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仲夏的某個凌晨，我走出成都一個叫貳麻的酒館兒，月亮可能是有吧，要不我怎麼一抬頭，就看到我爸站在街角的老樹下。
遠看他像是扶著一根樹叉，近看，他就不見了。
我的眼睛百思不得其解。
我想問問他過得好不好，怎麼都不來我夢裡。
他沒給我機會。
從我記事起，所有人都喊我爸大老郭。
他有一米八的身高，肩寬背厚，走到哪裡都像一座移動的小山。
東北的老房子門檻高，門卻不高，無論去誰家，他進門時總要微微低著頭，哈著腰。
這樣的身軀讓我爸稍顯笨重，不那麼靈活。
爸媽結婚的時候，奶奶給分了1000塊錢債。
這是最特別的“聘禮”，也是奶奶獨自撫養五個孩子長大的艱辛。
那是1985年。就是這1000塊錢的債，壓得他們多少年都喘不過氣來。
但是年輕質樸的父母內心充滿希望，他們覺得好好幹活，好好過日子，一切都會好起來的。
然而種地的收入總是很有限，年頭忙到年尾，所剩無幾。
我爸就在秧苗下地後進城，到工地上打工。
給田地除草放水的活全交給我媽。
村長有點霸道，我們這樣貧窮又沒啥根基的小戶人家，給田地上水的時間總是排到晚上。
我媽一個年輕女人家，常給嚇得連跑帶顛的在那七畝地上奔忙。
農村的夜晚是有多黑？連手電筒都顯得害怕。
大老郭沒有一技之長，只能做小工。
用單輪車推水泥，搬磚頭，磨得雙手老繭常年不退。
他洗手的聲音聽上去就像蹭在一起的兩張砂紙。多少年了，那聲音都留在我耳朵裡。
最初的日子就是這樣推進著。
每一年比上一年，只能好那麼一點點。
他們滿足於這樣的進步，雖然緩慢，但有盼頭。
我上初三的時候，家裡出了狀況。
我生病了，病毒性心肌炎。昏迷了十幾個小時，才算緩過來。
家裡本就不多的積蓄，流水一樣往醫院裡砸。
爸媽無奈之下，把老房子和宅基地一起賣給了一個早就相中那塊地方的富戶。
我們沒有家了。家都變成藥吃進我肚子裡了。
這個病後續也是麻煩的，身體底子變差，容易感冒發燒。
那之後的好多年，我的生活只有兩個狀態：要麼在生病，要麼在上學。
常常是上學前還是好好的，不到兩節課功夫就能直接燒到40度。
這樣的事情發生的多了，父母便沒法放心我一個人在城裡讀高中。
他們決定陪讀。
那是2002年，陪讀在我們這個小縣城很新鮮。
他們在學校附近租了平房，安頓下來。
家裡只剩下一些黏米和白麵。我既不愛吃黏米飯，也不愛吃麵。
我媽拿著五塊錢去買米，被米店老闆的眼神刺得疼了半輩子。
大老郭也就是從那時候起，開始琢磨著各種能養家餬口的門道。
賣體力，蹬三輪車吧，他想。
因為幾乎不要本錢，一輛三輪車，300塊錢，往車上裝好木板做的長凳，買上幾塊大海綿，配上我媽自己縫的橙黃色的絨布套子，一輛三輪車就成型了。
大老郭叫它“寶馬”。一匹人力“寶馬”。
從此他和很多拉車的夥計一起，在菜市場等客人。
剛來這裡不久，很多客人要去的地方他都不知道，擔心客人覺得麻煩，會不坐他的車，他便總是小心翼翼而且極度的客氣有禮。
打開一個新局面多數是艱難的，在菜市場三輪車的江湖裡也不例外。
排擠新人，互相搶客，不划算的活兒“讓”給“看不上”的人。
大老郭開始沒少吃過這樣的虧。
為了有限的資源，為了各自的家人，底層掙扎的人們，難免有不夠善良的時刻。
拉一個人，兩塊錢，兩個人三塊錢。
每天他回家拿出厚厚一疊錢來交給我媽，往往也只是幾十塊。
偶爾收入多了，他便開心的哼著《牡丹之歌》。
“啊……牡丹，百花叢中最鮮豔，啊……牡丹，眾香國裡最壯觀”。
那跑調而高亢的歌聲，把我們破爛的小家填的滿滿當當。
我最害怕在放學路上碰到回家吃飯的大老郭，我也從不帶朋友回家玩。
我怕同學們發現那個霸佔年級第一的女孩的爸爸，是個三輪車伕。
