狹義的魏碑是指南北朝（公元420-588年）北魏的碑刻，南北朝時期北朝文字刻石也通稱為魏碑。南北朝是中國一個分裂的朝代，也是民族大融合的時代，分為南朝和北朝。西晉“八王之亂”導致“五胡亂中華”和“衣冠南渡”，北方為胡人控制，中原士族相隨南逃、中原文明和中原政權南遷，中國歷史中出現南北對峙，史稱“南北朝”。南朝作為漢族政權和東晉的延續，依次是劉宋、蕭齊、蕭梁、南陳。由於南弱北強，疆域漸漸南移。北朝是北魏、東魏、西魏、北齊、北周。北朝承繼五胡十六國，鮮卑族崛起，鮮卑族的北魏，統一了北方，結束了黃河流域的混亂局面，乃至出身於北周八柱國之一的李唐宗室也有鮮卑族血脈。北魏孝文帝雄才大略，遷都洛陽，提倡漢化，發展教育，洛陽再次成為書法藝術的中心，一種介於漢晉隸書和唐楷間的獨特風格的新書體－魏碑體產生了。
隨著北魏對中國北方的統一，當時的社會正熱切地期盼出現一種具有統一法度的書體。事實上，北魏初期的皇帝也明顯意識到規定文字法度的重要性。公元425年，北魏“初造新字千餘”，而且太武帝為此還下達了整齊文字的詔令。
北魏後期，南方的字書《小學篇》傳入北方，北魏後期的貴族子弟以學習《小學篇》為榮耀。《魏書·任城王傳附元順》記載：“（元澄之子）順，字子和，九歲師事樂安陳豐，初學王羲之《小學篇》數千言，晝夜誦之，旬有五日，一皆通徹。”
《小學篇》傳“二王”之法，而且書風上比北朝傳統的識字書《急就篇》新妍，為鮮卑貴族所推崇，這樣就使南朝書風滲透到北魏書刻的血脈之中，為洛陽時期產生新體楷書並且普遍流行奠定了基礎。
其實所謂的“魏碑體”是時代的產物，它的產生和發展都伴隨著社會的變革，它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當時的面貌，反映著人們審美觀念的變遷，社會風氣的演變。它滲透了儒、釋、道三家文化的血脈，融合了北方少數民族的粗獷與漢民族的內斂，北方書法的古樸渾厚與南方行楷的新妍嫵媚，隸書的筆勢開張與楷書的結體嚴謹，給人以雄健開張的心理體驗，具有極高的美學價值，這是以往任何一個朝代所無法比擬的，對後世書風的演變具有重要的影響。它上承漢隸下啟唐楷，是研究隸書向楷書演變的重要載體。
劉濤在《中國書法史·魏晉南北朝卷》中說“這類以‘斜劃緊結’為共同特徵的新體楷書，楷法遒美莊重，接近東晉王獻之《廿九日帖》和南朝僧虔《太子舍人帖》的楷書。因為北方這類楷書首先在洛陽地區的上流社會流行，我們不妨稱之為‘洛陽體’”。而施安昌則將其命名為“邙山體”。而多數人認為這類楷書是魏碑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種且在當時廣為流行，故將其稱為“魏碑體”。
事實上，魏碑被人們發現的時間較早，卻一直沒有引起人們重視。由於唐太宗李世民對王羲之書法的推崇，王書代表的晉朝書風在唐朝一代始終是主流。所以總體上，唐朝楷書繼承的更多的是晉楷的傳統，即使對魏碑有所取法，也大多是書法家個人的興趣和風格所致，沒能形成一種普遍學習魏碑的風氣。
清朝前期，金石文字學興起，南北朝碑刻大量出土。在書法方面，人們也開始反思“館閣體”的弊端。於是，到了嘉慶、道光年間，魏碑開始受到書法家和書法理論家的重視，其中鼓吹魏碑最力者早期有阮元和包世臣，後期有康有為。阮元寫《北碑南貼論》和《南北書派論》，首倡“碑學”。包世臣著《藝舟雙楫》，康有為著《廣藝舟雙楫》，一反宋朝以來對淳化閣帖的推崇，提出“尊碑抑貼”的觀點。此後碑學盛行，魏碑的價值得到普遍的承認，修習楷書的人除了取法晉唐，也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選擇魏碑。另外，魏碑經過標準化成為“魏體”字，是最常用的漢字印刷字體之一。
