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貢故事」清代名宦錢紹隆的富順往事

□ 劉剛

在富順縣現存舊志中,記載的知監、知州、知縣等行政長官有二百多位,其中有十九人入選《欽定四庫全書·四川通志》的“名宦”名單,而清代僅有錢紹隆一人入選。清同治十一年《富順縣誌》載:“錢紹隆,字仲扶,浙江海鹽人,康熙癸丑(1673)進士,十九年(1680)任(富順知縣)。時戎馬倥傯,紹隆勞心保障,安戢殘黎,掩遺骸,周貧乏,建修大成殿、明倫堂,規制俱偉。康熙二十五年(1686),補授刑科給事中,入名宦。”這段文字,是對錢紹隆在富順為官六年的高度概括,展示了一位古代名宦的風采形象。

赴任之初目睹凋敝

明末清初的富順縣,可謂人禍與天災交織。先是明崇禎十七年(1644),張獻忠起義軍張廣才部進駐縣城,後是清順治二年(1645),南明將領馬乾收復富順。之後,全縣成為南明軍隊、地方武裝及土匪、軍閥相互爭奪地盤的戰場,縣境居民死的死、傷的傷,縣人為避亂大多舉家逃往南部山區。除卻兵害後,清順治五年(1648)又遇天旱,加之瘟疫肆虐,“人皆徙散,百里無煙”。至清順治十六年(1659)清王朝統一四川時,全縣已不足百戶人家。這一年,已多年遊離於中央朝廷管轄之外的富順迎來了歷史上首任清知縣陳純忠。而後經李友賢、楊重彩、李世奇、洪憲新、李茹芝、金肖孫、季友等數任知縣治理,流民不斷迴歸,並且有部分移民前來墾荒置業,全縣的生產生活逐漸得以恢復。可惜好景不長,清康熙十二年(1673),“三藩之亂”忽生,富順瞬間又隸屬於吳三桂的割據政權。清軍在平定“三藩之亂”的過程中,全縣再一次陷入兵荒馬亂。

就在這樣的時局下,浙江海鹽人錢紹隆臨危受命,被委任為富順的第十任清知縣。赴任路上,錢紹隆率領羸卒百餘到富順收復失地。所到之處,城郭無煙,荊棘之所叢,狐狸豹虎之所遊,滿目淒涼的場景讓他觸目驚心。

面對全縣的慘狀,錢紹隆沒有退縮,以封建仕子的責任與擔當扛起了治縣理政的重任。他一面以區區七品之官冒越級之險向四川督撫呈報兵害之情,一面以堂堂地方主官之責張貼安民告示,盡力招撫驚魂未定的難民早日復業。與此同時,錢紹隆對兵害嚴加查訪,綏靖地方,為民除害。他希望儘快平息兵匪之亂,為恢復政治經濟秩序和社會民生掃清障礙。

六年任期積微成著

很明顯,擺在錢紹隆面前的是一個千瘡百孔的爛攤子,他身上的壓力可想而知。錢紹隆沒有辜負朝廷的信任和百姓的期待,通過前期的全域調研和招撫安民之後,開始了他的六年治縣理政之路。

錢紹隆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恢復人口與生產。歷經戰亂和天災瘟疫的富順,早已城荒人散。錢紹隆雖貴為父母官卻無民可治,形同一個尷尬的光桿司令。《尚書》有語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寧”,飽讀詩書的錢紹隆自然深知其理,因此,繼續落實“移民實川”的中央政策。這項於康熙初年就開始實施的人口遷移政策,因三藩之亂中斷了一段時間。錢紹隆到任後,積極推動落實“開荒即有其田”“任民自由開鑿”等政策,以土地和鹽滷等生產資料招引人口向農業和鹽業聚集。一時間,“鴻雁來歸,士庶鹹安恆業,非復從前好徙也。”另外,湖廣、江西、福建、廣東的農民和陝西、山西的商人也陸續來到富順,開荒興業,給傷痕累累的工農業生產注入了生機與活力,為富順的復興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緊接著,錢紹隆著手修復教育教學設施。自北宋以來,富順縣城中的文廟一直是全縣的文風所向,因入學中舉、中進士者眾多,逐漸成為“才子之鄉”的根脈所在。至明崇禎年間,大成殿、明倫堂、文昌閣、名宦祠、鄉賢祠、奎星樓、射圃、鯉門、泮池、龍池等一應俱全。哪知經歷戰亂之後,文廟幾乎被夷為平地。錢紹隆認為:“自昔,三代之隆,其人材出而為國家之用者,無一不本於學……夫天道甚遠,而人定可以勝天,則所以正人心而端學術者,固不可一日而不講歟?”於是,待全縣經濟社會稍稍穩定之後,錢紹隆開始啟動文廟的修復工作。康熙壬戊(1682)之夏,修復工程正式動工。經過三年,文廟的標誌性建築——大成殿、明倫堂次第落成。與此同時,還恢復了對先賢的祭祀活動,百姓子弟終於得以重新入學接受禮樂教化之道。

