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2-1
君意圖南
宋，一個令人困惑的朝代，一個令人匪夷所思的朝代，有人稱之為強宋，也有人稱之為弱宋，為何宋朝會令人這麼矛盾？
亂局中建立起來的宋朝，疆域狹小，兵力軟弱，在與少數民族的鬥爭中屢屢失敗，每次鬥爭都以不公平的條約而結束，許多人稱其為“弱宋”，然而，就是這個“弱宋”，經濟、文化、科技、百姓生活卻又極其的繁榮、富庶、高雅、精緻、開明，宋代的輝煌，在當時的世界上堪稱獨步。那宋究竟應是一種怎樣的形象？
宋的建立
960年，後周諸將發動陳橋兵變，擁立趙匡胤為帝，建立宋朝。
這裡不得不提著名的‘’杯酒釋兵權"，史料關於杯酒釋兵權記載最早的是北宋真宗時的宰相丁渭所（966-1037)的《丁晉公談錄》和王曾（978-1038）的《王文正公筆錄》，但記載最詳細的是司馬光的《涑水記聞》。
《涑水記聞》中記載:太祖既得天下，誅李筠、李重進，召趙普問曰：“天下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蒼生塗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為國家建長久之計，其道何如？”普曰：“陛下之言及此，天地人神之福也。唐季以來，戰鬥不息，國家不安者，其故非他，節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矣。今所以治之，無他奇巧也，惟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語未畢，上曰：“卿勿復言，吾已喻矣。”這部分主要記載趙匡胤和趙普討論地方藩鎮的問題緣由以及如何解決。
經過:頃之，上因晚朝，與石守信、王審琦等飲酒，酒酣，上屏左右謂曰：“我非爾曹之力不得至此，念爾之德無有窮已。然為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為節度使之樂，吾今終夕未嘗敢安枕而臥也。”守信等皆曰：“何故？”上曰：“是不難知之，居此位者，誰不欲為之？”守信等皆惶恐起，頓首曰：“陛下何為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誰敢復有異心？”上曰：“不然。汝曹雖無心，其如汝麾下之人慾富貴者何！一旦以黃袍加汝之身，汝雖欲不為，不可得也。”皆頓首涕泣曰：“臣等愚不及此，唯陛下哀憐，指示以可生之塗。”上曰：“人生如白駒之過隙，所謂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銀，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汝曹何不釋去兵權，擇便好田宅市之，為子孫立永久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飲酒相歡，以終其天年。君臣之間，兩無猜嫌，上下相安，不亦善乎！”皆再拜謝曰：“陛下念臣及此，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稱疾，請解軍權。上許之，皆以散官就第，所以慰撫賜賚之甚厚，與結婚姻，更置易制者，使主親軍。其後，又置轉運使、通判，使主諸道錢穀，收選天下精兵以備宿衛，而諸功臣亦以善終，子孫富貴，迄今不絕。
這部分主要講杯酒釋兵權的經過，表面上看這些措施在亂局之中建立起來的大宋加上了中央集權，很大程度上稀釋了武將的權利，事實上它為後來宋朝的積貧積弱埋下了隱患，為什麼這麼說呢？
鹹平之治
宋真宗鹹平（998年-1003年）年間出現的治世。宋真宗統治時期，勤於政事，任用李沆、曹彬、呂蒙正等人打理政事，政績有聲有色，減免五代十國以來的稅賦，注意節儉，鐵製工具製作技術進步，土地耕作面積增至5.2億畝，又引入占城稻，農作物產量倍增，紡織、染色、造紙、制瓷等手工業、商業蓬勃發展，貿易盛況空前。國家財政收入在宋真宗病逝前一年，即天禧五年（1021年），其總額已達15000萬。
