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9月6日，杭州市拱墅區法院宣佈，侵害張蔚婷的房東樓家豪因強姦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兩年。
張蔚婷是誰？對事件疏於瞭解的人可能對此並沒有什麼印象。
出生於2000年的她，是中國為數不多的公佈真實姓名、長相的性侵案受害人。微博上，她有7萬多的粉絲，在個人資料那欄，則是簡單有力的六個字：當事人 張蔚婷。
2018年5月8日，彼時剛滿18歲的她在杭州的出租屋內被房東強制猥褻，這個之前多有前科的“富二代”看著她哭喊求饒的樣子挑逗地說了句：“我就喜歡你這麼可愛的樣子。”
好在，她足夠冷靜機智，看準時機將對方鎖在房間外，又在第一時間求助在杭州工作的表哥，讓其從窗戶接應並報警，才僥倖逃脫樓的魔爪。
去公安局做完筆錄之後，她無意中發現自己的那份和房東的那份是定在一起的，她隨手翻看了一下，“他說的跟事實完全不相符，我當時特別生氣，心想這人怎麼這樣，自己做的事情不敢承認。”
警方立案後沒多久，對方的母親找上門來，扇了張蔚婷一巴掌，並揚言：“你要是敢讓我兒子坐牢，我就要了你這條命。”
事件發生十天之後，她懷著滿腔的憤怒和放手一搏的心態發了後來有7萬轉發的微博：
“我是張蔚婷，00年出生，在杭州實習工作，8號我來杭州搬家，被房東強姦未遂，事發後我報了警，他的父母威脅要弄死我。”
和很多在網絡上曝光性侵或性騷擾經歷的女孩不同，她用的是自己的真實姓名，而這一段艱辛的維權之路，更像是社會給予她的一場殘酷的“成人禮”。
“我過去都是偏外向的性格，朋友們經常說我腦子缺根弦，大大咧咧的。”事發兩年後，我們通過微博聯繫上了這位勇敢的女孩，她坦言自己過去並未關注過相關事件，也對女性維權方面的議題鮮有關注。
甚至，在事發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她都不太敢去搜這方面的新聞。“我很怕看到一些失敗的案例，有種刻意逃避的感覺，關注這些會讓我更加恐慌，萬一失敗了怎麼辦？我承受不起那樣的後果，我賭得太大了，但凡他沒被判刑，我都會被全部的人抨擊：你看你報警了，事情鬧那麼大，你說你怎麼辦？”
一年多之後談起當時的決定，張蔚婷說自己是在憤怒的驅使下選擇了實名，她有給公眾號投稿過，也發過微博，但這種事並不少見，不實名的話不會有太多人注意到，“它會被很多類似的新聞淹沒”。
在當時媒體對這件事的報道中，整個案發過程只有十多分鐘，但因為細節過於詳盡，每回憶一次，都像是在火上炙烤一般，她經常整夜整夜地失眠，夜裡坐在床上發呆，要靠吃百樂眠加褪黑素才能入睡，睡著了之後也常常被噩夢驚醒。
有人說她仙人跳，還有人說她涉嫌詐騙，一個巴掌拍不響，她一度有過拿玻璃碎片劃胳膊的舉動，一下又一下，在絕望的情緒下她甚至感覺不到疼痛。“我當時命都不想要了，名字對我來說不重要了。”張蔚婷說。
報案容易，取證難，“當時都沒什麼人教我，都是我一個人邊想邊做。”冷靜下來之後，她聽從了表哥的建議，去買了支錄音筆，在後來再次去搬家的過程中派上了用場。
對方父母要求她籤一份協議，過程中起了爭執，她用錄音筆記錄下了對方家人對她的侮辱和威脅。實名舉報之後，也有更多的受害者站了出來，有些事情甚至發生在多年以前，“但她們很多都沒有證據了”，當時有記者給她們拉了個微信群，一些女孩子去派出所錄了口供，但錄完也就錄完了，“我後來再去問她們情況怎麼樣，她們就說想要回歸正常生活，不想再糾纏下去。”
張蔚婷對此看得很開，“別人願意幫我我肯定是要感謝的，那她們不願意幫，想回歸正常生活我也是願意尊重她們意思的。”電話中，這位20歲的女孩語氣裡透出一絲超出同齡人的淡然。
也有些一直無私幫助她的人。微博上的一些加V博主與她素昧平生，卻幫她轉發每一則維權消息，@我是落生、@西池望月、@喬凱文 等等，有些是一直致力於幫助女性維權，另一些則是被她的勇氣所打動，“他們一直都在盯著這件事，陪我一起等一個結果”。
雖然張蔚婷和他們的交流僅限於線上，但這種連接感和支持卻助她度過了一段難熬的低谷期。
“我實名舉報之後，會收到很多跟我有相似經歷的人向我傾訴她們的遭遇，有些甚至得了抑鬱症。”很快，她成了微博上一個具有特殊意義的樹洞，“但我自己當時狀態也很差，我在難以自保的情況下真的沒法幫助別人，就有點心有餘而力不足的感覺。”她將自己的矛盾心理告訴了幾個大V博主，“他們都很耐心地開導我，讓我在自己負能量爆表的情況下少看那些私信，有損自己的信心，也無法開解他人。”
除了同病相憐的人，也有很多看熱鬧不嫌事大的“鍵盤俠”，這當然是網絡時代難以避免的現象，但當我們問起為什麼不將私信功能關閉時，張蔚婷給出的答案是：“因為更多的是支持我的人，如果不是他們一直詢問我給我支持的話，我肯定是堅持不下去的。我不是一個人在堅持，是大家在陪著我堅持。”
碰到實在忍不了的情況，她會拿朋友的號罵回去，“這樣對方不知道我是誰，我也能發洩情緒了，如果我直接用自己的號跟他們互懟的話，那些人會越來越囂張。”
