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历史，写满着“疫情”

中国无疑是多灾多难的国家。中国人的成长史，就是和疫情的搏杀史。

在殷墟甲骨文中，就有着对虫、蛊、疟疾、疾年等文字的记载。

而“疠”字更可见于《尚书》《山海经》和《左传》，从中也反映出老祖先对这种能够传染他人的疾病早早地有所意识，但限于当时的自然科学条件，对其中的致病原因，并不了解。

在题为《中国古代所记载的瘟疫》的一文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描述：

“公元2年，青周大疫”；永嘉年间（307年-312年），战乱频仍，“又大疾疫，兼以饥馑，……流尸满河，白骨蔽野。”唐朝代宗广德元年（763年），江东大疫，“死者过半。”

金末年哀宗正大九年（1232年），汴京疫病大起，“都人不受病者万无一二，既而死者继踵不绝。”

崇祯大概是被瘟疫坑得最苦的一个皇帝。他上台之后一度励精图治，铲除魏忠贤，平息阉宦之乱，然而天不假年。

他的执政史和瘟疫紧密相连，“崇祯六年，山西出现瘟疫。崇祯七年、八年，兴县盗贼杀伤人民，岁馑日甚。天行瘟疫，朝发夕死。至一夜之内，百姓惊逃，城为之空。”

而崇祯十年以后，瘟疫先爆发于山西全境，又传到了河南地区，“瘟疫大作，死者十九，灭绝者无数。”

如果说给西方人留下巨大阴影的是黑死病，是鼠疫，那么，出现在中国人视野中，是伤寒，是麻风，是天花。

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的张仲景的代表作就是《伤寒杂病论》。他既是伤寒的“对头”，也是伤寒的见证者。

【图说：伤寒成了中国人的大敌】

他本将当官为主业，行医为爱好，然而，“建安年间，病伤寒死者，十居其七。”（《古今医统大全·卷之一·历世圣贤名医姓氏》），目睹这种惨状，让张仲景在长沙太守一任上，将太守府堂当成了“急诊室”，每逢初一和十五的时候，暂停处理政务，打开大门让需要看病的百姓前来问诊。“按《内经》伤寒治法，存活甚众。”

今天，我们将行医称为“坐堂”，许多医馆药铺也以“堂”命名，也许就是从这里出来的。

日后的张仲景，辞官不做，在实践的基础上，又博采众长，最终写成了这部不朽之作。

它是继《黄帝内经》之后，又一部最有影响的光辉医学典籍。也是中国第一部临床治疗学方面的巨著。

日本汉方医的经方派，至今还用张仲景的原方治疗病毒性肝炎等传染病。

也正因为在伤寒治疗方面的突出贡献，张仲景被后人尊称为医圣。

至于天花，则不是“国产”，而是在战争中由俘虏带到中国。

公元242年，晋代名医葛洪在《肘后备急方》谈到天花病时记载：“于南阳击虏所得，乃呼为虏疮”，“永徽四年，此疮从西流东，遍及海中。”从“虏疮”一词，可知天花的来源。

那个时候，打一场战争不仅以获胜为目标，而且还以抓获多少俘虏来衡量功绩。但谁也不知道，祸端却潜伏其中。

作为一本备在肘后、带在身边的应急书，《肘后备急方》也是中国第一部临床急救手册，在治疗方药、针灸、外治等方面都具有开创之功，除了天花，还对恙虫病、脚气病以及恙螨等的描述都属于首创。

正是通过这本书隐藏的中医密码，约1700多年后，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得以开创性地从中草药中分离出青蒿素应用于疟疾治疗，并因此被授予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中国人对天花，一直心存畏惧，因为它可导致失明，即使好了，也会在脸上留下麻点，成为“大麻子脸”。

当年皇太极对明作战，多是选择在每年的九月至次年三月用兵，正因为天花喜热不耐冷。

他非常担心明朝人“皆知我国（后金）怕豆子，恐他以此用计，多寻出痘孩子置于道路间”，这就不免让人啼笑皆非，却不得不防。

好在面对这个暗藏险恶的世界，除了抗疫名医辈出之外，在有限的条件下，中国人于防范疫病上也拿出自己的宝贵智慧。

比如《黄帝内经》中就提出了“不治已病治未病”的疾病预防原则，比如官方为疫区和患者免费提供医药治疗。

根据任应秋《中国古代医院的演变》可知，公元162年，皇甫规率军在外作战，适逢军队疫病流行，皇甫规便把病员集中起来治疗。

公元491年，疫病流行，竞陵的王萧把自己的住宅拿出来，购买药物，收养贫苦病人。

另外，通过考古发现，在汉代中国就有“病迁坊”设施，用来隔离麻疯病人。

“唐朝的医院都叫‘病坊’，大多都是设在庙宇的。不仅长安洛阳有，其他各州亦有。”

