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帝
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驾崩；皇四子弘历继皇帝位，是为乾隆帝。
同年十二月，才刚刚继位四个月的乾隆帝下诏让清世宗生前信任的大臣，河东总督王士俊解任赴京，署理兵部侍郎。
乾隆帝之所以会下达这样一道看似平调，实际是贬官的人事任命，起因源自雍正十三年三月发生在河南的一起案件。
这件案子看上去平平无奇：河南上蔡县一名武秀才王作孚与其他十一名文武秀才一块到上蔡县衙，要求知县贵金马降低官盐价格，被知县拒绝后，以王作孚为首的十一名文武秀才以及百余名乡民又跑到县城内的专门售卖官盐的商店，强行以十六文钱一斤的价格买走了一千多斤食盐，并且放话，不管知县同不同意降价，以后他们就按照这个价格购买官盐。
劣绅“曲断乡里”、“鱼肉百姓”的案子上报到雍正帝案头，结果可想而知，雍正帝当即就在王士俊的奏折上朱批“此风不可长，当研究以惩刁顽”，而最后的结果是为首闹事的武秀才王作孚论死，其余生员均遭重罚。
然而，这却是一件由雍正帝信任大臣，河东总督（主管河南与山东）王士俊亲自导演的彻头彻尾的“冤案”。
“冤案”？！到底怎么回事？
这就要从雍正帝继位后的治国说起了，说起雍正帝，大家都知道他做皇帝期间做了三件大事：
“摊丁入亩”、“耗羡归公”、“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
然而雍正帝另外做的一些事情，知道的人可能就不多了。
除了这三件事以外，雍正帝还做了一件事就是“鼓励垦荒”。
《雍正王朝》里的田文镜
其实这件事也非常重要，但是由于这件事基本上是在河南境内展开，所以知道的人不多，相信看过二月河小说《雍正王朝》的朋友应该还有印象。
说实话，鼓励垦荒肯定是一件好事，毕竟康熙朝中叶中国人口就已经突破2亿，要想养活2亿人，不多种地肯定是不行的。
而且雍正帝一朝，垦荒也确实效果显著，根据《河南通志》记载，河南从“康熙九年至六十一年”通过开垦荒地，增加了十二万六千九百零七顷可以征收田税的熟地，而从“雍正元年至雍正八年”，仅八年时间，河南就开垦出五万一千四百五十九顷可以征税的熟地，雍正朝河南每年开垦荒地数量是康熙朝的三倍。
正因为田文镜政绩卓著，所以雍正帝才会专门为他设一个“河东总督”。
而雍正帝觉得田文镜在河南垦荒成绩这么好，应该全国推广，而且雍正帝又是一个特别喜欢用KPI考核官员的皇帝，结果两者一结合，好事就变成坏事，地方官员不想骗雍正帝也不行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事实上康熙四十年以后，内地经过长期的和平，人口大量增长，而北方地区地力又薄，南方耕种10亩既可以获得温饱，北方如河南等地，非要耕种50亩、100亩不可。
所以事实上在康熙朝末年，北方地区容易开垦的荒地已经被开垦的差不多了，尤其是河南地区，用雍正末期的户部尚书史贻直奏折所说“河南地势平衍，沃野千里，民性淳朴，勤于力穑，自来无寸土不耕……安得如许荒田之多？”
因此，从田文镜开始，河南官员们就习惯把许多不符合开垦条件的土地，如盐碱地、山地等当做垦荒成绩上报；当然，这既有取悦雍正帝的心思，也有害怕垦荒数据下降被雍正帝责罚的担心。
如果只是虚报垦荒田亩数还好，更要命的是，虽然清朝对垦荒有一定时限的免税优惠，但一般不超过三年，过了三年，这些荒地就会按照熟地征收田税。
清代农村
前面说了，从田文镜到王士俊，这两任雍正帝最信任的总督都有虚报垦荒业绩的恶行，更为要命的是，当这些“荒地”免税优惠时间已经过了，开始征收田税时，为了避免穿帮，田文镜和王士俊只能采取“田不增而赋日重”的办法，对河南现有土地田税进行加征。
当然，我不否认与此同时，河南依然有士绅因为和官府关系密切而可以逃避赋税，但是一部分士绅可以逃避赋税这件事和另一部分士绅被加征赋税这件事是可以并行不悖的。
雍正十三年三月发生在河南上蔡这起案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上蔡县县令贵金马为了取悦王士俊，多次虚报垦荒田亩数，上蔡县部分士绅，如武秀才王作孚等十一位秀才，他们不堪重负，终于忍无可忍，在王作孚的带领下去到县衙找知县贵金马理论。事实上，后来经过多次调查，王作孚等十一名生员并没有咆哮公堂，更没有威胁县令，只是一块哀求知县贵金马不要再虚报垦荒田亩数，不要再为不存在的“垦荒”加征田税。
上蔡知县贵金马把这件事情的原委老老实实汇报给了王士俊，后来新任河南巡抚在公文里查到了贵金马的报告。贵金马最初给王作孚上报的处理结果也只是指责王作孚“聚众哄堂”而已。
可王士俊深知这件事决不能让雍正帝知道，所以在他的指示下，要求上蔡知县、按察使司按察使等相关经办官员，不要提垦荒与虚报以及加征田税的事情，而给王作孚等人罗织强行要求县衙降低盐价、大脑公堂这种雍正皇帝最讨厌的劣绅“曲断乡里”罪行，果不其然，雍正帝看到王士俊报告后要求王对这些闹事生员“重处”。
这件案件真相大白后，乾隆帝对于敢于欺骗自己父亲的王士俊非常恼怒，但是为了维护雍正帝的形象，乾隆帝没有立即处理王士俊，只是免去他河东总督职务，短暂署理兵部侍郎后就把他派到四川担任巡抚去了，只有王士俊发恼骚被革职永不叙用，就是另外的故事了。
唐国强扮演的雍正皇帝
而借这件冤案，乾隆帝在乾隆元年十月发布上谕，要求各省督抚不得虚报垦荒田亩数，有违者一律严惩，就这样，雍正帝所提倡的“开荒”就在乾隆帝严厉上谕下不废而废了。
通过雍正十三年清世宗亲信大臣王士俊亲自罗织的这起“冤案”，我们就可以发现，在封建王朝时代，即使帝王再怎么察察而明，再怎么搞“密折奏事”制度，只要对官员提出政绩要求，那么必然会导致地方官员虚报政绩欺骗皇帝的事情。
而且这种事情他们干起来是肆无忌惮，只会瞒着皇帝一人。
以田文镜、王士俊为例，他们担任河东总督期间，不可否认在河南做了一些实事，好事，但是他们虚报垦荒田亩数，使得“荒地”变“熟地”、“下田”变“上田”严重增加了河南老百姓的负担。
雍正帝去世后，大学士朱轼以及户部尚书史贻直都对新皇帝直言不讳的提到，田文镜和王士俊在河南虚报垦荒田亩数，导致河南出现了丰年农民卖儿卖女以完加征田税的事情。
大学士朱轼以及户部尚书史贻直这么直言不讳又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为什么这两个在雍正朝还算是重臣的大臣，不敢告诉雍正帝河南实情，而要等到新皇帝登基后才敢“直言不讳”呢？
《从王士俊开垦案看雍正朝官僚政治》、《从看田文镜抚豫》、《清史稿》、《中国人口史》、《中国农民负担史》、《清初垦荒政策分析》、《河南通志》、《清朝的真实耕地面积》、《清代河南地区农业发展》、《清世宗实录》、《清高宗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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