其實平成時期的書跡種類繁多，包括造像記、碑刻、墓誌、題記、明堂瓦文等。可以把魏碑分為主要四類：造像記、碑碣、摩崖、墓誌銘。
龍門石窟有兩千方左右的北魏造像題記。北魏初年，佛教傳入中原，受到北魏皇帝的推崇，從此佛教興盛。平城時期的著名碑刻中既有云岡石窟的造像題記，又有道教的碑刻，這使平城的碑刻呈現出多元混雜的特徵。另外，北魏不像南朝一樣禁止立碑，這也是使北魏碑刻繁多的重要原因之一。
造像記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二十方，被稱為龍門二十品，即：
《長樂王丘穆陵亮夫人尉遲為亡息牛橛造像記》
《一弗為亡夫張元祖造像題記》
《比丘慧成為亡父始平造像記》
《北海王元詳造像記》
《司馬解伯達造像記》
《北海王國太妃高為亡孫保造像記》
《雲陽伯鄭長猷為亡父母等造像記》
《新城縣功曹孫秋生、劉起祖二百人造像記》
《邑主高樹、解佰都三十二人等造像記》
《比丘惠感為亡父母造像記》
《廣川王祖母太妃侯為亡夫賀蘭汗造像記》
《邑主馬振拜等三十四人為皇帝造像記》
《廣川王祖母太妃侯造像記》
《比丘法生為孝文皇帝並北海王母子造像記》
《邑主仇池楊大眼為孝文皇帝造像記》
《安定王元燮為亡祖等造像記》
《齊郡王元枯造像記》
《比丘尼慈香、慧政造像記》
《比丘道匠造像記》
《陸渾縣功曹魏靈藏、薛法紹造像記》
《長樂王丘穆陵亮夫人尉遲為亡息牛橛造像記》局部
二十品的名目最早見於清末康有為的《廣藝舟雙楫》和方若的《校碑隨筆》，此後被社會所公認，被視作魏碑書體的法帖範本，不僅國內珍視，而且享譽海外。龍門二十品的書法藝術，端正大方，質樸厚重，剛健有力，峻蕩奇偉。其行次規整，排列整齊，大小勻稱；結體和用筆則在隸、楷之間，表現出其成熟性，也顯現出其過渡性的承隸啟楷風格。
若細分析，龍門二十品又可分為幾類藝術風格不同的作品。康有為分之為四體，即，
深著勁重：《楊大眼》、《魏靈藏》、《一弗》、《惠感》、《道匠》、《孫秋生》、《鄭長猷》；
端方峻整：《長樂王》、《廣川王》、《太妃侯》、《高樹》；
峻骨妙氣：《解伯達》、《齊郡王元枯》；
峻宕奇偉：《慈香》、《安定王元燮》。
如從結體、用筆等特點分析，《楊大眼》、《魏靈藏》、《慧成》、《慧感》、《道匠》、《孫秋生》、《鄭長猷》、《賀蘭汗》等品結體端莊穩重，重心聚中而微偏上，無鬆散下垂之感；筆法方硬有稜角，起落處猶如刀削，斬釘截鐵，鋒芒畢露。《尉遲》、《一弗》、《解伯達》、《高樹》等品與上述各品風格基本相同，唯筆劃較細，於穩重中又顯俊秀爽利。以上諸品被書法家認為是龍門體書法藝術風格最典型的代表作品。此外，如《元詳》、《元燮》、《高太妃》、《馬振拜》等品用筆趨於圓轉，筆跡流暢，寓隸法筆意於楷書之中。《廣川王》、《元枯》、《法生》等品用筆含蓄，鋒芒內在，轉角圓渾，已同以後的唐楷無多區別。《慈香》一品在結體用筆上更為自由、柔和，顯得十分瀟灑奇逸，在魏碑中表現出別具一格的書法藝術風格。
此外還有“四品”“十品”“二十四”“三十品”等說法。例如《比丘慧成為亡父始平公造像題記》、《魏靈藏薛法紹造像題記》、《孫秋生劉起祖二百人等造像題記》和《楊大眼為孝文皇帝造像題記》也合稱“龍門四品”。
《比丘慧成為亡父始平公造像記》局部
《陸渾縣功曹魏靈藏薛法紹造像記》局部