第三件值得稱道的事就是致力於文化興縣。錢紹隆到富順後,原本以為“禮儀之鄉,本易治耳”,但盛衰的更替之後已今非昔比。他曾一針見血地指出:“竊聞名勝之區,足以動人景羨者,非山川為之,而人為之也。”言下之意,人的因素已成為他治縣理政的必選項。康熙二十二年(1683),深諳為官之道的錢紹隆將康熙帝手書的“清慎勤”三字高懸於縣衙大堂之上,把當朝皇帝的諭令奉為衙署公堂的工作作風和行為準則,時刻提醒大小官吏要清廉、謹慎、勤勉,堅決制止自私自利、不公不正、苟且偷安等不良行為,為百廢待興的富順吹進了一縷執政新風,也為後來的歷任清知縣樹立了從嚴治吏的標杆與參照。康熙二十五年(1686),已連續執政達五年之久的錢紹隆毅然開啟續修縣誌這一大型文化工程。但面臨的實際問題是,“邑有舊志,俱散失無所存,啟禎(明天啟、崇禎)年間事,傳者更少”,修志體例已無從參照,續修舊志變為創修新志。困難面前,錢紹隆沒有遲疑,他迅速網羅縣內的各種人才,組成一個工作班子,其中包括儒學訓導、典史、舉人、貢生、生員等近二十人。編纂工作從最基礎的口碑資料開始做起,“訪諸耆艾之口,取最確者,始命書之”。通過近一年的艱苦努力,錢紹隆主持修纂的清代首部《富順縣誌》經眾手而成,為千年古縣富順留下一部賡續文脈的寶貴文獻資料。

一朝加官名留身後

從康熙十九年(1680)至康熙二十五年(1686),錢紹隆以自己的聰明才智和六年堅守,為戰亂後的富順的穩定與建設付出了自己的青春年華,短時間內實現治一方水土、興一方經濟、安一方百姓的良好局面。錢紹隆的能力和功績,不僅讓老百姓佩服與敬仰,更得到大清王朝的充分肯定。康熙二十五年(1686),錢紹隆被朝廷補授為“刑科給事中”。同時,因其在大亂大治中的卓越表現,朝廷將錢紹隆列為敘州府“名宦”,成為眾多官吏學習的楷模。

此外,在敘州知府何源浚的眼裡,錢紹隆還是一位優秀的下屬。他在康熙二十五年《富順縣誌》的序言中將錢知縣稱作“善為政者”,並表揚其“有挽衰為興之力”。稍早前,應約為文廟大成殿、明倫堂落成作記的尚書徐乾學也稱讚錢紹隆“不以其地為巖險而鄙夷之,而且沐浴以詩書之澤焉”。康熙四十八年(1709),與錢紹隆同為浙江籍的富順知縣錢經紳在重建文廟名宦祠後,將錢紹隆等自漢至清的36位名宦入祀其中,使其“樂利長留百世,遺愛永重千秋”。

時至今日,錢紹隆當年的善政與恩德仍在民間廣為傳頌。尤其是他主持編修的清康熙二十五年《富順縣誌》,歷經歲月與坎坷得以流傳至今,成為現存最早的一部《富順縣誌》。因其稀缺性和罕見性,該縣誌已被列為“稀見中國地方誌”,其孤本藏於日本,富順縣於1987年將其複印收藏。該志是清康熙《敘州府志》的十二種屬志之一,全書共六卷,配有富順縣疆域圖,分建置沿革、形勝、星野、山川、城池、學校、宮室、倉庫、寺觀、古蹟、丘墓、風俗、戶口、兵防、郵驛、鹽法、官制、流寓、科第、隱逸、列女、仙釋、災祥、僭據、人物、藝文等26門,記述的全面性和完備性史無前例,蘊含的歷史文化更無比寶貴,是富順縣清初及以前的地方之全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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