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史学界一般指责蒋介石、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为制造皖南事变的
罪魁祸首，而对新桂系在这一事变中所起的作用则注意不够。实际上，只要我们了解了
新桂系在皖南事变中的所作所为，就不难明白新桂系在这幕反共惨剧中充当的并不是一
般角色。
第一，新桂系部队配合蒋军大举进攻华中新四军，发出发动第二次反共高 调 的 信号。
国民党顽固派于1939年12月至1940年3月在陕甘宁、晋西和晋冀鲁豫发动的第一次
反共高潮被粉碎以后，又把反共中心转向华中，1940年3月以后，华中的反共风云日
紧，磨擦事件纷至沓来。其中，“华中之皖东、淮北、苏北为顽方必争之地，目的在离
断我八路军新四军之联络，陷新四军之危境”。5月，顽固派制定三路进攻华中新四
军的计划。至9月中旬，“桂军五个，李仙洲三个师，周岩三个师，已集中 皖西一
带，桂军一个师已越过淮南路东，汤恩伯九个师连日由鄂开豫，已在南阳集中”；同
时，韩德勤亦向苏北大举进攻。在向华中新四军的进攻中，桂军可以说是急先锋。1940年春，“半中央化”的李品仙入主皖政以后，桂军即开始“在鄂中、皖东、淮北三区大举进攻新四军”，“大批屠杀新四军人员”。其进攻重点是淮南路东的新四军。10月 6日，白崇禧电令“以一三八师（欠一野补团）配属皖保八团、游击第十纵队、皖东各县地方团队、政工突击队等，组成扫荡队，派遣于淮南路东策应苏北之作战，并逐次整理皖东行政，恢复政令，肃清残余匪伪”。并限定分两期于本年底完成。这表明：“蒋桂军对华中进攻是有决心的” .而蒋桂军对华中新四军的大举进攻，是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的信号。
第二，白崇禧和何应钦发出“皓”、“齐”电，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
1940年7月，国民党拟定了“中央提示案”。同时，派何应钦、白崇与周恩来等
举行国共谈判，提出“八路军三军六师加六团，新四军两师”、“八路军新四军开旧黄河北岸与友军分处” 等条件。黄桥战役结束后，国民党顽固派恼羞成怒。10月19日，白崇禧和何应钦发出致朱德、彭德怀，叶挺的“皓电”，污蔑八路军、新四军“不守战区范围自行行动”，“不遵编制数量自由扩充”，“不服从中央命令破坏行政系统”，“不打敌人专事并吞友军”，强令我军由50万人缩编为10万人，并在一个月内全部微至黄河以北。12月9日，何、白再次发出“齐电”，进一步作反共的舆论动员。总之，“何白之皓电及齐电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微至黄河以北，并在军事上、政治上、舆论上积极对我进攻，这是此次反共高潮的开端”。
第三，新桂系部队在江北堵截新四军北泼长江，直接参与制造皖南惨案。
我党对何、白的“皓”、“齐”两电的无理要求予以严正拒绝，但也作出让步，答应江南新四军北移。但国民党顽固派却阴谋围歼皖南新四军，于是以7个师6万人之众从东、西、南三而包围了我新四军皖南部队。而白崇禧也多次电令江北桂军“以主力阻止其渡江”，“注意防堵”。李品仙“抽调三师之众，集中无为地区，占领渡口，封锁道路，扣留交通器材，且公开声明将新四军消灭于江滨”。我军被迫准备绕道苏南渡江，致陷入敌军重围而遭惨重损失。因此，桂军陈兵江北，使皖南新四军不能直接北移渡江，因而难逃参与制造皖南血案的罪责。
第四，李宗仁率华中各路“剿共”军进攻新四军、八路军，配合江南的国民党军队发动皖南事变。
蒋介石在制造皖南血案的同时，“令各战区进剿”。在华中，以李宗仁为“剿共”军“最高总司令”。李宗仁命令：“凡非本战区序列部队，应相机剿办”；“异党暴动妨害秋序及纪律者，以政治军事力量制裁之”。李宗仁任命汤恩伯为淮北区总司令，李品仙为淮南区总司令，王仲廉为鄂中区总司令，冯治安为襄西区总司令，向新四军彭雪枫、张云逸、李先念诸部进攻，得手后再向山东和苏北的八路军、新四军 进攻。华中的反共战争烽火连天。至1941年3月上句，皖北“剿共”军“正在涡河流域，向久在该地担任游击任务之彭雪峰部队进攻，已历两旬，近更进占涡阳、蒙城，激战不已”；皖东“剿共”军“仍在淮南路以东定远地区，向久在该地担任游击任务之张云逸部队进攻不已”；鄂中“剿共”军“向原在大洪山担任游击任务之李先念部队进攻”；鄂豫边的“剿共”军则在罗山、经扶、黄安、礼山地区向原属该地之地方游击部队进攻，“实行清剿”。上述各地是皖南事变发生以后国民党顽军进攻新四军、八路军的主要作战地区。在这些军事行动中又以新桂系部队充当主力。1941年8月，李宗仁在致蒋介石的电报中称，从1940年12月至1941年5月，桂军第7、48、84军及游击纵队、地方团队共发动反共战争124次，“伤毙匪伪军六千七百余”函。由此可见，新桂系在 皖南事变前后进攻新四军、八路军是非常卖力的，是皖南事变的积极参与者。
