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無務為多而務為智，無務為文而務為察。故彼智無察，在身而情，反其路者也。”（《修身》）
說話不圖繁多而講究富有智慧，不圖文采而講究明白。所以，既無智慧又不能審察，加上自身又懶惰，則必背離正道而行了。
孔子和墨子是先秦時代中國思想界的巨匠，是儒家和墨家的創始人和精神導師，然而兩家在很多問題上都存在著分歧。就文與質的關係問題而言，兩家各持己見，孔子說：
“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君子應該是先天才智和後天修飾、內在修養與外在行為的完美結合體，認為一個人“質”的方面超過了“文”就會變得粗俗，而如果文采多於質樸，就會流於虛偽、浮誇，只有質樸和文采配合恰當，才是君子的標準。
因此，儒家認為在注重人的內在本質的同時，更應該重視外在儀表的修行，尤其是禮樂文化方面的教化。
儒家認為一個人“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只有通過外在禮樂的引導，個人才能瞭解生命的意義和價值，按照道德的要求過理想的生活，為政者才能找到長治久安之道，實現天下大治的願望。因而，應該重視質的修行。
而墨家與儒家的觀點不同，墨子主張先質後文，注重人行為的功利實效性。他說：
“故食必求飽，然後求美；衣必求暖，然後求麗；居必求安，然後求樂。為可長，行可久，先質後文，聖人之務。”
墨子認為只有實現了本質上的需要，才可以有能力去發展外在的因素，他的這種觀點和自己的思想立足點是相吻合的。墨家的行為目的是：
“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因此，他們更注重實際效果。
墨子曾在《非儒》中說：
“孔某盛容修飾以蠱世，絃歌鼓舞以聚徒，務趨翔之節以觀眾。博學不可以議世，勞思不可以補民，累壽不能盡其學，當年不能行其禮，積財不能瞻其樂。繁飾淫術，盛為聲樂，以淫遇民。其道不可以欺世，其學不可以導眾。”
他認為孔子用盛容修飾來惑亂世人，用絃歌鼓舞招集弟子，用禮節來約束世人的行為，即使民眾有學問，也不允許他們言論世事，把累積的錢財花費在音樂上。用言辭華麗的邪說來迷惑當世的國君；用繁縟的禮節來惑亂愚笨的百姓。
墨子把矛頭直接指向了儒家言辭的華麗和禮節的繁縟，批判它們是傷時害事的禍亂根源，並且提出了自己的修身主張一樸質無華。
墨子是以上古時期的賢人大禹作為自己的效仿對象，以大禹吃苦耐勞、熱心救世的精神與實踐作為墨家學派行事的宗旨，因而在源頭上可以追溯到質樸、節儉的“夏政”。
從另一個層面上說，墨子出身於下層勞動人民，他所代表的是下層百姓的利益，因而墨子和墨家子弟們無論在生活方式上還是物質消費上都比較簡樸，墨家甚至要求自己的弟子必須穿粗布衣服。
正因為生活上的簡樸，墨子著作中的語言也是質樸無華，這也在一定程度上直觀地呈現出墨子的價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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