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音韵的流域宽广
二、中原音韵在陕西的分布
（一）因战乱、灾荒而逃难，形成的移民聚居地的中州方言传播圈。
河南是中国历史上战争和灾难最集中如前所述 在中国历史上一旦发生战争，必将牵连河南，兵荒马乱，民不聊生，导致河南人口不断外迁，同时黄河的多次泛滥以及其他自然灾害也对河南人的外迁有着极大的影响，据统计，秦汉时，黄河平均每20年决口泛滥一次，三国至五代时，平均每10年泛滥一次。北宋时平均每一年泛滥一次。元、明、清时增加到4.7个月发生一次。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时期，平均３个月发生1次。新中国成立前之2000多年中，黄河下游决口泛滥改道1500多次，在河南决口达900多次。1920-1938年期间，地处中原腹心的河南水旱灾害迭现,兵患、匪患频频, 1938年6月9日国民党军队炸开花园口大堤，直接造成河南、安徽和江苏3省44个县中因此受灾，3911354人外逃，893303人死亡，经济损失10.9176亿元。1942年夏到1943年春，河南再次发生大旱灾，夏秋两季大部分绝收，大旱之后，又遇蝗灾，饥荒遍及全省110个县，据估计，1000多万的河南省有300万人饿死，另有300万人西出潼关做流民。
（2）豫西、豫北人因战乱、灾荒而逃难，在西北地区形成的河南方言区。
陕西、甘肃、青海、四川等地的铁路沿线就属于这般情况。以陕西为例，现在的西安、宝鸡、咸阳、渭南、铜川等城市，以及铁路沿线之村镇，原籍在河南的普遍在25%与30%之间。据说在今天的三四千万陕西人之中，有近八百万河南人的后代（有些夸大，应当说在500万左右，城区比例会大一点）。陕西的几家媒体报道，西安、宝鸡、铜川的“老河南”就有30%左右；宝鸡、铜川还有“小河南”之称。西安北关（火车站以北）、解放路、尚德路、尚勤路、尚俭路、新民街等地，绝大部分是在1938、1942两年，因大战乱、大灾荒而逃难的河南以及说河南话的鲁西、皖北移民。尤其是抗战初期，河南曾经遭遇大规模饥荒。大量的河南人外逃。在当时的情况之下，河南人只能往后方逃难。就这样，数百万河南人进入陕西。他们沿着铁路，分布在关中平原上，在西安、宝鸡等地更是行成了一些河南人的聚居区。李子明在《羊城晚报》（2013年4月15日）《天灾还是人祸？谁该为1942年的300万死难者负责》，写道：“1942年，河南饥荒遍及全省，灾民纷纷外逃。据记载，当时灾民只有少数逃往北、东、南3个方向，大部分都逃往陕西。”
其实，河南等地人往陕西迁徙，比抗战前还要早。在同治回乱和地震旱灾之后，陕西人口锐减，河南、山东等省份的人口大量移民陕西。在后来1928年到1931年的关中大旱期间，陕西的人口也遭受重创。陕西全境940万人受灾，死者达250万，逃亡者40多万，被卖妇女达30多万。这次灾后，河南、山西、山东等地的新移民来到陕西。
这些河南人，把河南话带到了关中地区特别是关中几个城市。今天不少陕西人不仅能听懂河南话，而且也能说一口标准的河南话。在西安市（铁）道北一带，解放路两边，以及东一路至东八路等地，全都是河南话的天下。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数十年里，河南话是陕西（包括西安、宝鸡、咸阳、铜川、渭南）铁路系统的官话。就连铁路上的中、小学，老师与学生也是清一色的河南话，不说河南话会被孤立。在纺织企业与煤炭、建筑行业等，河南话无疑也是官话。因为，这些行业比较辛苦，体力劳动强度大，当地人不愿干，为了生存河南人一窝蜂地干上了。在甘肃的兰州、青海的西宁等地，铁路系统也是河南话为热门语言。
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到现在，在西安的农贸市场、蔬菜市场，几乎一多半商贩都是说河南话，还有当保安、看大门、收废品的，也多是说河南话（有一些是鲁西南、皖北、苏北或冀南邯郸等地的，因为口音基本一样）。
当然，这些城市都有专业豫剧团，更多的是业余豫剧团。陕南商南县的居民，多般原是安徽人，一部分是原河南人，加之与河南相临，故这里基本上是以河南话为主。陕北的黄陵县，因多般是豫东、与鲁西交界一带的人，少部分是四川人，故这里的“官话”也是河南话。四川人胳膊拧不过大腿，也得说河南话。同样，这两个县唯一的剧团是豫剧团。还有，兰州、西宁、乌鲁木齐，以及四川省的广元等城市，因为这里的河南人多，也都建有专业豫剧团。