第五，新桂系在桂两省制造一系列政治压迫事件，为皖南事变推波助澜。皖南事变前后，新桂系在军事上进攻、堵被新四军、八路军的同时，在政治上也制造了一系列反共事件。如封闭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关闭桂林生活书店、读书生活社等进步文化团体、解散广西学生军等群众抗日救亡组织，压迫民主进步人士离境，镇压共产党的活动等。这些事件是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桂系在皖南事变中反共如此积极、如此卖力，在国民党地方实力派中，在国民党顽固派中都是十分突出的。在皖南事变中，各地方实力派多采取中间态度，“上次反共高潮中反共最力的阎锡山，这一次就站在中间立场”。对于制造皖南事变，国民党顽固派内部的态度也不是一致的，“蒋部下的政学派、幕僚派及某些重要将领如陈诚、汤恩伯、张治中、卫立煌等对今天反共军事行动并不积极赞成”。而新桂系与蒋介石、何应钦“串通一气”，可以说是在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充当了反共急先锋的角色。正因为如此，中共中央在“一九四一年三月政治情报”中指出：“这次反共高潮，是在蒋、桂（地方反共派）、何（亲日派）联盟下进行的。桂系参加反共，是使蒋介石敢于发动此次高潮的实力上的原因”。
二
新桂系参加“蒋、栏、何联盟”，积极参与制造皖南事变的原因似乎是颇令人费解。这种困惑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第一，新桂系和蒋介石是政坛宿敌，长期明争暗斗。抗战爆发以后，蒋、桂虽握手言和，但仍貌合神离。这对冤家对头何以在这时结成同盟？第二，新桂系是一个地方实力派，属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中间派。作为中间派的新桂系为什么会转而支持顽固派的反共立场，并且一时成为强硬的反共派？第三，抗战初期，新桂系的政治态度是比较开明和进步的，且曾引起舆论的赞扬。大批民主、进步人士云集桂林就是证明。而现在则转到了顽固的反北立场。新桂系政治态度转变的原因又何在?
新桂系的反共首先是由其阶级本质决定的。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同国民党中央政府损人利己的政策有矛盾，并想利用我们同顾固派的矛盾以达到自已的政治目的，“故一般地亦须以中同派看待之”。但是，“地方实力派的领导成份也多属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因此他们在抗日战争中虽然有时表现进步，不久仍然反动起来”。新桂系就是一个典型。新桂系作为一个地方实力派，同把持着国民党中央政权的蒋介石集团存在尖锐的矛盾，这是抗战初期新桂系政治态度比较开明的重要原因。但他们的阶级本质仍然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共是他们的基本政治立场，他们同落介石的矛盾只是统治阶级内部各派系之间争权夺利的矛盾，在反共这一点上是一致的。这就是新桂系从比较积极的联共抗日转到顽团反共，和自己的政坛窗敌结成反共联盟的阶级根源。
中国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的内外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即从抗战初期比较积极努力的联共抗日，转到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新桂系是国民党统治集团中的一部分，国民党内外政策的变化，无疑对他们政治立场的转变起到了推动作用。
1940年，国际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英竟、德日、苏联都在积极拉国民党政府，国民党政府处于三个阵线的争夺之中。在这样的国际形下，蒋、桂、何集团估计：反共既不会遭到英美苏的反对，又可取得日本的谅解，不向彼进攻，因而判断正是发动反共高潮的绝好机会。