似乎一切都是那麼美好，朝廷廉政，百姓安居樂業。但是經濟的上的富庶並沒有帶來軍隊的強盛，此時危機也已經積累到了極點。
宋周邊(國際)環境
北宋時期，歐洲正處於黑暗的中世紀，阿拉伯、吐蕃回到了部落狀態，就連越南這樣的地方也是分裂的。這一時期的趙宋王朝本來擁有深厚的積累和最好的外部環境。但是宋朝開國初期，爭奪幽雲十六州的高梁河之戰失敗後，直接造就了遼國強盛的開始。《遼史·地理志》記載、府(州)、縣三級。共有5京、6府，156州、軍、城，309縣。還有記載上京道3.65萬戶，東京道4.64萬戶，中京道人口沒有記載但是可能也不少，南京道24萬戶左右，西京道約16萬戶左右，計入戶數的一般是定居務農的漢人和渤海人，古代一般1戶5人左右，因此北宋時遼國人口不過240餘萬人。北宋大夫宋琪記載：每蕃部南侵，其眾不啻十萬。契丹入界之時，步騎車帳不從阡陌，東西一概而行。大帳前及東西面，差大首領三人，各率萬騎，支散遊奕。百十里外，亦交相偵邏，謂之欄子馬。根據前面宋琪的話，皮室3萬+述律0.5萬+親戚2萬+奚1萬+渤海1萬+屬國0.5萬+漢2萬，總計精兵10萬餘。
然而，北宋時期人口持續增長，大觀四年，境內人口超過1億。宋對遼：岐溝關之戰，宋慘敗，死者數萬，沙河為之不流……君子館之戰，宋慘敗，全軍覆沒，死者數萬；宣和伐遼，宋大敗，死屍相枕藉不可勝計……北宋以數倍兵力對遼竟然失敗了，可想而知北宋軍隊之弱。
宋與西夏的戰爭:三川口之戰，宋戰敗主將被俘；好水川之戰，宋慘敗全軍覆沒；定川寨之戰，宋慘敗全軍覆沒；靈州、永樂城之戰，宋軍死亡60萬人，錢糧損失不可勝計…… 宋神宗受此沉重打擊，銳氣盡消，無意再西伐。宋朝軍備廢馳，以至於三川口之戰、好水川之戰、麟府豐之戰、定川寨之戰四場戰役的失敗，直接造就了西夏建國並且大宋的又一次消沉。
綜上所述，宋太祖趙匡胤杯酒釋兵權帶來的危害已然顯露。軍隊數量佔優，卻沒有一點戰鬥力，“做人莫做軍，做鐵莫做針”就是老百姓對於北宋軍隊的吐槽。
變法圖強:
宋神宗趙頊在位期間，北宋初期制訂的制度已經產生諸多弊端，宋神宗因此銳意改革，啟用著名改革派名臣王安石進行朝政改革。
王安石變法:王安石變法以發展生產，富國強兵，挽救宋朝政治危機為目的，以“理財”、“整軍”為中心，涉及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文化各個方面，是中國古代史上繼商鞅變法之後又一次規模巨大的社會變革運動。
財政的虧空迫使政府不斷增加賦稅，除了繳納名正言順的“兩稅”之外，還有各種名目繁多的苛捐雜稅，給民眾造成沉重負擔，加之連年戰事和頻繁的自然災害，百姓苦難，各地怨聲不斷。農民由於沒有生路，紛紛揭竿而起。
同時，外敵的侵擾給北宋政權帶來巨大的生存壓力。北宋建國以後，就與東北邊境的契丹族和西北邊境的党項族連年發生戰爭，由於北宋政治腐敗和軍隊軟弱渙散，雖然耗費了鉅額的財力和人力，但每每以失敗告終。慶曆三年（1043年），以范仲淹為首的“慶曆新政”，歷經一年即告失敗，並未改變這一嚴峻形勢。
宋神宗即位後，大宋王朝雖然表面上一派繁榮，其實內部已經蘊涵著深刻的矛盾和問題。由於土地兼併現象嚴重，大批農民喪失土地，兼之富豪隱瞞土地，導致財政收入銳減，出現了立國以來少有的財政赤字，“百年之積，惟存空簿”。
王安石認為，北宋國家貧苦的癥結，不在於開支過多，而在於生產過少；農民之所以貧苦和不能從事生產，一方面是由於官僚富豪兼併了大量土地，另一方面是由於政府把繁重的徭役加在農民身上。因此，最好的理財富國之路，是依靠天下所有的勞動力去開發自然資源，是積極開源而不是消極節流。
改革措施:
為指導變法的實施，設立制置三司條例司，統籌財政。同年四月，遣人察諸路農田、水利、賦役；七月，立淮浙江湖六路均輸法；九月，立青苗法；十一月，頒農田水利條約。
