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无务为多而务为智，无务为文而务为察。故彼智无察，在身而情，反其路者也。”（《修身》）
说话不图繁多而讲究富有智慧，不图文采而讲究明白。所以，既无智慧又不能审察，加上自身又懒惰，则必背离正道而行了。
孔子和墨子是先秦时代中国思想界的巨匠，是儒家和墨家的创始人和精神导师，然而两家在很多问题上都存在着分歧。就文与质的关系问题而言，两家各持己见，孔子说：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君子应该是先天才智和后天修饰、内在修养与外在行为的完美结合体，认为一个人“质”的方面超过了“文”就会变得粗俗，而如果文采多于质朴，就会流于虚伪、浮夸，只有质朴和文采配合恰当，才是君子的标准。
因此，儒家认为在注重人的内在本质的同时，更应该重视外在仪表的修行，尤其是礼乐文化方面的教化。
儒家认为一个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只有通过外在礼乐的引导，个人才能了解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按照道德的要求过理想的生活，为政者才能找到长治久安之道，实现天下大治的愿望。因而，应该重视质的修行。
而墨家与儒家的观点不同，墨子主张先质后文，注重人行为的功利实效性。他说：
“故食必求饱，然后求美；衣必求暖，然后求丽；居必求安，然后求乐。为可长，行可久，先质后文，圣人之务。”
墨子认为只有实现了本质上的需要，才可以有能力去发展外在的因素，他的这种观点和自己的思想立足点是相吻合的。墨家的行为目的是：
“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因此，他们更注重实际效果。
墨子曾在《非儒》中说：
“孔某盛容修饰以蛊世，弦歌鼓舞以聚徒，务趋翔之节以观众。博学不可以议世，劳思不可以补民，累寿不能尽其学，当年不能行其礼，积财不能瞻其乐。繁饰淫术，盛为声乐，以淫遇民。其道不可以欺世，其学不可以导众。”
他认为孔子用盛容修饰来惑乱世人，用弦歌鼓舞招集弟子，用礼节来约束世人的行为，即使民众有学问，也不允许他们言论世事，把累积的钱财花费在音乐上。用言辞华丽的邪说来迷惑当世的国君；用繁缛的礼节来惑乱愚笨的百姓。
墨子把矛头直接指向了儒家言辞的华丽和礼节的繁缛，批判它们是伤时害事的祸乱根源，并且提出了自己的修身主张一朴质无华。
墨子是以上古时期的贤人大禹作为自己的效仿对象，以大禹吃苦耐劳、热心救世的精神与实践作为墨家学派行事的宗旨，因而在源头上可以追溯到质朴、节俭的“夏政”。
从另一个层面上说，墨子出身于下层劳动人民，他所代表的是下层百姓的利益，因而墨子和墨家子弟们无论在生活方式上还是物质消费上都比较简朴，墨家甚至要求自己的弟子必须穿粗布衣服。
正因为生活上的简朴，墨子著作中的语言也是质朴无华，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直观地呈现出墨子的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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