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充滿煙味的房間裡出來，漢斯·蒂特邁爾在走廊裡打開窗戶，深深吸了一口氣，他感覺糟透了。

作為時任聯邦德國財長傑哈特·斯托登伯最為看重的後輩和重要助手，漢斯·蒂特邁爾從代表團到紐約第一天起，就聞到了這次五國央行行長會談中濃濃的陰謀氣息。

1985年1月開始，以美國貿易副代表羅伯特·萊特希澤為代表的強硬派在里根總統的經貿政策中佔據了主動，頻繁被啟動的美國“301”條款這個貿易保護的大棒，無一例外都打在德國和日本頭上，讓兩國政要頭痛不已。但就在此次G5央行行長會議前，一切似乎又風平浪靜。

美國媒體開始鋪天蓋地宣傳馬歇爾計劃對歐洲經濟的拯救，以德國為代表的歐洲經濟體的復興以及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日本應該承擔更多的國際義務。

看到美國政要臉變得太快，漢斯·蒂特邁爾不像其他人那麼樂觀，他始終覺得其中必有緣故。剛才他通過電話向頗為賞識自己的財長傑哈特·斯托登伯諫言謹慎面對此次會談，不要輕易答應美國人要求，但因為與財政部幾位顧問的意見相左，他的意見並沒有得到採納。

1985年9月20日中午，當漢斯·蒂特邁爾看到日本代表團入駐紐約廣場飯店（PlazaHotel），得到美國人熱烈歡迎，甚至美國財長詹姆斯·貝克隻身出面，非常客氣的邀約日本大藏大臣竹下登工作午餐的時候，他更加堅定了自己的想法，這次會談，美國人有問題。

日本人的高光一刻

如果沒有後來的泡沫破裂，“廣場協議”應該是日本戰後的“高光一刻”。

最起碼，在1985年9月18日，作為先頭部隊來到紐約廣場飯店的，時任日本大藏省財政廳負責人大場智滿躊躇滿志，覺得在大藏大臣竹下登的運作下，G5央行行長會議將會大大提升日本在國際上的地位，這是日本經濟騰飛後社會整體願景。

而作為會議發起方的日本，與美國被媒體私下稱為“G2”，凸顯當時國際社會對日本的認知和美國的態度，這也從側面為日本社會瀰漫的的興奮態度提供了註腳。

紐約廣場飯店（PlazaHotel）位於美國紐約第五十九街，它和中央公園隔街對望，東臨大將軍廣場，廣場飯店因此而得名。正因為這個非常方便的地理位置，許多政經名人到訪紐約都會下榻這家酒店。當然，酒店的房間在很多時間，也是非常緊俏。

大場智滿帶領日本代表團的先遣組，到酒店後的第一件事，就是找負責接待的美國國務院工作人員，要求安排酒店騰出部分房間，用來安排秘密來訪的日本企業家代表團。

按照美國和日本商量好的計劃，會議開始的規模僅僅限於央行行長，但五國的財長將在央行行長會議開始後一天，以秘密磋商的形式，針對美元的全球匯率問題進行協調，爭取達成一個“不存在的協議”。

所謂“不存在的協議”，是因為會議中的所有中間文件，右上角都無一例外印有“Non-existent”字樣，表示文件的特殊性。而且，會議所有文件不能帶出會議室，這為廣場協議蒙上了神秘色彩。

作為日本回歸國際主流社會，並重獲“領導權”的象徵，在時任美國財政部長詹姆斯·貝克訪日親自拜會日本大藏大臣竹下登，並說出那句讓日本社會全體興奮的話：“美國需要日本的幫助，拜託了”後，日本主流社會普遍都有通過此次會議，獲取世界金融主導權的樂觀看法。

也正因為此，竹下登說出了後來在自己回憶錄中萬般後悔的一句話：“日元升值20%，沒問題，因為我的名字裡有個‘登’字”（注日文中“登”同“升”）。也正是這個不經意間日本社會一致認可的貨幣升值計劃，讓日本付出了太多的代價。

