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歷史，寫滿著“疫情”

中國無疑是多災多難的國家。中國人的成長史，就是和疫情的搏殺史。

在殷墟甲骨文中，就有著對蟲、蠱、瘧疾、疾年等文字的記載。

而“癘”字更可見於《尚書》《山海經》和《左傳》，從中也反映出老祖先對這種能夠傳染他人的疾病早早地有所意識，但限於當時的自然科學條件，對其中的致病原因，並不瞭解。

在題為《中國古代所記載的瘟疫》的一文中，我們可以看到這樣的描述：

“公元2年，青周大疫”；永嘉年間（307年-312年），戰亂頻仍，“又大疾疫，兼以饑饉，……流屍滿河，白骨蔽野。”唐朝代宗廣德元年（763年），江東大疫，“死者過半。”

金末年哀宗正大九年（1232年），汴京疫病大起，“都人不受病者萬無一二，既而死者繼踵不絕。”

崇禎大概是被瘟疫坑得最苦的一個皇帝。他上臺之後一度勵精圖治，剷除魏忠賢，平息閹宦之亂，然而天不假年。

他的執政史和瘟疫緊密相連，“崇禎六年，山西出現瘟疫。崇禎七年、八年，興縣盜賊殺傷人民，歲饉日甚。天行瘟疫，朝發夕死。至一夜之內，百姓驚逃，城為之空。”

而崇禎十年以後，瘟疫先爆發于山西全境，又傳到了河南地區，“瘟疫大作，死者十九，滅絕者無數。”

如果說給西方人留下巨大陰影的是黑死病，是鼠疫，那麼，出現在中國人視野中，是傷寒，是麻風，是天花。

東漢末年著名醫學家的張仲景的代表作就是《傷寒雜病論》。他既是傷寒的“對頭”，也是傷寒的見證者。

【圖說：傷寒成了中國人的大敵】

他本將當官為主業，行醫為愛好，然而，“建安年間，病傷寒死者，十居其七。”（《古今醫統大全·卷之一·歷世聖賢名醫姓氏》），目睹這種慘狀，讓張仲景在長沙太守一任上，將太守府堂當成了“急診室”，每逢初一和十五的時候，暫停處理政務，打開大門讓需要看病的百姓前來問診。“按《內經》傷寒治法，存活甚眾。”

今天，我們將行醫稱為“坐堂”，許多醫館藥鋪也以“堂”命名，也許就是從這裡出來的。

日後的張仲景，辭官不做，在實踐的基礎上，又博採眾長，最終寫成了這部不朽之作。

它是繼《黃帝內經》之後，又一部最有影響的光輝醫學典籍。也是中國第一部臨床治療學方面的鉅著。

日本漢方醫的經方派，至今還用張仲景的原方治療病毒性肝炎等傳染病。

也正因為在傷寒治療方面的突出貢獻，張仲景被後人尊稱為醫聖。

至於天花，則不是“國產”，而是在戰爭中由俘虜帶到中國。

公元242年，晉代名醫葛洪在《肘後備急方》談到天花病時記載：“於南陽擊虜所得，乃呼為虜瘡”，“永徽四年，此瘡從西流東，遍及海中。”從“虜瘡”一詞，可知天花的來源。

那個時候，打一場戰爭不僅以獲勝為目標，而且還以抓獲多少俘虜來衡量功績。但誰也不知道，禍端卻潛伏其中。

作為一本備在肘後、帶在身邊的應急書，《肘後備急方》也是中國第一部臨床急救手冊，在治療方藥、針灸、外治等方面都具有開創之功，除了天花，還對恙蟲病、腳氣病以及恙蟎等的描述都屬於首創。

正是通過這本書隱藏的中醫密碼，約1700多年後，中國科學家屠呦呦得以開創性地從中草藥中分離出青蒿素應用於瘧疾治療，並因此被授予2015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