熙寧三年（1070年），頒佈募役法、保甲法。
熙寧四年（1071年），頒佈方田均稅法，改革科舉制度；
熙寧五年（1072年）三月，頒行市易法。
熙寧六年（1073年）七月，頒行免行法。
王安石變法的核心目的在於“富國”與“強兵”，
“富國”即達到“民不加賦而國用饒”，“理天下之財以奉天下”，激活封建國家機器的主觀能動性，對國家經濟進行必要的調控甚至直接參與經濟活動，從士大夫官僚，權貴與豪商巨賈手中收取部分利益以資公共基礎建設並彌合社會矛盾。
農田水利法，均輸法，市易法，青苗法均意在此，其成效應該說是十分顯著的：
在不增賦稅的情況下元豐庫積累了大量的戰備物資，提升了全國官祿吏祿，同時根據《文獻通考》載，元豐年間天下墾田數比治平年間多了20餘萬頃。畢仲遊於元佑元年（1086）《上門下侍郎司馬溫公書》中說道：
“今諸路常平，免役，坊場，河渡，戶絕莊產之錢粟，無慮數十百鉅萬。如一歸地官（指戶部）以為經費，可以支二十年用。...”積貧積弱局面的改觀由此可見一斑。
王安石改革商品經濟
王安石在任鄞縣時，有反對榷茶法之議。他對茶有深刻的認識,評價說:“夫茶之為民用,等於米鹽,不可一日以無。”王安石認為“國家專營的榷法不宜過多，而應促進商品的自由流通。只有商品流通的渠道順暢之後，國家稅收才會增加。王安石的這一思想由於當時具體條件的限制，未能形成具體的改革方案，但在茶法、鹽法、酒法中還是有所體現。
他說“蓋制商賈者惡其盛，盛則人去本者眾，又惡其衰，衰則貨不通。”為了做到在商業繁榮時，不要影響到農業生產，當商業發展緩慢時，也不至於影響商品正常流通，國家應該因時制宜地採取促進和限制兩種手段，使商業適度發展。在王安石推行的新法中，均輸法和市易法就是國家控制豪商巨賈操縱物資、物價的專門法規。足見他對民間商品經濟發展的支持態度，在輕視商業的農本社會中有如此認識已屬難得。
通過王安石的改革，北宋時期民間商業得到了一定的發展，當時的社會，全民皆商，清明上河圖中描繪了北宋都城東京（又稱汴京，今河南開封）的城市面貌和當時社會各階層人民的生活狀況，是北宋時期都城汴京當年繁榮的見證，也是北宋城市經濟情況的寫照。
變法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充實了政府財政，提高了國防力量，對封建地主階級和大商人非法漁利也進行了打擊和限制。但是，變法在推行過程中由於部分舉措的不合時宜和實際執行中的不良運作，也造成了百姓利益受到不同程度的損害（如保馬法和青苗法），加之新法觸動了大地主階級的根本利益，所以遭到他們的強烈反對，元豐八年（1085年），因宋神宗去世而告終。
農民起義
宋徽宗宣和元年（1119年），宋江聚眾36人在梁山泊（梁山濼）起義，率眾攻打河朔、京東東路（今山東青州），轉戰青州、齊州（今山東濟南）至濮州（今山東鄄城北）間，攻陷十餘州縣城池。十二月，徽宗納亳州知州侯蒙建議，招安宋江，未成，再命歙州知州曾孝蘊率軍征討。宋江從青州南下沂州（今山東臨沂）。
宣和三年（1121年）二月，攻取淮陽軍（今江蘇睢寧），從沭陽乘船到達海州（今江蘇連雲港）。五月，宋江率眾登岸後，遭海州知州張叔夜伏擊，船隻被焚，宋江戰敗被俘，起義失敗。
北宋宣和年間，宋徽宗皇帝喜花石竹木，在江南設“蘇杭應奉局”，派朱勔等爪牙到東南各地，搜刮民間花石竹木和奇珍異寶，用大船運向汴京，每十船組成一綱，時稱“花石綱”。青溪多產竹木漆，是應奉局重點酷取之地。這種沉重的負擔都轉嫁到農民身上，尤其是靠出賣勞動力度日的赤貧者身上。方臘身為傭工，更痛感這種剝削壓迫之苦，因而對宋王朝的反動統治懷有刻骨仇恨，遂起反抗之心。宣和三年四月，方臘在起義根據地幫源與宋軍決戰敗北，被迫帶親信退往洞源村東北的石洞中躲藏，由於叛徒當嚮導，最後不幸被捕，被解往汴京。