《孫秋生劉起祖二百人等造像題記》
《楊大眼為孝文皇帝造像題記》局部
魏碑中著名碑碣除 《廣武將軍碑》、《沮渠安周造像碑》、《西嶽華山廟碑》等為隸書外，其餘都是楷書碑。著名的有《張猛龍碑》、《南石窟寺碑》、《大代華岳廟碑》、《中嶽萵高靈廟碑》、《暉福寺碑》、《吊比干碑》、《高慶碑》 、《賈思伯碑》、《根法師碑》、《高貞碑》、《元萇溫泉頌》、《程哲碑》、《高盛碑》、《敬使君碑、》《李仲璇修孔子廟碑》、《趙君王修寺頌記》、《曹恪碑》等，其中最享盛名的是《張猛龍碑》，備受後人推崇。康有為說:“《張猛龍》猶周公制禮，事事皆美善”，“結構精絕，變化無端”，“為正體變態之宗”。
墓誌銘為北碑的另一大宗，產生於東漢末年，是埋入地下的堪碑。後來發展為一種石刻品 類，體制多樣而精緻。已出土的北魏墓誌達二、三百方之多，大都為精美秀整的楷書。其中著名的如《張黑女墓誌》《元顯雋墓誌》《皇甫瞵菡志》《刁遵墓誌》《崔敬邕墓誌》《元暉墓誌》 《石婉墓誌》《李壁堪志》《鞠彥雲墓誌》《元瑛墓誌》《司馬悅墓誌》《元懷墓誌》《元倪墓誌》等都有很高的藝術價值。北魏墓誌以元魏王室貴族的為大宗，書丹者當多為當時名家，鐫刻者亦非庸手，故書法以精美嚴謹為主要特徵。如果說造像記反映了民間書法的面貌，那麼以元氏貴族為代表的墓誌則反映了上層貴族的書法面貌。綜觀二者，方可見北魏書法的概貌。
墓誌書法與造像記的典型《龍門二十品》不同，更多地反映出魏晉楷書的遺貌，較為規範，字裡行間滲透著書刻者小心翼翼與畢恭畢敬的神情。其與南朝墓誌、唐楷的相近的情形，透出楷書發展演進的消息。
摩崖為北朝書法的又一奇觀，其中著名的有《石門銘》、《雲峰山刻石》、《泰山經石峪金剛經》等。
《石門銘》為王遠所書，筆畫開闊恣肆，結體奇縱，字勢飛逸。康有為在《廣藝舟雙楫》中將 其列為神品，贊其書法“若瓊島散仙，驂鸞跨鶴”。
《石門銘》局部
《雲峰山刻石》共有四十多種，分佈於山東天柱（平度）、雲峰、太基（掖縣）三山，其中雲峰山有《鄭文公碑》、《觀海童詩》、《論經書詩》、《詠飛仙室詩》、《耿伏奴題字》。山頂有《雲峰之山題字》、《九仙之名題字》，四周有《赤松子》、《王子晉》、《安期子》、《浮丘子》、《羨門子》5處題字。
《鄭文公碑》、《觀海童詩》、《論經書詩》相傳為鄭道昭所書，筆畫遒勁雄強，岡中有方，結體寬博飄逸。“有云鶴海鷗之態”(清包世 臣《藝舟雙楫》)。諸刻石風格不盡相同，《鄭》碑端穆嚴謹;《論經書詩》瀟散跌宕；諸題字或雄奇 茂密，或瘦勁疏朗，無不與所書內容相吻合，充滿“鄭公乘煙至，道士披霞歸”的意趣。《鄭文公碑》沒有署名，直至阮元親臨摹拓，且考訂為鄭道昭的作品。清代以前，《鄭文公碑》沒有得到重視，只是北宋金石學家趙明誠（李清照夫），將鄭道昭父子的刻石記入他的權威著作《金石錄》中。到了清代，"尊碑、備魏、取隋、卑唐"的主張的提出，突破了帖學一統天下的局面，《鄭文公上碑》因而得到尊崇，並在北朝眾多的碑刻中，最受人稱道。清代包世臣謂此碑篆勢、分韻、草情畢具，有“雲鶴海鷗之態”,是魏碑書法藝術的代表作之一。包世臣說：“北碑體多旁出，鄭文公字獨真正，而篆勢分韻草情畢具其中。布白本乙瑛，措畫本石鼓，與草同源，故自署曰草篆。不言分者，體近易見也。”是“真文苑奇珍也”。而康有為在看過《鄭文公碑》後說，如果誰沒有見過此碑，就沒有資格談論書法。在清代，已成為“碑學”不可多得的珍寶。