这种隔离措施，不仅让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也让中国自此出现类似医院的组织。这也是中国即使多灾多难，中国人也生生不息的一个重要原因。

怕就怕，在这些天灾的背后，却是人祸。

我们需要记住伍连德

同样是在张仲景之后约1700多年，也是辛亥革命前夕，一场自中俄边境满洲里发端的鼠疫，如同死神一样，漫卷在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东三省上。

据后来的《东三省疫事报告书》所载，当时有几名在俄境大乌拉站为业的工人开始暴毙在工棚内。

为了保护自己，当年曾侵略中国大片土地的俄国人赶尽杀绝，将其余工人驱逐到了满洲里。

更大的人祸还在后头，由于当时的东北，日俄正不断的明争暗斗，防疫工作十分复杂，再加上春节在即，大批由山东到关外打工的农民拥挤着回家过年，疫情就更难控制了。

这种局面倒是跟2020年的这场疫情有些相似，都是面临着“春运”时刻，一旦处理不当，每个感染者都是移动的传播源。

今天，我们建立了很多防范措施，比如武汉站，有记者探访便发现，在旅客检票进入闸机，并准备放下行李安检处，一旁设立有高德红外的体温检测仪。

但是在100年前，国弱民贫的中国只能任由瘟疫迅速蔓延，向腹地扩散，犹如击鼓传花，一发不可收拾。

1910年10月26日，第一例病例报告出现在满洲里；10月27日，哈尔滨被鼠疫攻克；10月30日，长春告急；11月2日，沈阳沦陷……

疫气炽盛时，东三省重镇的长春及沈阳，每天疫毙者不下五十人之多，市内棺木罄售一空。

在疫情横扫东北平原之后，河北、山东等地也渐次波及。

绝望的人们甚至联想到欧洲鼠疫——那场持续近300年，蔓延欧亚大陆各地的鼠疫，仅在欧洲就造成了2500万人死亡。

更可恶的是，当时正被立宪和革命搞得神魂颠倒的清政府，首先更关切的是，防止疫情传入北京。在颁给东北和京津地方督抚的上谕中，要“该督身任封疆，责无旁贷，务当严密查防，总以京津一带不致染疫为要”。

此外，清政府还在山海关设局严防，并将京奉、东清、南满等火车停开，妄图阻断交通，遏绝病疫。

这无疑是必要的手段，但因为是“严防死守”，而没有提出改变的策略，视同将东三省的子民抛弃，任由“自生自灭”。

结果疫情非但没有能得到有效控制，还造成了东三省官民惊怵，逃散者无可计数。

【图说：清朝末年的中国东北大鼠疫】

让人不知道是高兴还是悲哀的是，由于日俄都想抢夺东北控制权，纷纷以防疫为由，借此深入东三省，而各国外交使团频频施加压力，再加上朝内开明派的一再要求，清政府最后不得不出资聘请英、法、俄、日等外国医学专家入境协调防疫，尤其是邀请海外归国医学家到东北帮助防疫，以期迅速扑灭疫情。

一场人与鼠疫的较量，正式拉开帷幕。

但谁也没预料到的是，这在中国历史上曾反复出现过的惨痛经历，却在这一次，不经意地开启了近代中国的防疫事业。

和张仲景率身垂范一样，另外一个让人值得尊敬的医生，伍连德，出现在了这个让人避之不及的场景之中。

1879年3月10日，他出生于英属海峡殖民地槟榔屿。因为祖籍广东台山，他的身上依旧流淌着中华文明的血液。他的名字就深有儒家内涵，那就是兼备五种美德。

17岁那年，他获得女王奖学金赴英国读书，成为第一位拿到剑桥大学医学博士学位的华人。

1924年，梁启超曾如此评价伍连德，“科学输入垂五十年，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伍星联（伍连德字）博士一人而已。”

【图说：让我们记住这位勇士的面孔】

这一次他应召而来，在哈尔滨一处平房改造成的临时医院里，对患病日裔新亡者进行尸体解剖，并取血液标本进行细菌培养。

这种解剖行为，不仅不被政府允许，而且还冒着巨大的生命危险，但正是得益于他的牺牲，不仅在简易的实验室里培养出鼠疫杆菌，而且得出让很多人大吃一惊的结论：

它的确是鼠疫，但和以往的腺鼠疫不同，是另一类型鼠疫，即肺鼠疫。

它的传染方式，是直接在人与人之间通过呼吸和飞沫，而不是间接地从老鼠到跳蚤再到人。它的来源，并非老鼠，而是来源于一种叫旱獭的动物。

当年的俄国人受暴利驱动，私募华工对旱獭进行捕杀，无论旱獭染病与否皆杀而取皮，而且作业时没有任何消毒处理，接触者因此染病。

这次发现，就为防疫工作确定了完全不同的做法：腺鼠疫是采用灭鼠来切断传染源，肺鼠疫则是通过隔离疑似患者。

接下来的防疫工作也因此变得有的放矢：病人送往鼠疫医院，接触者被隔离，所有人佩戴加厚的口罩（后来被称为“伍连德口罩”），调动军队封城，切断交通，以及焚烧尸体。

另外，他还采取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分食制”，也就是“双筷制”——即为每位用餐者准备两副筷子，一副取食，一副入口……

