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江上苇
袁世凯指出：“按泰西操法，每营分为四队，每队分为三大排，每大排分为二小排，均有弁目层层节制，又节节策应，故每战制胜，即败亦不溃。向来湘淮以五哨为一营，若照西人操法，分为四队，递分大小排，官弁头目各失其伍，平时仅可饰观，临阵最易溃乱。”淮军虽平时按西法操练，但并未在编制上相应地做出调整，打仗时仍回归湘军营制。练战脱节，不乱才怪。
所以甲午之败，首是败在军事制度的落后。智者开始认识到，淮军从湘军那里继承来的军制有问题，自身执行也有问题，人才梯队建设和培养体系更是有问题。甲午战争中各种看似偶然的败因，其实皆有其必然性。
一场新的军事改革势在必行。
1894年十月初一，正当入朝清军一溃千里之际，津海道盛宣怀和德籍军事顾问汉纳根，向清廷提出了从德国聘请军官，另建新军的建议。
朝廷这一次动作极快。
胡燏棻
盛宣怀上奏当日，军机处就上报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找汉纳根座谈，调研建立新军的可行性报告。十八日，光绪皇帝即上谕同意汉纳根的建议，并指定广西按察使胡燏棻会同汉纳根督办新军事宜。
但汉纳根雄心太大。他既罔顾晚清的财政困难，又认不清新军的定位，居然提出要练10万新军——盛宣怀主张只练3万新军，即规模要控制在既能为淮军打下手，又不动摇淮军顶梁柱地位的底线之内（甲午战争期间淮军不到4万人，加上归淮军指挥的各部亦不足10万人）。而汉纳根开口就要练10万新军，则将置淮军和李鸿章于何地？
作为淮系骨干之一的胡燏棻，当然不会让汉纳根得逞。理由并不难找：这个洋鬼子太抓权，不但抓指挥权，还要抓财政权。再让他搞下去，朝廷还控制得住么？另外，这家伙“此次建言，似欲多购船械为牟利起见”，开口就要4000多万两银子，动机似乎很不纯哦！
于是仅一个多月后，不懂天朝政治的汉纳根，就被挤出了练兵中枢。他所聘请来的德国军官，则被南洋大臣张之洞请到两江去练“自强军”。
而胡燏棻则就已经招募的十营兵勇，以“定武军”为名，参照德国军制编练，继续在天津小站练兵。1895年十月，胡燏棻调任津芦铁路督办，小站的十营“定武军”被转交给袁世凯，改称“新建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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