（三）关中农村的河南（山东）方言岛。
之所以称之为“河南方言岛”，即在非中原音韵地区一定范围内，与当地语言截然不同的单说河南话的局部地带。
就农村而言，也有不少的河南方言岛。20世纪初期，豫鲁如同陕西一样，饱受天灾人祸侵袭。如：河南1938年与1942年的两次大灾荒，以及黄河多次泛滥等上述情形不说。仅豫鲁两省光绪二（1876）年至六（1880）年持续5年的大旱，其中有“丁戊奇荒”，一直到上世纪中期，兵祸、旱灾、蝗灾、水灾等自然灾害交替出现，有时这些灾害迭次发生甚至叠加在一起。导致山东、河南民众生计维艰，卖妻鬻子，流离失所，死者枕藉，“饥黎鬻妻卖子流离死亡者多，其苦不堪言状”。另外，河南、山东自清代前期以来人口激增，人多地少之矛盾非常突出。此时，清末先后在关中东部（三原、临潼、富平等县）多地为官的山东长山县（今山东省周村区）人〔同治十三（1874）年进士〕焦云龙，积极倡导和组织家乡父老乡亲迁徙关中，并率先说服胞弟、舅父、岳父等亲属带头举家迁陕。光绪十年（1884年）遂有了第一批迁徙关中的山东移民。接着，原籍族人、宗亲、朋友闻讯纷纷来陕投亲靠友，最终促使关中“山东庄”大量出现。这种基于地缘、亲缘、血缘特点的移民一直延续到20世纪40年代末，涉及山东28县市，人数达数万之众。后来因灾而迁来的，多般是与河南交界的鲁西南之人。至于河南，除过豫南信阳市、驻马店南部的灾民逃难到江南外，豫东、豫西、豫北的难民，一般均到了陕西或甘青一带。因为多由同一原籍地的移民聚集成村，故村名多以原籍县名、村名命名，或以最先迁来、及最多的姓氏命名，甚至是干脆称“山东庄”“河南庄”，有着不少河南方言岛（因为山东、安徽、湖北的的迁陕者，多为河南临近一带人，古也说河南话）。他们始终保持着各自的习俗、沿用纯正原籍的方言。最受陕西人欢迎的陕西电视台戏曲栏目“秦之声”首位主持人陈爱美，就是西安市阎良区振兴街道宝合村的“山东庄”人。她在为一蒲城县“山东庄”的“老革命”主持寿庆时，就称老人家为“山东老乡”。应当说明的是，山东移民习惯于“闯关东”，到陕西来的一般是鲁西人，这里与河南相临，风土人情、语言习惯都与豫东一样，故而都喜欢听豫剧。
在陕西省的关中平原，东起大荔，西至眉县的渭河南北两岸200多公里的范围内，星罗棋布地分布有400多个山东庄、河南庄，他们完全保持着原籍的习俗、沿用着各自纯正的方言。有人考查说，仅山东庄总人口就达到30万，河南人会更多。尤其以关中东府的三原、泾阳、高陵、临潼、阎良、临渭、富平、蒲城、大荔9县、区，最为密集。这些“山东庄”至今大多已有百余年的历史了。河南庄一般比较晚，多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迁徙而来。
这些山东庄、河南庄的形成，就陕西而言，主要源于20世纪初期、与前期相继4次〔如：同治元（1862）年至光绪六（1880）年10余年间的战乱天灾；20年后之光绪廿六至廿七（1900—1901）年间的久旱；1929年百年不遇的大旱〕的大面积天灾人祸。一向号称“天府之国”的关中平原饿殍载道，十室九空，田地荒废。有学者称，仅同治年间及光绪初年旱灾，就使得陕西人口损失约710万。三原、朝邑（今归大荔）、大荔、蒲城、高陵、富平6县人口平均减少62.2％。
陈荣泽 王一涛在《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10期）载文《关中地区山东方言岛河南方言岛的地名》，写道：“关中东部地区的三原、高陵、阎良、富平、蒲城、大荔等区县，分布着大量的岛、河南方言岛……其实，山东方言与河南方言差不多，外地人区别不出来。他们都爱听河南戏。大荔县张家乡就有河南庄，一个叫刘芝红的，其唱的豫剧很受河南庄和山东庄人的喜欢。这些村名则反映了清末民初山东、河南等省移民落户陕西关中的历史。”
富平县人民政府在《渭南日报》（2012年8月1日）载文《居住习俗 民俗风情》，写道：“在渭北蒲城、富平、白水等地，有不少山东庄、河南庄、湖北庄之类的村庄，这些村庄多以一地乡党聚居建村，村风、村貌以及语言、生活习俗都保留了原籍的习惯，人称‘遍地河南人，到处山东人’。这些地方的人，都喜欢唱豫剧。在新中国成立后，他们还成立了豫剧团、河南曲剧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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