可以说，伍连德以一己之力，挽救了哈尔滨，和整个东三省。

更重要的是，他还利用这次契机，上奏清政府要求在东三省建立卫生防疫体系，并由中国政府倡议召开万国鼠疫研究会，进而开启了近代中国的卫生防疫事业。

1935年，因“在肺鼠疫防治实践与研究上的杰出成就以及发现旱獭于其传播中的作用”，他被提名为1935年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候选人。这同样是华人世界的第一位。

但伍连德在中国的生涯，也所剩无几。

1937年，强势的日本人逼迫他为其效力，遭到拒绝。拂袖而去的伍连德回到马来西亚悬壶济世，直到去世。

尽管到现在为止，哪怕是院士有很多都不知道伍连德是何许人也。但这并不影响伍连德作为“中国科学防疫、检疫第一人”的伟大。

也正是追随着张仲景、伍连德的步伐，今天依旧战斗在疫情一线的医护人员，努力守护着我们的身体防线。

尽管历经风雨，但他们对人类的大爱，却同肩上的职责，始终如一。

“计划免疫”的受益者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吾球君左胳膊最上端，都有一颗小小的疤痕，像一个扭曲的花朵，死活不能消退。

那时候觉得这样很丑陋，还庆幸它被掩藏在衣袖中，但多年之后，吾球君才知道，那都是疫苗给予身体保护后的勋章。

这应该就是牛痘疫苗，又称天花疫苗。吾球君该庆幸，因为出生在七八十年代（上世纪）后，天花已经不成为中国人的生命威胁了。

说起来，这得益于中西合作对世界所作的贡献。很早前，有英国的乡村医生琴纳在实践中发现，挤牛奶的少女被患牛痘的母牛传染了牛痘后，而不会染上天花。

经过二十多年的研究，终于发明了“种痘术”，接种的人只需要出少量的痘，就可以获得免疫。

【图说：英国乡村医生琴纳为人们接种牛痘】

日后，中国现代生物制品事业的重要奠基人和开创者的齐长庆，也加入了与天花作战的行列。

他自北洋陆军兽医学校正科第五期毕业后，进入政府防疫部门。作为兽医科学家、发明家，他率先建立中国医学实验动物学，并在1926年从一位天花患者的痂皮分离了一株天花病毒。

这株病毒经猴-兔-牛等动物交替传代减毒，成为可用于制造牛痘疫苗的毒种，沿用至今，后称该株病毒为“天坛株牛痘病毒”。

它为中国消灭流传危害人民健康几千年的烈性传染病——天花立下了不朽功勋，使中国比全球消灭天花病提前了19年，让人类臂膀不再接种“十字花牛痘”。

根据《中国生物制品发展史略》等书还可知，由北京协和医学院根据政府防疫部门提出的“地方办理公共卫生为防疫根本”，所创造性地开办的北平第一卫生事务所，还在让中国人望而生畏的狂犬病上有所突破——1931年春，正是该所的袁浚昌从捕杀的一只疯狗脑中分离出了狂犬病毒。

日后，这株病毒经齐长庆，以及由其主考招收的技术生李严茂通过家兔脑内传代演变成固定毒株，定名为“北京株”，并于1933年开始用作制造狂犬疫苗，亦沿用至今……

不过，尽管有狂犬疫苗，尤其是长春长生生物在疫苗上造假事件爆发后，吾球君见到“汪汪队”们，还是礼让三分绕道走。

吾球君记得自己小的时候，除了害怕狗咬之外，对小儿麻痹症以及肺结核，也多少有所了解。

小儿麻痹症是因为自己上初中时，碰到一位刚分配到学校教化学的青年老师，比我们大不了多少，但似乎两腿高矮不一，走起路来就一颠一颠的。直到今天，吾球君还能记起他走路的样子。但相比这个样子，吾球君更喜欢他的笑容。似乎身体上的毛病，并没有打击他的信心。他不仅擅于教学，而且还和同学们打成一片，真的就是一位热心的大哥哥。