中國人對天花，一直心存畏懼，因為它可導致失明，即使好了，也會在臉上留下麻點，成為“大麻子臉”。

當年皇太極對明作戰，多是選擇在每年的九月至次年三月用兵，正因為天花喜熱不耐冷。

他非常擔心明朝人“皆知我國（後金）怕豆子，恐他以此用計，多尋出痘孩子置於道路間”，這就不免讓人啼笑皆非，卻不得不防。

好在面對這個暗藏險惡的世界，除了抗疫名醫輩出之外，在有限的條件下，中國人於防範疫病上也拿出自己的寶貴智慧。

比如《黃帝內經》中就提出了“不治已病治未病”的疾病預防原則，比如官方為疫區和患者免費提供醫藥治療。

根據任應秋《中國古代醫院的演變》可知，公元162年，皇甫規率軍在外作戰，適逢軍隊疫病流行，皇甫規便把病員集中起來治療。

公元491年，疫病流行，競陵的王蕭把自己的住宅拿出來，購買藥物，收養貧苦病人。

另外，通過考古發現，在漢代中國就有“病遷坊”設施，用來隔離麻瘋病人。

“唐朝的醫院都叫‘病坊’，大多都是設在廟宇的。不僅長安洛陽有，其他各州亦有。”

這種隔離措施，不僅讓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也讓中國自此出現類似醫院的組織。這也是中國即使多災多難，中國人也生生不息的一個重要原因。

怕就怕，在這些天災的背後，卻是人禍。

我們需要記住伍連德

同樣是在張仲景之後約1700多年，也是辛亥革命前夕，一場自中俄邊境滿洲里發端的鼠疫，如同死神一樣，漫卷在一百多萬平方公里的東三省上。

據後來的《東三省疫事報告書》所載，當時有幾名在俄境大烏拉站為業的工人開始暴斃在工棚內。

為了保護自己，當年曾侵略中國大片土地的俄國人趕盡殺絕，將其餘工人驅逐到了滿洲里。

更大的人禍還在後頭，由於當時的東北，日俄正不斷的明爭暗鬥，防疫工作十分複雜，再加上春節在即，大批由山東到關外打工的農民擁擠著回家過年，疫情就更難控制了。

這種局面倒是跟2020年的這場疫情有些相似，都是面臨著“春運”時刻，一旦處理不當，每個感染者都是移動的傳播源。

今天，我們建立了很多防範措施，比如武漢站，有記者探訪便發現，在旅客檢票進入閘機，並準備放下行李安檢處，一旁設立有高德紅外的體溫檢測儀。

但是在100年前，國弱民貧的中國只能任由瘟疫迅速蔓延，向腹地擴散，猶如擊鼓傳花，一發不可收拾。

1910年10月26日，第一例病例報告出現在滿洲里；10月27日，哈爾濱被鼠疫攻克；10月30日，長春告急；11月2日，瀋陽淪陷……

疫氣熾盛時，東三省重鎮的長春及瀋陽，每天疫斃者不下五十人之多，市內棺木罄售一空。

在疫情橫掃東北平原之後，河北、山東等地也漸次波及。

絕望的人們甚至聯想到歐洲鼠疫——那場持續近300年，蔓延歐亞大陸各地的鼠疫，僅在歐洲就造成了2500萬人死亡。

更可惡的是，當時正被立憲和革命搞得神魂顛倒的清政府，首先更關切的是，防止疫情傳入北京。在頒給東北和京津地方督撫的上諭中，要“該督身任封疆，責無旁貸，務當嚴密查防，總以京津一帶不致染疫為要”。

此外，清政府還在山海關設局嚴防，並將京奉、東清、南滿等火車停開，妄圖阻斷交通，遏絕病疫。

這無疑是必要的手段，但因為是“嚴防死守”，而沒有提出改變的策略，視同將東三省的子民拋棄，任由“自生自滅”。

結果疫情非但沒有能得到有效控制，還造成了東三省官民驚怵，逃散者無可計數。

【圖說：清朝末年的中國東北大鼠疫】

讓人不知道是高興還是悲哀的是，由於日俄都想搶奪東北控制權，紛紛以防疫為由，藉此深入東三省，而各國外交使團頻頻施加壓力，再加上朝內開明派的一再要求，清政府最後不得不出資聘請英、法、俄、日等外國醫學專家入境協調防疫，尤其是邀請海外歸國醫學家到東北幫助防疫，以期迅速撲滅疫情。