隨著判決結果的到來，謾罵的聲音越來越少，但另一種聲音也在不經意間“抬頭”：“很多人覺得事情都已經解決了，你沒必要再出來訴苦、裝可憐了吧？”
但對當事人張蔚婷來說，那件事情的影響一直在繼續。她害怕一個人待著，每每獨處，都會有情緒失控的時候，想不開、自己鑽牛角尖、進而被突然而至的失落感裹挾。“有時候很矛盾，想一個人待著，但又希望跟大家在一起，會比較有安全感。”
這是那件事留下的後遺症，但和最開始時候要靠去醫院打針讓自己鎮定下來的情況相比，她的狀態還是在往好的方向發展，“事情發生後的那一年，情緒完全不受自己控制，一點點刺激我就忍不住摔東西、砸東西、傷害自己，感覺那都不是我自己了，就想找一個發洩口，因為如果發洩不出來的話，整個人會被逼瘋掉的。”
在自己慢慢恢復一些之後，她也開始扮演起開導她人的角色，“我被問到最多的兩個問題是：怎麼把事情發酵到那麼大的？過去那麼多年，沒有證據怎麼辦？”
第一個問題，張蔚婷說不建議其他女生效仿自己當時“實名”的做法。“這個過程真的太艱難了，如果你心理承受能力不夠大的話，你真的會被輿論給壓死。”她有過挺長一段時間的自我懷疑，懷疑自己一開始的決定是不是錯的。
第二個問題，她給出的答案則更具可操作性，“我會教她們想辦法去找當事人聊天，再在身上藏支錄音筆，或者用手機的錄音功能，儘量蒐集證據。”她的成功讓一些女孩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哦原來事情還可以這樣處理。”
事發之後，張蔚婷在山東老家休整了一段時間後，又重新回到杭州——這座對她來說充滿傷痛記憶的城市。
開始有想過離開，想過逃避，但轉念一想，“只有活在大家的目光之下我才是安全的。我曝光了，大家都在關注我，他肯定會有所顧忌，我就在杭州待著，哪都不去。我在外地的話，他想‘製造意外’也太容易了，在杭州本地出事情的話，大家肯定第一反應是他乾的，警察找起來也更有頭緒。”
而遠在山東的母親，也並不瞭解女兒後來維權成功的事情，“我只在剛開始時候跟她說我報了警，之後就再沒聊過這事，她應該以為事情已經結束了，無所謂結果不結果。”
去年9月，判決結果下來，張蔚婷心中的一塊石頭落了地，雖然事件的影響仍在繼續，但她也正走在迴歸正軌的路上。
9月時在朋友的介紹下籤約了一家短視頻公司，拍一些溫情向的video，跟別人搭戲，照著劇本演，偶爾也自己創作。她將目前的工作概括為“自媒體”，比起之前的“直播帶貨”要有意思多了，她也想過通過這份工作幫助更多的人，去做一些視頻採訪，剪輯出來發在網上。
也有過一個交往了7-8個月的男朋友，她從一開始就向對方坦白了自己過去的遭遇，“我談男朋友是不希望瞞著對方，談戀愛是兩個人的事情，但如果考慮以後結婚的話，肯定要考慮他父母的想法。”她直截了當地跟對方說，如果他的父母不能接受的話，兩個人也就不用開始了。
“我不是那種喜歡瞞著、騙著的人，因為事情發生就是發生了，我們老家就那麼大，他遲早要知道，那倒不如我從一開始就坦白。”
但可能還是沒能敵過人心的善變。對方一開始說不介意，還稱讚過她的勇氣，但時間久了心裡還是有塊疙瘩，“他覺得我心太狠了，說我是一個狠人，在他的觀念裡，這不是普通女孩子能做出來的事情。”之後的相處時間裡，對方總是有意無意提起這段經歷，進而引發衝突，“他覺得事情鬧得太大了點兒。”
但張蔚婷對此看得很淡然，“我後來也是能理解他的。”
聊起未來的擇偶觀，這個20歲的女孩意識裡多少蒙上了些悲觀的色彩，“希望對方能充滿正能量，帶給我快樂吧，互補就好。”
在上個月15號的一條微博裡，她寫道：“2020，願向陽而生，絢爛又璀璨，野蠻且茁壯。我，張蔚婷會帶著6萬人的祝福，努力的生活下去。”
但在短短一週後，她就又發了一條置頂微博，控訴樓家不知從哪冒出來的“妹妹”對她提出“私了”的要求：“說是要給我一些補償，前提是讓我刪掉微博上的所有東西，太搞笑了。”
“我想要賠償的話從最開始就會提起民事訴訟，但我沒有，因為我從頭到尾都不是為了什麼賠償，錢我可以自己掙，我這麼年輕又不怕什麼，我要的就是他們家的一個態度，他媽媽當初那樣謾罵我、那樣打我，他爸也是，他們全家人就是欠我一個道歉。但他們至今仍不覺得自己是錯的，以為用錢就可以私了，有錢就可以為所欲為了嗎？”
她猜測對方家人是在為樓家豪出獄之後的生活提前鋪路，“這件事就是隨著時間會讓大家淡忘，但只要我這篇文章還在，大家就會記得這件事，如果刪掉，人們肯定會慢慢忘記，十年二十年，他大可以重新做人，改個名字整個容，很容易開啟新的生活。”
但這顯然是她不希望看到的，在她看來，社會的風氣會習慣性向有權有錢的那一方傾斜，可她從來沒有後悔過站出來。
“我覺得這是我長這麼大做過的最勇敢的一件事，可能中間會自我懷疑這樣是否值得，但我從來沒有後悔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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