康有為還認為鄭道昭諸刻，上承分篆，化北方之喬野，如篳路藍縷進於文明，其筆力之健，可以釗犀兕，搏龍蛇。而遊刃於虛，全以神運。唐初歐虞褚薛諸家，皆在籠罩之內，不獨北朝書第一，自有真書以來，一人而已。舉世啖名，稱右軍為書聖。其實右軍書碑無可見，僅執《蘭亭》之一波一磔，盱衡讚歎，非真知書者也。餘謂鄭道昭，書中之聖也。在他看來“書聖”之名應該給鄭道昭，王羲之因為沒有碑刻存世，所以不能稱為“書聖”。有沒有碑刻存世竟然到了如此重要的地步。王羲之有點冤，因為不是他不想刻，而是不讓刻啊。
《鄭文公碑》局部
《泰山經石峪金剛經》《水牛山文殊般若經》《匡喆刻經頌》等意趣與 《瘞鶴銘》、雲峰山刻石迥異，可謂是佛家書跡的代表。尤其是《金剛經》用筆渾厚豐滿，結體端 莊寬博，渾穆簡靜，大有容天下萬亊的雍容氣度。
《泰山經石峪金剛經》局部
《瘞鶴銘》局部
康有為《廣藝舟雙楫·十六宗》又將諸刻石按其審美情調分為十六宗，今將其整理如下表：
宗派 刻石代表 同類刻石舉例
上三宗 雄強茂美 《爨龍顏碑》 《靈廟碑陰》
飛逸渾穆 《石門銘》 《鄭文公》、《瘞鶴銘》
瘦硬峻拔 《吊比干文》 《雋修羅》、《靈塔銘》
中四宗 正體變態 《張猛龍》 《賈思伯》、《楊》
峻美嚴整 《始興王碑》 《李仲璇》
靜穆茂密 《敬顯》 《朱君山》、《龍藏寺》
豐厚茂密 《暉福寺》 《穆子容》、《梁石闕》、《溫泉頌》
下六宗 質峻偏宕 《張玄》 《馬鳴寺》
渾勁質拙 《高植》 《王偃》、《王僧》、《臧質》
體骨峻美 《李超》 《解伯達》、《皇甫麟》
峻健豐偉 《楊大眼》 《魏靈藏》、《廣川王》、《曹子建》
虛和圓靜 《刁遵》 《高湛》、《劉懿》
平整勻淨 《吳平忠侯神道》 《蘇慈》、《舍利塔》
外三宗 榜書 《經石峪》 《白駒谷》
篆書 《石鼓》 《琅琊臺》、《開母廟》
西漢分書 《三公山》 《裴岑》、《郙閣》、《天發神讖》
前十三宗以審美風格劃分，外三宗則以書體劃分。
《爨龍顏碑》局部
沙孟海先生《略論兩晉南北朝隋代書法》指出：北碑結體大致可分為“斜畫緊結”與“平畫寬結”兩個類型。賴非先生在此基礎上，翻閱大量出土資料，進一步提出：北朝早期的作品“斜畫緊結”，晚期的作品則“平畫寬結”， “斜畫緊結”與“平畫寬結”是北朝書法的兩個階段的特徵。
北朝石刻書法藝術特色，康有為曾作過十分精彩的概括，計有十美：“一曰魄力雄強；二曰 氣象渾穆；三曰筆法跳躍；四曰點畫峻厚；五曰意態奇逸；六曰精神飛動；七曰興趣酣足；八曰骨 法洞達；九曰結構天成；十曰血肉豐美。”盛讚北碑“備眾美，通古今，極正變，足為書家極則”， 並說:“隨取一家，皆足成體，盡合諸家，則為眾美”（ 《廣藝舟雙楫》）。清人的實踐證明了康氏所 言不誣。
北朝洛陽碑刻的書寫者有不少當時的書法名家，但大多是一般文士，如朱義章、蕭顯慶等人是龍門石窟一些造像題記的書寫者，但史傳無載，很可能是精於書法的普通人。
在北魏皇帝重用的漢族高官中不乏堪稱一流的書法家。北魏初年，朝廷文誥書檄多出自書法家崔玄伯筆下。《魏書·崔玄伯傳》記載：玄伯自非朝廷文誥，四方書檄，初不染翰，故世無遺文。尤善草隸、行押之書，為世楷模。崔浩是崔玄伯的兒子，因為擅長書法經常在道武帝拓跋珪左右。《魏書·崔浩傳》“太祖以其工書，常置左右。”范陽盧淵也是當時著名的書法家，《北史·盧玄傳附盧淵》略雲：“初，（盧）湛父志，法鍾繇書，傳業累世，世有能名。至（盧）邈以上，兼善草跡。淵習家法，代京宮殿，多淵所題。”崔、盧是當時首屈一指的書法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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