一場人與鼠疫的較量，正式拉開帷幕。

但誰也沒預料到的是，這在中國歷史上曾反覆出現過的慘痛經歷，卻在這一次，不經意地開啟了近代中國的防疫事業。

和張仲景率身垂範一樣，另外一個讓人值得尊敬的醫生，伍連德，出現在了這個讓人避之不及的場景之中。

1879年3月10日，他出生於英屬海峽殖民地檳榔嶼。因為祖籍廣東臺山，他的身上依舊流淌著中華文明的血液。他的名字就深有儒家內涵，那就是兼備五種美德。

17歲那年，他獲得女王獎學金赴英國讀書，成為第一位拿到劍橋大學醫學博士學位的華人。

1924年，梁啟超曾如此評價伍連德，“科學輸入垂五十年，國中能以學者資格與世界相見者，伍星聯（伍連德字）博士一人而已。”

【圖說：讓我們記住這位勇士的面孔】

這一次他應召而來，在哈爾濱一處平房改造成的臨時醫院裡，對患病日裔新亡者進行屍體解剖，並取血液標本進行細菌培養。

這種解剖行為，不僅不被政府允許，而且還冒著巨大的生命危險，但正是得益於他的犧牲，不僅在簡易的實驗室裡培養出鼠疫桿菌，而且得出讓很多人大吃一驚的結論：

它的確是鼠疫，但和以往的腺鼠疫不同，是另一類型鼠疫，即肺鼠疫。

它的傳染方式，是直接在人與人之間通過呼吸和飛沫，而不是間接地從老鼠到跳蚤再到人。它的來源，並非老鼠，而是來源於一種叫旱獺的動物。

當年的俄國人受暴利驅動，私募華工對旱獺進行捕殺，無論旱獺染病與否皆殺而取皮，而且作業時沒有任何消毒處理，接觸者因此染病。

這次發現，就為防疫工作確定了完全不同的做法：腺鼠疫是採用滅鼠來切斷傳染源，肺鼠疫則是通過隔離疑似患者。

接下來的防疫工作也因此變得有的放矢：病人送往鼠疫醫院，接觸者被隔離，所有人佩戴加厚的口罩（後來被稱為“伍連德口罩”），調動軍隊封城，切斷交通，以及焚燒屍體。

另外，他還採取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分食制”，也就是“雙筷制”——即為每位用餐者準備兩副筷子，一副取食，一副入口……

可以說，伍連德以一己之力，挽救了哈爾濱，和整個東三省。

更重要的是，他還利用這次契機，上奏清政府要求在東三省建立衛生防疫體系，並由中國政府倡議召開萬國鼠疫研究會，進而開啟了近代中國的衛生防疫事業。

1935年，因“在肺鼠疫防治實踐與研究上的傑出成就以及發現旱獺於其傳播中的作用”，他被提名為1935年諾貝爾生理或醫學獎候選人。這同樣是華人世界的第一位。

但伍連德在中國的生涯，也所剩無幾。

1937年，強勢的日本人逼迫他為其效力，遭到拒絕。拂袖而去的伍連德回到馬來西亞懸壺濟世，直到去世。

儘管到現在為止，哪怕是院士有很多都不知道伍連德是何許人也。但這並不影響伍連德作為“中國科學防疫、檢疫第一人”的偉大。

也正是追隨著張仲景、伍連德的步伐，今天依舊戰鬥在疫情一線的醫護人員，努力守護著我們的身體防線。

儘管歷經風雨，但他們對人類的大愛，卻同肩上的職責，始終如一。

“計劃免疫”的受益者

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吾球君左胳膊最上端，都有一顆小小的疤痕，像一個扭曲的花朵，死活不能消退。