上天似乎很公平，日后，一位同学的漂亮姐姐在结识他之后，成了他的爱人。

肺结核则是因为鲁迅。中学时读的课本上，有他的《药》，写的就是茶馆主人华老栓夫妇为儿子小栓买人血馒头治肺结核的故事。

今天看来，这是双重愚昧。一个是对革命烈士的精神的冷漠。一个是对疾病的科学认知的缺乏。《本草纲目》刊行后，李时珍明确反对用人血或人体器官入药的观点受到中医界的广泛认同，但是很多落后的地方，还是相信“偏方胜似名医”。

好在这种“血腥”的故事，和小儿麻痹症一样，正逐渐地离我们远去。

这也得感谢新中国成立，将人民的健康放在了工作的重心位置，而更多的专家也因此找到了自己发挥的舞台。

先是北京、上海、武汉、成都、兰州，以及长春等地相继成立了生物制品研究所，主要从事疫苗、血液制品、诊断试剂三大类生物制剂，构成了“六大所”的格局。

差不多是在同时，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创建，经过飞速发展，到今天拥有中国唯一一个p4（生物安全最高等级）生物实验室。它曾与中南大学在2015年联合开设“汤飞凡菁英班”。

而汤飞凡，正是中国第一代医学病毒学家。他在新中国成立后出任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首任所长。

想必他永远也不会忘记自己在长沙湘雅医学院（1921年）毕业时说出的那句话：当一个医生一辈子能治好多少病人？如果发明一种预防方法却可以使亿万人不得传染病。这也成了这个大国所立下的誓言。

正是在汤飞凡的努力下，人们寻找到了沙眼的治疗药物，一度危害全球的沙眼以惊人的速度减少，至今几乎绝迹。

与此同时，早年留学海外的朱既明，和伍连德一样，也一心报效祖国。

他在1957年的世界流感大流行时，在国内首先分离了病毒，经过鉴定发现了新的流感病毒变异株，确认为甲2型流感病毒。

日后，他又先后分离和鉴定了引起世界性流行的甲3型和新甲1型流感病毒，为中国乃至世界流感防控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此外，他又接过了因故去世的汤飞凡的接力棒，投入到麻疹减毒活疫苗的研究之中。

正是这些前辈和六大所的努力，让新中国在政治动荡不安的六七十年代，正式进入了计划免疫时代。

1962年，国家发布《种痘办法》，1963年发布《预防接种工作实施办法》，在广大城市对免疫对象按免疫程序进行四种疫苗（卡介苗、脊灰糖丸、百白破、麻疹）的适时接种，在农村则主要开展冬春季的突击接种；

1978年，国家下发《关于加强计划免疫的通知》；到了1980-1990年代，小儿麻痹症的预防又被提到了重要日程；

1993年，国家开展强化免疫活动消灭脊髓灰质炎活动，医生们开始给孩子们喂“糖丸”。“糖丸”全称即是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

【图说：让人忍俊不禁的照片，反映了中国人在免疫上的努力】

今天，如果没有像非典，以及武汉的这次疫情，让中国人感到小小担忧的，无非是冬春时期的普通流感，以及夏天的登革热。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应该放松警惕。这个世界，往往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哪怕武汉有着在病毒研究方面数一数二的生物大牛，有着中国最高级的P4实验室，但这个“冠状病毒老七”还是在2020年初偏偏跑到武汉，在某些自媒体看来，这是“不走心”、“不怕死”，但事实证明，这带有点挑战的意味。

现在已无疑问，非典的根源，和人类大量捕食果子狸有关。尽管它不是源头，但是致命的中间宿主。这次武汉疫情，也起源于某海鲜市场。尽管名字是海鲜，但也经常卖野味。

吾球君就发文感慨，人类大量捕捉野生动物，不仅破坏了自然生态的多样性，而且让很多寄存在野生动物上的致命病菌，转移到人类的世界。

和自然和谐共处吧，而且，要努力通过各种手段来控制、监督这些人性中的魔鬼，千万不要做个后知后觉的城市管理者。

有人就质疑，这种市场存在“多种经营”多年，为什么就没有被管理者发现呢？

【图说：放着圈养的不吃，吃什么野味？】

此外，这次疫情还给中国的城市发展模式，提了一个及时的警醒。

今天不止武汉，包括杭州、南京、成都、长沙、郑州、西安、济南在内，都在拼命往大型城市，甚至特大型城市上靠拢，觉得人口流入越多，越有面子。

但是，正如文前所说，人口多、流动频繁，也往往会让疫情在不知情，或者管控不力的情况下，演变成超级传播。

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无数代人辛苦建立的繁华，结果就在一夜之间，回到解放前。

今天，我们人类该保持怎样的一个距离，而城市又需要怎样的一个空间感，是我们必须得亡羊补牢的大考量。

但值得自豪的是，不管如何，面对这些不曾终结的战斗，我们中国人从来就不会放弃自己的责任，甘当逃兵。

图片|除署名外，均来自网络

制作 | 粉红女佩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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