他是我的秘密。這樣的“恐懼”填滿了我整個高中。
有一天我又發燒了，媽媽去鄰居家打電話給老師請了假，就帶我去附近診所打吊針。
我是這裡的常客，隔三差五來報道。
我媽和大夫熟絡得很。我在那裡掛水，她們在一旁聊天。
一個女孩推門進來了，生活的編劇再一次展示了它的奇思妙想：是我同桌，崔海琳。
而此時我媽和大夫聊的是什麼呢？
“哪天讓你家大老郭來把我那舊洗衣機拉走，我也省的再去找三輪車了，錢讓誰掙不是掙啊。”女大夫說。
我瞬間面紅耳赤，我媽回應的什麼我完全沒聽見。
崔海琳愣在原地。
她顯然是聽見了，但卻為了自然地表示沒聽見而侷促不安。
我愣的可能更要明顯一些。
我感到從脊柱竄上來的涼意瞬間就炸到頭頂。
如果可以，我真想當時就消失。
至今我都記得那天我的尷尬難堪。
崔海琳的爸爸養牛，然後賣給一個知名的牛肉公司。她家的收入不知比我家好多少。
我深深的痛恨我生長在這樣的家庭，貧窮而無力。
從那之後一放學，我就戴上帽子，低著頭快步往家走，這樣我就不用看見可能會遇上的大老郭。
我最好誰都看不見。
窘迫和緊張的情緒，每天兩次把我捆綁在這條回家的路上。
奇怪的是，大老郭也從來看不見我。
我曾偷瞄過他，他目不轉睛的盯著路，抿著嘴，雙手扶著車，表情也剋制的很好，誰都看不出破綻，像是真的沒有看見我。
我內心稍稍安定。混雜在熙來攘往的同學中，他沒看見我，也是正常的吧。
我騙不了自己。
他怕他的職業給女兒帶來難堪，於是小心的偽裝著無數次“看不見”；
而我則是一邊內心愧疚，一邊繼續虛榮跟可恥。
這才是真相。
在這四季分明的地方，樹葉黃的總是很突然，用不上三五天，整棵樹就禿了。
而後倏忽一個靜靜的夜晚，白雪就蓋了滿地。
漫漫嚴冬的開始，讓大老郭連每天幾十塊的收入都保不住了，沒有人願意頂著零下二十幾度的寒風坐敞篷三輪車。
可是大老郭湊不齊也捨不得3000塊錢買帶蓋兒的電動三輪車，於是他就去“站大崗（市場上打零工的人等活兒幹稱為站大崗）”。
運氣好的時候，會碰上拉煤的找人裝卸車，活兒雖然又髒又累，但是給的錢多。
大老郭很樂意幹。一天下來，煤灰鋪的滿臉都是，連鼻孔都能挖出二兩，整張臉就剩下倆眼白忽閃忽閃。
他從不叫苦叫累，我一問他，老爸你累壞了吧？
他都說同樣的話，累啥累，力氣是個怪，用完它還在。
連捆稻草都抱不動的我，心知肚明，卻無能為力，只好點燈熬油，拼命地學習。
渴盼著有朝一日，能把他肩上的重擔扛過來。
幹了重活，他總是一鑽進屋就叫餓。
中午不管飯，隨便買點什麼墊墊肚子就對付過去了。
他哪裡捨得花錢炒倆菜喝點酒，他還有個要上大學的老姑娘呢。
有一次，大老郭帶著哭腔給我家鄰居打電話，讓鄰居通知我媽去給他送點錢。
我媽嚇壞了，以為他出了什麼大事。
火急火燎的趕到他幹活的小區，看見他正沮喪而頹敗的坐在樓梯口抽菸，凝結在冷風裡的白色煙霧和哈氣，擋住他的臉，看不真切。
我媽問：“你咋地了？”
“我給人家搬家呢，抬立櫃時不小心把一個玻璃音響打碎了，是主人家兒子從歐洲寄回來的。”我爸說。聲音小的像個犯錯的孩子。
“多少錢？”我媽嘆了口氣。
“好幾千呢。”我爸紅了眼睛。是一輛帶蓬的電動三輪車的價錢。
“我穿太厚了，行動太不方便。我進門時忘了摘帽子，視線就被擋住了，都是怨我自己。”他顯得語無倫次。
“我這也不夠啊，能不能商量一下，慢慢賠？”我媽說。
主人家走出來，見到我可憐的大塊頭老爸，蹲在地上，滿眼無助。
老頭兒嘆著氣說：“算了，要是讓你賠這麼個東西，你這一冬天，就白乾了。就和我兒子說，是我打碎的吧。”
父母千恩萬謝的一番表示。卻始終沒敢說一句要賠錢的話壯壯志氣。只是第二天提了些水果和酒送過去。
我聽說這件事的時候，已是很多年以後，我已經能理解貧窮的威力，現實殘酷，以及殘忍。