因為童貫北伐遼朝時，動用過多民力和開徵過多賦稅，加上連年天災導致饑荒，所以有饑民和士兵發生民變。1124年（宣和六年）山東有張萬仙為首的民眾發生民變，人數到十萬。又有張迪帶頭的民眾五萬叛亂。另河北有高託山為首的民眾叛亂，號稱三十萬；還有很多各種兩三萬的叛軍。宋徽宗命內侍梁方平帶兵鎮壓。1125年（宣和七年）正月十日，宋徽宗下詔赦免河北山東叛亂為盜者，並免除賦稅徭役一年。正月三十日，又下詔：“罷諸路提舉常平官屬，有罪當黜者以名聞；仍令三省修已廢之法”
二月九日，京東轉運副使李孝昌言招降張萬仙等五萬餘人。
河北的張迪叛軍搶掠州境，劉光世奉命討伐。光世曰：“賊烏合，非有紀律，佯北以邀之，其亂可取也。”劉光世使用誘敵深入擊潰張迪軍。三月，知海州錢伯言奏招降山東寇賈進等十萬人。
這三次大的農民起義從根本上動搖了北宋王朝的統治，北宋王朝從此一蹶不振，不久就覆滅了。
北宋宣和七年（金天會三年，1125年），金軍分東、西兩路南下攻打宋朝。東路由完顏幹離不領軍攻燕京。西路由粘罕領軍直撲太原。東路金兵破燕京，渡過黃河，南下汴京（今河南開封）。宋徽宗見勢危，乃禪位於太子趙桓，是為宋欽宗。靖康元年（金天會四年，1126年）正月，完顏宗翰率金兵東路軍進至汴京城下，逼宋議和後撤軍，金人要求五百萬兩黃金及五千萬兩銀幣，並割讓中山、河間、太原三鎮。同年八月，金軍又兩路攻宋；閏十一月，金兩路軍會師攻克汴京。宋欽宗親自至金人軍營議和，被金人拘禁。
靖康之恥(北宋滅亡)
到了宋徽宗趙佶時期，大宋已經跌跌撞撞的走過了將近140年。
宋徽宗專好享樂，不理朝政，導致民怨沸騰，起義不斷。最終導致了與金朝戰爭的完敗，北宋後宮和大量官民女眷被抵押給金國，其中大部分被沒入金國官妓院—洗衣院，史稱靖康之恥。
至此，北宋滅亡。
北宋政治制度
北宋政府採用分化事權的方式，將宰相職位由多人擔任，同時還設置了樞密使、參知政事、三司使，來分割宰相的軍、政、財權，使皇帝掌握的權力超過了歷朝歷代。
宋朝還實行官銜與實際職務分離的官吏任用制度，即“官、職、差遣”制度。官即官名，如尚書，侍郎之類，只是一種虛銜，作為敘級、定薪俸之用；職亦稱貼職，是授予一部分文官的榮譽銜，並無實際職掌，如學士、直閣之類；差遣才是官員所擔任的實際職務，故亦稱職事官，樞密使、三司使等，屬於此類。一般官員則在所擔任的職務之前，冠以“判、知、權、管勾、提舉”等字眼，如判寺事、知州、提舉常平等，以示差遣。這樣做的目的也是為了中央集權。
北宋加強中央集權的措施，對解決中唐、五代以來藩鎮跋扈的局面，對維護國家統一，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客觀上也有利於社會經濟的發展。但是，這些措施雖然解決了中央與地方藩鎮的矛盾，卻種下了“積貧積弱”的禍根。
文人治國雖然這種開明的政治氣氛，造成知識分子政治上有理想、文化上有創新、道德上有追求、生活上有保障。這種比較開明的政治為他朝罕有，也為宋朝的迅速發展提供了有力的保證。但是軍事上為防止軍隊中出現個人勢力。宋朝的兵力部署所謂“強幹弱枝”、“守內虛外”的政策卻是"弱宋‘’的根源。
北宋是個非常奇特和發展不平衡的時代。一方面，北宋雖然擁有龐大的軍隊，但軍事實力不強，與遼國和西夏對抗時長期處於劣勢。經濟上雖然十分繁榮，但北宋政府經常國庫空虛，入不敷出。由於北宋在軍事上“積弱”，在經濟上“積貧”，被歷史學家視為“中國歷史上最貧弱的一個朝代”。
然而，在另一方面，北宋是中國歷史上科技最發達、文化最昌盛、藝術最繁榮的朝代之一。中國歷史上很多重大發明都出現在北宋。在11、12世紀內，中國大城市裡的生活程度可以與世界上任何其他城市比較而無遜色。北宋在文學藝術方面，更是名人輩出，登峰造極。北宋是中國歷史上文化最繁榮昌盛的朝代之一。正如陳寅恪先生所言：“華夏民族的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
歷史 大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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