上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共阶级本质的驱健、国民党内外政策转变的推动和国际局势变化的影响，还只是皖南事变前后新桂系政治态度变化的一般原因。这些因素无疑对整个国民党集团都在起着作用。因此，要了解为什么新柱系要和蒋介石、何应钦结反共联盟、共同制造皖南事变，还必须深入分析其中更为深刻、更为直接的原因。
新桂系和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矛盾的尖锐化，是新桂系政治态度变化的最为重要的原因。新桂系是一个集政治派别、军事集团、经济实体于一身而又具有很大的致治野心和极强的扩张性的国民党地方实力派。他们从来不甘俗首称臣或仅仅称霸一方，他们始终如一的目标是饮马长江，闷鼎中原，执掌中数，号令天下。抗战 爆发以后，新桂系挥师北进，一方面诚然是其民族主义精神使然，另一方面确实怀有借抗日来扩大地盘、扩完实力之私心。而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的发展则对新桂系的这种政治野心造成了极大的障碍。这一点在安徽表现的最为突出。
武汉会战以后，桂军主力退入大别山区，安徽成为新桂系控制的地盘。新桂系想通
过控制安徽在中原腹地建立一块稳固的根据地，为日后“大展宏图”打下基础。新挂系
的这步棋，与我党“大力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和新四军“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
发展”的战略部署，产生了尖锐的矛盾。
1938年1月新四军军部成立以后，新四军即展开子大江南北，开始了建立华中抗日
根据地的伟大斗争，而新四军主要的发展地区之一就是安徽。在皖中，新四军第四支队
在舒城、桐城、庐江、无为地区坚持抗日游击战争；在皖南，新四军第三支队在策应第
一、二支队东进苏南后，即展开于东起芜湖、宣城，西至青阳、大通镇的广大地区，建立皖南抗日根据地；在皖东，1939年5月以后，新四军第四、五支队全力东进，分别开辟了以定远东南藕塘为中心的律涌路西游击根据地和以来安东北半塔集为中心的津浦路东游击根据地；在皖北，新四军第六支队创建了豫院苏边游击根据地，在院西，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建立了鄂豫皖边游击根据地。
1939年4月21日，党中央发出《关于发展华中武装力量的指示》，指出，华中是我党发展武装力量的主要地区，在战略上为连接华北、华南的枢纽，关系整个抗战前途甚大。随后，中央明确指出，在华中，以院东、苏北、淮北最为重要，我们必须在“淮河以北、淮南铁路以东、长江以北、渤海以西”地区“建立新的伟大抗日根据地”。为此，在华中武装摩擦中，军事策略应当是：“以淮河淮南铁路为界，在此线以西避免武装斗争。在此线以东地区，则应坚决控制在我手中”，“皖东决不可失”。
新四军在安徽四面八方特别是皖东、淮北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的行动，和新桂系控制安徽、图謀中原的政治野心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把新四军逐出安徽、赶出华中，以扫除实现其政治野心的障碍，这是新桂系和蒋、何结成反共同盟、制造皖南事变的直接动因和最大目标。
其次，新桂系和蒋、何结成反共联盟、参与制造皖南事变，是和新桂系对蒋、何的
依赖关系分不开的。新桂系要把新四军逐出安徽、赶出华中，以他们自身的力量是做不
到的，唯一的选择是求助于蒋、何。因为蒋介石、何应钛不仅有发动反共战争的实力，而且也是顽固的反动派。为了反共，新桂系不得不投入蒋、何的怀抱。另外1939年底
日军侵占桂南以后，新佳系只得依靠蒋的嫡系部队来保卫老家，这也使蒋、桂、何的关系进一步亲密起来。
再次，将介石对新系的威逼和利诱，也是促使新桂系与蒋、何结成反共联盟，参
与制造院南事变的重要原因。新桂系作为抗日民放统一战线中的中间势力，一直是蒋介
石极力争取的对象。蒋介石对新挂系的争取是使用打和拉两手的。对于新往系在杭战
对桂南战役“督不力”为由将共降级，随后又撤销桂行营，把白崇禧调回重庆，就近控制。当蒋介石策划新的反共阴谋时，便把白崇搞、孝宗仁推到前台。据当时在白崇禧身边工作的刘仲容回忆，白崇曾无可奈何地说：“老头子要我这样做，’我有身么办
法拒绝呀”！ 这表明新桂系的反共是有被迫的因素的。另外，蒋介石以驱逐新四军以后把安徽全部交给新桂系的允诺利诱新桂系，也对新桂系政治立场的转变产生了影响。
三
