圍幽州。這時，遼朝在景宗統治下，經過二十來年的休養生息，社會經濟形勢也逐漸好轉，但是與宋朝相比，究竟還差得多。所以，就遼宋雙方的力量對比來看，宋朝佔著優勢，光復燕雲失地是大有指望的。可是，在過高估計遼朝力量的思想傾向支配下，宋太宗和他的將領們對這次戰爭缺乏必勝的信心；宋太宗本人又在軍事部署上犯了嚴重錯誤，重兵雲集，然而沒有作成一種可以相互救援的機動配置，對敵軍主力的動向也不夠了解。結果遼方援軍大至，左右夾攻，高梁河一役宋軍慘敗，全線潰退。
986年（宋雍熙三年，遼統和四年），宋太宗再度命將大舉伐遼，兵分三路：曹彬、米信出雄州，田重進出飛狐，潘美、楊繼業出雁門。這次宋太宗又犯了嚴重錯誤，三路大軍不能有效地配合，糧草接濟不夠及時。起初，三路皆以捷聞。遼方一面調集各路援軍，一面縱令宋軍深入，待宋軍疲憊，就重施故技，來了個兩路夾攻，首先擊潰宋東路軍於岐溝關，繼而擊敗宋中路軍于飛狐。宋西路軍聞訊急撤。惟楊繼業奉命救援他路，懸軍深入，敗於陳家谷，負傷被執，不屈，絕食死。至此，宋朝的這次進攻又完全失敗了。遼軍不時南擾，在989年（宋端拱二年，遼統和七年）奪佔了易州。
雁門關前的楊家將雕像
此後，遼朝鑑於宋朝的強大，極力修治內政，大量起用漢人，均賦稅、勸農桑、修武備，並取消了一些歧視漢人的做法，國內的階級關係和民族關係都得到了一定的調整。986年的那次戰爭，使燕雲地區遭受了不輕的破壞，如山西四州，“自宋兵後，人民轉徙，盜賊充斥”。經過十多年，治癒了戰爭創傷，農業和手工業都顯著地發展了。宋朝方面卻是另外一種景象。宋朝不像先前有些朝代所做的那樣—開頭造成許多小自耕農，而是在酌量調整小自耕農負擔的同時，縱容和助長大土地佔有制的發展，這是因為宋朝幾乎原封不動地接受了那些被它征服的地方王朝的社會經濟制度，以及宋朝採取優容官僚地主以換取他們對中央集權的支持的政策。所以，在宋初，國內就存在著深刻的階級矛盾。
伴隨著經濟的繁榮，階級關係也緊張起來。那些養尊處優的官僚地主，大多隻圖維持國內現存的秩序，維護他們對勞動人民的剝削和壓迫，深恐與遼朝兵連禍結會搖動人心，會因為可能的失敗而危及他們的統治，於是逐漸放棄了收復燕雲的打算。主戰、主攻的雖也不乏其人，可是主和、主守的更多。端拱二年（989），宋太宗令群臣言戰守之宜。吏部尚書宋琪主張相機攻取，而戶部郎中張洎則主張一味固守。張洎上疏略謂：
繕修城壘，依憑險阻，訓戎聚谷，分屯塞下，來則備禦，去則勿追，策之上也。偃革橐弓，卑辭厚禮，降王姬而通其好，輸國貨以結其心，雖屈萬乘之尊，暫息三邊之戍，策之次也。練兵選將，長驅深入，擁戈而肆戰，決勝負於一時，策之下也。……倘後日之戰，復有殺將覆軍之禍，則趙、魏、鎮、定，疇能守之，人心一搖，天下事去矣！（《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一《太宗》）
宋太宗本人自從兩次北伐失敗，也喪失了戰勝遼朝的信心，因此，對宋琪只虛言嘉勉，對張洎的建議則“頗採用之”。在知雄州何承矩的首創下，宋朝疏通了河北緣邊地區的河渠塘灤，並築堤蓄水，自保州至泥姑海口，屈曲延伸幾八百里，藉以阻遏遼朝的騎兵。
遼朝看清了宋朝的弱點，就採取主動。經過長期準備和多次試探，在999年（遼統和十七年，宋鹹平二年）冬與師南下，遭宋軍頑強抗擊，不得逞，在次年春撤退。至1001年（遼統和十九年，宋鹹平四年）冬，遼朝把鎮撫西北有功的蕭撻凜調任南京統軍使，傾全國之力大舉南下。遼聖宗及其母蕭太后都親自出動，調度各路兵馬。戰經兩年，遼軍在1004年（遼統和二十二年，宋景德元年）冬進入河南北部。
宋廷大震，妥協派要求遷都避難及屈膝求和的呼聲，一時甚囂塵上。但宰相寇準是主戰派，他力排眾議，奉宋真宗親征，同時飛檄調集援軍。當時河北、河南人民紛紛起兵抗遼，各方援軍也先後開到，見宰相奉皇帝親征，民心激昂，士氣高漲，遼軍為之奪氣。遼宋兩軍在澶淵之北展開了一場惡戰，蕭撻凜中伏弩死，遼軍少卻。先是，宋朝已遣使與遼朝議和。遼軍既受挫，掌權的蕭太后也有了求和之意。宋朝本來不難把遼軍擊退，可是妥協派終竟佔了上風，怯懦的宋真宗本人也是妥協派。淳化四年——至道元年（993—995）的王小波、李順起義和至道三年（997）、鹹平三年（1000）的兵變，在宋朝皇室和官僚地主的心中猶有餘悸，他們唯恐人民的發動越出朝廷的控馭範圍，希望戰事儘快結束，這就使主戰派的主張不能實現。