那時候覺得這樣很醜陋，還慶幸它被掩藏在衣袖中，但多年之後，吾球君才知道，那都是疫苗給予身體保護後的勳章。

這應該就是牛痘疫苗，又稱天花疫苗。吾球君該慶幸，因為出生在七八十年代（上世紀）後，天花已經不成為中國人的生命威脅了。

說起來，這得益於中西合作對世界所作的貢獻。很早前，有英國的鄉村醫生琴納在實踐中發現，擠牛奶的少女被患牛痘的母牛傳染了牛痘後，而不會染上天花。

經過二十多年的研究，終於發明了“種痘術”，接種的人只需要出少量的痘，就可以獲得免疫。

【圖說：英國鄉村醫生琴納為人們接種牛痘】

日後，中國現代生物製品事業的重要奠基人和開創者的齊長慶，也加入了與天花作戰的行列。

他自北洋陸軍獸醫學校正科第五期畢業後，進入政府防疫部門。作為獸醫科學家、發明家，他率先建立中國醫學實驗動物學，並在1926年從一位天花患者的痂皮分離了一株天花病毒。

這株病毒經猴-兔-牛等動物交替傳代減毒，成為可用於製造牛痘疫苗的毒種，沿用至今，後稱該株病毒為“天壇株牛痘病毒”。

它為中國消滅流傳危害人民健康幾千年的烈性傳染病——天花立下了不朽功勳，使中國比全球消滅天花病提前了19年，讓人類臂膀不再接種“十字花牛痘”。

根據《中國生物製品發展史略》等書還可知，由北京協和醫學院根據政府防疫部門提出的“地方辦理公共衛生為防疫根本”，所創造性地開辦的北平第一衛生事務所，還在讓中國人望而生畏的狂犬病上有所突破——1931年春，正是該所的袁浚昌從捕殺的一隻瘋狗腦中分離出了狂犬病毒。

日後，這株病毒經齊長慶，以及由其主考招收的技術生李嚴茂通過家兔腦內傳代演變成固定毒株，定名為“北京株”，並於1933年開始用作製造狂犬疫苗，亦沿用至今……

不過，儘管有狂犬疫苗，尤其是長春長生生物在疫苗上造假事件爆發後，吾球君見到“汪汪隊”們，還是禮讓三分繞道走。

吾球君記得自己小的時候，除了害怕狗咬之外，對小兒麻痺症以及肺結核，也多少有所瞭解。

小兒麻痺症是因為自己上初中時，碰到一位剛分配到學校教化學的青年老師，比我們大不了多少，但似乎兩腿高矮不一，走起路來就一顛一顛的。直到今天，吾球君還能記起他走路的樣子。但相比這個樣子，吾球君更喜歡他的笑容。似乎身體上的毛病，並沒有打擊他的信心。他不僅擅於教學，而且還和同學們打成一片，真的就是一位熱心的大哥哥。

上天似乎很公平，日後，一位同學的漂亮姐姐在結識他之後，成了他的愛人。

肺結核則是因為魯迅。中學時讀的課本上，有他的《藥》，寫的就是茶館主人華老栓夫婦為兒子小栓買人血饅頭治肺結核的故事。

今天看來，這是雙重愚昧。一個是對革命烈士的精神的冷漠。一個是對疾病的科學認知的缺乏。《本草綱目》刊行後，李時珍明確反對用人血或人體器官入藥的觀點受到中醫界的廣泛認同，但是很多落後的地方，還是相信“偏方勝似名醫”。

好在這種“血腥”的故事，和小兒麻痺症一樣，正逐漸地離我們遠去。

這也得感謝新中國成立，將人民的健康放在了工作的重心位置，而更多的專家也因此找到了自己發揮的舞臺。

先是北京、上海、武漢、成都、蘭州，以及長春等地相繼成立了生物製品研究所，主要從事疫苗、血液製品、診斷試劑三大類生物製劑，構成了“六大所”的格局。

差不多是在同時，中國科學院武漢病毒研究所創建，經過飛速發展，到今天擁有中國唯一一個p4（生物安全最高等級）生物實驗室。它曾與中南大學在2015年聯合開設“湯飛凡菁英班”。