既然新桂系和蒋介石、何应钦结成了反共联盟，可不可以将他们“视同一律”？回答是否定的。皖南事变前后的蒋、桂、何三角联盟，是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
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统一战线，它并不是铁板一块，相互之间也是有很大差
别的。就新桂系而言，他们至少在下面几方面与蒋、何有一定的不同：
首先是目的不同。在第二次反共高潮甚嚣尘上之际，我党就认识到：蒋、桂、何虽
结成了大资产阶级的反共统一战线，“而何、白却另有目的”。如果说蒋介石是幻想
削弱、最后消灭共产党，巩固其独裁，何应钦是妄图挑起内战，为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创
造条件，那么，新系的目的则是把共产党驱逐出桂皖两省，为维护其对桂、皖的控
制，从而增加与蒋介石相抗衡的力量扫清道路。在蒋介石那里，一方面，反共是其反共
和独裁专制政策的必然产物；另一方面，当时他还不愿同共产党全面破裂。因此，皖南
事变虽然是他妄图消灭共产党的一个步骤，但他还不希望从此走向全面内战，在何应钦
那里，反共是和投降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以皖南事变为起点把中国推入全面内战的深渊，这就是他的如意算盘，在新桂系那里，反共是为他们自己的私利服务的，目的是要
解除共产党对其在桂皖统治造成的威胁。除此之外，他们不仅对清除共产党不太热情，而且认为共产党的存在增加了他们和蒋介石抗衡的筹码。因此，他们的反共是有限度的。
其次是态度不同。皖南事变前后，新桂系反共虽然十分积极和卖力，但和蒋介石、何应钦与共产党势不两立的顽固态度相比是有一些不同的。周恩来在1940年11月1日给
中央的电报中写道：“白健生虽与何合作反共，但问人中共能否让步。据冯（引者按，
指冯玉祥）谈，如果我们有复电表示让步，他自信白还可转变，因白还是个爱国者，不
等于何。”。这说明新桂系并不想把事情做绝，与共产党一刀两断。
再次是手段不同。将介石、何应钦对共产党采取的是消灭、消除的手段，而新桂系
则以威吓、防堵、驱逐为反共的主要手段。白崇禧和何应钦发表“皓”电，气势汹汹。
实际上白崇禧的“法宝”是“吓共让步”。桂军在皖东、淮北对新四军的进攻基本上
是，由西向东的驱逐战，桂军对皖南新四军也只限于在江北防堵。在政治上，新柱系主
要采取限制、压迫的手段，这也和蒋介石的镇压、屠杀政策有所区别。民主进步人士被
“礼送”出桂林，一些进步文化社团名封实存等，就是最好的例子。
最后是结果不同。通过皖南事变，蒋介石虽然在军事上捞到了一些好处（消灭了部
分新四军），但在政治上却是惨败，何应钦部分地实现了其挑拨内部、破坏抗战的罪恶
目的；新桂系最得不偿失，因为“桂系在这次反共行动中，并未得利（没有达到把新四
军驱出安徽的目的一引者注），反受损失（一部分地盘被蒋系夺去）”。因此，蒋桂矛盾不仅没有通过皖南事变得到缓和，而且“正在发展”。
综上述，皖南事变前后，新桂系和蒋介石、何应钦结成反共联盟，积极参与了皖离
事变。但新桂系反共和蒋、何反共还是有区别的。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上次居于中间
立场的桂系，这一次虽然转到了反共方面，却和蒋系仍然有矛盾，不可视同一律”。
也就在12月25日这一天，周恩来应邀往见蒋介石。蒋说：“只要你们说出一条北上
的路，我可担保绝对不会妨碍你们通过。只要你们肯过河北，我担保至一月底，绝不进
兵”。26日，周恩来电告毛泽东，指出；蒋的许多承诺是“靠不住”的。
毛泽东接到周恩来电报后，也预感到蒋介石这次谈话后面隐藏着一个大阴谋，立即
起草了一份中央书记处给项英、袁国平、周子昆三人的电报，对他们犹豫动摇提出了严
厉的批评，要他们“最近决定全部北移”，否则“在敌顽夹击下，你们是很危险的”。
接到这封电报后，项英于12月28日召开军委新四军分会研究北移路线和出发时间问
题。1941年1月4日，项英才率部启程。然而时不我与，皖南新四军终于被蒋军包围了。
抗日战争时期，时局经常变化，情况异常复杂。毛泽东对整个抗日战争作过一系列
影响深远的正确分析与决策。然而，他不可能对尚未发生的事情都估计的百发百中。对
毛泽东在皖南事变中的一些失误笔直书，既无损于他作为中国革命伟大领袖的光辉形
象，也不会因此而开脱了项英作为新四军最高领导人对皖南事变所应承担的主要责任。
转自：安徽史学1991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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