尤其在你諸多牽掛之時。想要更有尊嚴的挺起腰桿，卻只怕傷著所愛之人。
那種艱難的抉擇，不比生死容易。
大老郭還幹過一些很特殊的活。
有天半夜，他的工友老馬來敲門，說石蓮小區死了個老太太，老頭不想火化，兒孫們又遠在外地，一時趕不回來，屋裡燒著暖氣不能久放，想趁夜背下樓入棺，拉走埋了（當時已經不允許土葬，城市居民尤其不好私自土葬）。
大老郭明白了，這是請人帶死者下樓啊。
他洗把臉就跟老馬走了。那
天他們不僅把死去的老太太抱進棺材，還一起進山刨坑添墳。
已是農曆臘月，土層凍得結實，在選好的墳地上燒了很久的火，才能勉強刨開。
傍晚他回家時，說衣服溼了幹，幹了溼，感覺硬邦邦的。
2005年，大老郭給他的“寶馬”裝了燒油的助力器，拉人上坡的時候，終於不用再下來慢慢的推。
遇上體胖的客人，也不再那麼驚惶。
但好景不長，他還沒把裝助力器的五百塊錢掙回來，城管就開始抓這樣的三輪車了。
已經44歲的大老郭很不幸，如他的整個人生一般。沒幾天就因為跑得慢了一點被扣了車。
那天他懊喪的走著回家，他的“寶馬”不見了。
我媽問了情況，終於剋制不住大哭起來。
他們抓走的是我家的一切啊，是全部希望啊。
我媽思忖了一夜，決心不能挺著啥也不做，不能走尋常路了。
第二天，她去小賣店給我堂舅打電話，具體內容我不得而知。連有這麼個堂舅我也是那時候才知道的。
沒兩天，我家“寶馬”回來了。還上了合法的“車牌”。
再三追問，我媽才告訴我，那個堂舅是她二姨的兒子，也是縣法院的院長。
我說怎麼從來沒聽你提起？
她說不到萬不得已，我也不會去麻煩人家，咱們雖然過得不行，也不能讓別人疑心我們有啥所求，所以平時根本不怎麼來往的。
這回是實在沒辦法了，咱們不能沒有那個“寶馬”啊。
大老郭又騎著他的“寶馬”開始拉活了。
如今他心裡安穩多了，名正言順，不用再像小賊一樣躲著城管。
只是一如既往地，在外面，他從來都“看不見”我。
我已經不像前兩年那樣不懂事。
有一回和同學逛街，我又碰巧看見他，我鼓足勇氣試探的喊了一聲老爸。
他從馬路對面徑直蹬車遠去，眼尾都沒掃我一下。
我突然沒有了任何逛街的心情。
班主任老師通知我被L大學錄取的時候，興奮的難以言表。
我的高中，建校40多年，終於有人考上重點大學了。這無疑對往後的招生工作是個利好。
我媽做了好菜，還買了酒。
晚飯時我們三口人邊吃邊說，後來變成邊哭邊笑。
許多年的隱忍壓抑，磨難痛楚，從沒有那樣得到這樣好的宣洩。
他的女兒終於如願，他和我媽多年辛苦也算初見成效。
表示慶祝的大紅的橫幅橫跨學校對面的馬路，志得意滿的掛在那一整個夏天。
大老郭每天騎著三輪車路過，都會望著橫幅上我的名字，驕傲的哼著小曲。
總算盼來出頭之日。一切都會好起來的吧。
從我讀大學起，和他們見面的時間屈指可數，當年想要遠離家鄉的心思在車費面前頻頻被打臉。
我沒法寒暑假都回家。我得勤工儉學，補貼生活。
父母不必再守著我，蹬車的收入太低，他們把“寶馬”一鎖，祖國各地打工去了。
從那時起，我的家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是鎖著“寶馬”的小平房，一部分是父母所在的地方。
2006年，大老郭在鶴崗下煤窯。
是私人黑煤窯，不要談什麼個人權益，通通沒有。
反正有那麼多人要掙這個錢，“找茬挑刺”的人，三天不到黑就得滾蛋。
作業環境惡劣，沒有標準流程，所以總是隔不了多久就有人出工傷。
老郭親眼目睹了一個兄弟炸礦的時候，半截手臂飛上天，他嚇得不行，覺得這不要命的錢不爭也罷。
他和我媽（我媽給這裡的一個工作小組做飯）找管事的結算工資，那人一聽，就很不樂意，說哪有你們這樣想走就走的，一時間我上哪裡去找個做飯的？
他們又等了三個月，還是沒等來新的做飯的人。