而湯飛凡，正是中國第一代醫學病毒學家。他在新中國成立後出任北京生物製品研究所首任所長。

想必他永遠也不會忘記自己在長沙湘雅醫學院（1921年）畢業時說出的那句話：當一個醫生一輩子能治好多少病人？如果發明一種預防方法卻可以使億萬人不得傳染病。這也成了這個大國所立下的誓言。

正是在湯飛凡的努力下，人們尋找到了沙眼的治療藥物，一度危害全球的沙眼以驚人的速度減少，至今幾乎絕跡。

與此同時，早年留學海外的朱既明，和伍連德一樣，也一心報效祖國。

他在1957年的世界流感大流行時，在國內首先分離了病毒，經過鑑定發現了新的流感病毒變異株，確認為甲2型流感病毒。

日後，他又先後分離和鑑定了引起世界性流行的甲3型和新甲1型流感病毒，為中國乃至世界流感防控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此外，他又接過了因故去世的湯飛凡的接力棒，投入到麻疹減毒活疫苗的研究之中。

正是這些前輩和六大所的努力，讓新中國在政治動盪不安的六七十年代，正式進入了計劃免疫時代。

1962年，國家發佈《種痘辦法》，1963年發佈《預防接種工作實施辦法》，在廣大城市對免疫對象按免疫程序進行四種疫苗（卡介苗、脊灰糖丸、百白破、麻疹）的適時接種，在農村則主要開展冬春季的突擊接種；

1978年，國家下發《關於加強計劃免疫的通知》；到了1980-1990年代，小兒麻痺症的預防又被提到了重要日程；

1993年，國家開展強化免疫活動消滅脊髓灰質炎活動，醫生們開始給孩子們喂“糖丸”。“糖丸”全稱即是脊髓灰質炎減毒活疫苗。

【圖說：讓人忍俊不禁的照片，反映了中國人在免疫上的努力】

今天，如果沒有像非典，以及武漢的這次疫情，讓中國人感到小小擔憂的，無非是冬春時期的普通流感，以及夏天的登革熱。

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就應該放鬆警惕。這個世界，往往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哪怕武漢有著在病毒研究方面數一數二的生物大牛，有著中國最高級的P4實驗室，但這個“冠狀病毒老七”還是在2020年初偏偏跑到武漢，在某些自媒體看來，這是“不走心”、“不怕死”，但事實證明，這帶有點挑戰的意味。

現在已無疑問，非典的根源，和人類大量捕食果子狸有關。儘管它不是源頭，但是致命的中間宿主。這次武漢疫情，也起源於某海鮮市場。儘管名字是海鮮，但也經常賣野味。

吾球君就發文感慨，人類大量捕捉野生動物，不僅破壞了自然生態的多樣性，而且讓很多寄存在野生動物上的致命病菌，轉移到人類的世界。

和自然和諧共處吧，而且，要努力通過各種手段來控制、監督這些人性中的魔鬼，千萬不要做個後知後覺的城市管理者。

有人就質疑，這種市場存在“多種經營”多年，為什麼就沒有被管理者發現呢？

【圖說：放著圈養的不吃，吃什麼野味？】

此外，這次疫情還給中國的城市發展模式，提了一個及時的警醒。

今天不止武漢，包括杭州、南京、成都、長沙、鄭州、西安、濟南在內，都在拼命往大型城市，甚至特大型城市上靠攏，覺得人口流入越多，越有面子。

但是，正如文前所說，人口多、流動頻繁，也往往會讓疫情在不知情，或者管控不力的情況下，演變成超級傳播。

我們不能眼睜睜地看著無數代人辛苦建立的繁華，結果就在一夜之間，回到解放前。

今天，我們人類該保持怎樣的一個距離，而城市又需要怎樣的一個空間感，是我們必須得亡羊補牢的大考量。

但值得自豪的是，不管如何，面對這些不曾終結的戰鬥，我們中國人從來就不會放棄自己的責任，甘當逃兵。

圖片|除署名外，均來自網絡

製作 | 粉紅女佩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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