宋真宗像
和議很快就達成了，宋朝允歲輸絹二十萬匹、銀十萬兩給遼朝，遼聖宗同意稱宋真宗為兄，雙方罷兵，遼軍撤回本國（易州屬遼，瀛、莫二州仍屬宋），這就是所謂“澶淵之盟”。遼朝發動的這次戰爭使人民— 包括契丹人民在內—再次遭受重大損害，是非正義的戰爭。從宋朝方面來說，本來是正義的戰爭，但由於統治集團害怕人民組織和武裝起來，加以壓制，使戰爭的正義性不能充分發揮其作用，從而竟得到了一個屈辱的結局。
此後，宋朝因國內地主與農民的階級矛盾愈演愈烈，統治階級內部的黨爭也層出不窮，統治階級在對遼朝的關係上就但求相安無事，雖明知遼朝的財源和兵源都不如自己，仍盡力避免重開戰端。遼朝方面，樂得每年坐收大宗歲幣，也不再打算勞師南征了。可是遼朝仍不放棄可以藉故敲詐的機會。1042年（遼重熙十一年，宋慶曆二年），宋朝牽制在對西夏的戰爭中，北防空虛，遼朝便以收復瓦橋關以南瀛、莫二州為藉口，調發兵馬，揚言南征。宋朝驚惶之餘，竟甘願每年增納絹十萬匹、銀十萬兩給遼朝。1075年（遼大康元年，宋熙寧八年），為了平息一宗邊界爭議，宋朝又割河東緣邊之地一段給遼朝。
按照某些宋人的說法，宋朝對西夏用兵，歲費五倍於輸納給遼朝和西夏的歲幣，此外還要損兵折將（見《曲洧舊聞》）。這當然是為宋朝的屈辱求和辯解。歲幣年年都要支出，兵費只用於一時，如何能拿一年的歲幣同一年的兵費相比。而且，這種說法是把自己置於必敗之地來提出的。其實，宋朝對遼朝和西夏奉行“輸國貨以結其心”的政策，是加深了國內的階級矛盾。北宋農民起義領袖方臘就尖銳地指出過：宋朝除了“聲色、狗馬、土木、禱祠、甲兵、花石糜費之外，歲賂西北二虜銀絹以百萬計，皆吾東南赤子膏血也。二虜得此益輕中國，歲歲侵擾不已。朝廷奉之不敢廢，宰相以為安邊之長策也。獨吾民終歲勤動，妻子凍餒，求一日飽食不可得”（《泊宅編》）。
對遼朝來說，澶淵之盟當然是極其有利的，鉅額的歲幣改善了國家的財政狀況。遼朝的財政收入，絕大部分被用來供養皇室、貴族和官僚機構。澶淵之盟訂立之後，遼宋的關係形成了一個暫時的穩定局面。遼朝更多地採納中原地區進步的生產技術和科學文化，生產逐漸得到恢復和發展。遼統和二十五年（1007）遼興建中京，後來便發展成為一個重要的政治經濟中心。
（本文選自《契丹簡史》，中華書局2019年11月出版）
《契丹簡史》
張正明 著
簡體橫排
32開 平裝
28.00元
內容簡介
契丹作為我國北方的一個遊牧民族，曾長期活躍於歷史舞臺上，也曾驟然消失於歷史長河之中。一直以來，我們都對這個民族的形成、發展、演變、衰亡，以及經濟、人口、外交、階層、文化等方方面面都存在著諸多認識的誤區。本書正為掃清歷史迷霧，還原一個民族真實面貌而作。
張正明（1928—2006），中國著名史學家。1952年畢業於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民族學專業。從1980年起在湖北省社會科學院工作，創辦了楚文化研究所，2002年受聘於華中師範大學，去世前為華中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著有《契丹史略》《楚文化史》《楚史》《長江流域民族格局的演變》等重要學術著作，主編了《楚學文庫》《楚文化志》《楚美術圖集》《上古長江流域美術圖集》等叢書，任大型學術叢書《長江文化研究文庫》副總主編，為楚文化和長江文化研究作出了開拓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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