再去問，管事的一臉不高興，先叫了幾個膀大腰圓的“兄弟”進來，然後跟我爸媽說，你們要走那就走吧。別的事，不可能。
大老郭說，行。欠的工錢，不要了，明天就走。
他們當晚就收拾東西，悄悄離開了那裡。
大老郭擔心夜長夢多，畢竟幾個月前，這裡莫名其妙的失蹤過一個人。
2007年，他們在河北一個冶煉廠。
大老郭說河北的風沙打了他一臉的坑。但沒告訴我他被車間裡的粉塵嗆得咳嗽了半年。
2008年，他們在山東一個建築工地上。
大老郭賣了三年地錢入的股。
小半年的時間，因為老闆偷工減料，他們小隊打的橋墩子折了兩根。
水泥疙瘩賣不了拿不走。大老郭心灰意冷，打個包袱帶上我媽又走了。
2009年，他們在福建莆田。
去的時候沒買上坐票，四十多個小時的車程，困得急了眼，一骨碌鑽到別人座椅底下，躺下就睡。
他說那裡寺院的齋飯很好吃。但是不好意思吃雙份。
他說蓮霧也很好吃，南方真好。
我媽說有一天大老郭從二層樓高的腳手架上掉下去了，掉在一個土堆上，離他身體著地不到半米的地方，有根鋼筋豎叉叉立在水泥裡，大老郭差點被串了糖葫蘆。
可想而知我那時的心情，心疼大老郭，感恩上蒼，在他掉落的時候接了他一下 。
有天我打電話過去，問他們在幹啥。
大老郭說往工地走呢，剛上鎮裡辦點事，順便給你轉點錢，吃點好東西，別虧待身體……
很久以後我媽說，他們回去路上兩個人只剩下3塊錢，不夠坐車了。
我看著手機裡的大老郭，泣不成聲。
我畢業後，不同意他們再四處奔波。
大老郭已經快50歲，看起來卻更老一些。
我說助學貸款的兩萬多，我幾年之內肯定能還上，你們安安穩穩的守著地，日子慢慢就好過了。
他們不再和我爭，乖乖回了縣城。
大老郭覺得自己還年輕，要再幹幾年，幫襯我一下，不能這麼早就指望孩子。
他打開了“寶馬”生鏽的大鎖。勞碌半生，他們終於可以開始給自己的晚年攢點錢。
2015年7月，大老郭的身體出了問題。
一到下午三四點，他就發燒，起初以為是感冒，持續了好幾個月，也不見好。
我媽帶他去省城檢查，那些從前只是聽說的不幸，便剎那真實的降臨到我們身上。
大老郭得了肺癌，中期。他才54歲。
大老郭掉眼淚了，他不明白為什麼，日子剛剛有點起色，他就得了絕症，得絕症的人竟然是他！
在省城住院的那幾個星期，他被身邊病友們的情況嚇得夜不能寐。
做了手術的，很容易感染和復今天發，一旦復發，就是和死神牽了手。
沒做手術的，走到最後也只剩拖延時間，忍受非人的疼痛和折磨。
白天黑夜，他們痛苦的呻吟不絕於耳。
大老郭經過激烈的思想鬥爭決定保守治療，他不想被打開胸腔。
我媽揹著大老郭哭幹了眼淚，卻不敢在他面前表現出哪怕一絲絲絕望。
我們不停的勸慰，告訴他還是有很多人治好了的。
大老郭從此與藥為伍，醫院開的要吃，託人四處尋來的偏方也要吃。
我勸過幾次，他說沒事的，也許能吃好呢。
說完衝我笑，還反而安慰我說，自己覺得好多了。
他把自己微信暱稱改成了“活著真好”。
我看到的時候，拿著手機跑進公司衛生間，哭得停不下來。
那種對活下去的渴望和無助刺痛我們每個人。
2018年冬天，他不得不去住院了。
癌細胞已經轉移到肝臟和骨骼。昏迷過好幾次，都搶救回來了。
24小時插著氧氣管，每天進食量少得可憐，一呼一吸都是折磨。
我無法再回憶那段時間他忍受的痛苦。
醫療手段如此了得的現在，也沒能讓我們期待的奇蹟發生。
死神從不心軟，它平靜的吹滅了大老郭，吹滅了我們全家的希望之火。
他定格在57歲了。沒有遺言，因為根本說不出半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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