如同大片的秘密行動

說實話，一開始大場智滿對此次G5央行行長美國廣場酒店會議並沒有抱很大期望。

畢竟在他看來，用專業的眼光分析，美元的走弱和日元的升值，並不能解決美國市場貿易逆差的問題，反而會因為資本加速從美國向日本轉移，推動美國製造業的衰退。

但是一切都從他去參加一個黨內聚會後發生了改變。

後來的歷史學家，管此次聚會叫做“竹下登經世會原創班”。正是在此次位於東京郊外一個小酒館的8人聚會，誕生了後來被稱為日本自民黨最大派系的“竹下派經世會”。

而參與此次會議的大場智滿，作為竹下登最為信任的助手，臨危受命出馬組織即將召開的G5財長會。

竹下登在這個親信雲集的小聚會上，第一次表達出自己的野心：“這是一次很好的機會，美國不一定通過日元的升值達到目的，但我們可以通過參與此次重要行動，提升日本的國際地位。而做到這一點，我就離總裁位置近了一步。”

因此會議的籌備在日本方面一開始就得到竹下登高度重視。在他的直接領導下，大場智滿參與設計了全部的會議流程和議題。

而為了保密，也為了在五國財長會議中搶得先機，在五國央行行長會議即將舉行前一天，作為G5財長會議發起方之一的日本財長竹下登，煞費苦心安排行程，場面如同諜戰大片，十分火爆。

先是“瞞天過海”。竹下登一邊派大場智滿作為先遣隊高調參會，並在會議舉辦期間安排日本大藏省的高級別內部會議，還放風給媒體，言明此次央行論壇不可能很快達成協議。

這些煙霧彈取得了效果，所有的媒體都被他騙過去了，沒有人關注他的行程。

再是“金蟬脫殼”。竹下登之後不經意透露給媒體，會議前一天他將到機場附近與朋友打高爾夫球。當天一身高爾夫運動服的竹下登，帶著裝備到達高爾夫俱樂部，卻從後門坐車直接去往機場。而隨同他一起出發的日本央行行長，生怕別人認出，還畫了妝，帶了口罩。

這些措施雙管齊下，就使得日本財長參會的消息被秘密封鎖。直到央行行長會議開始後陷入僵局，竹下登與美國財長貝克共同步入會場，這才引發軒然大波，雙方財長共同邀請剩餘3國財長與會，用時間差打了其他人一個措手不及。

大象與小動物

在看到美國財長與日本大藏大臣竹下登密會的場面，漢斯·蒂特邁爾意識到，此次中央行長會議，不可能達成任何協議，恐怕G5財長會議稍後即將召開。

他返回房間，以最快的速度撥通了恩師聯邦德國財長傑哈特·斯托登伯的電話。“你確認是竹下登？” 電話裡傳來傑哈特·斯托登伯難以置信的聲音。“是的，我確認。”漢斯·蒂特邁爾聲音沉穩：“我覺得我們要警惕，美日合流會給我們在此次會談中埋置‘炸彈’。我覺得他們恐怕會拿我們出口美國的產品做文章。”

後面的會談進程，印證了漢斯·蒂特邁爾的猜測。對於協助美元貶值，五國財長很快達成一致。但在各方承擔的投入比例上，五方分歧較大。由於美國代表提出的方案是日本和德國負擔一樣，都是25%，剩餘三國分配餘下的50%。而這在德國人看來，是一個把德國當作“提款機”的計劃。

在會談現場，漢斯·蒂特邁爾提出這個比例不合適。“按照美國貿易代表的數據，德國出口美國產品價值是日本的1/8，相比較而言，日本是頭‘大象’，我們聯邦德國僅僅是個‘小東西’。不能讓‘小東西’跟‘大象’出一樣的錢，這不公平”。他的“大象說”一出世，因為形象生動，就成為媒體轉發的熱點。

同時，在漢斯·蒂特邁爾的策劃下，傑哈特·斯托登伯私下拜會了美國財長貝克和英法兩國財長，就深度的財政合作達成一致，也為協議最終簽署打下良好基礎。

多次溝通後，美國財長貝克不再要求德國支付此次協議金額的20%，改為10%，這成為此次會談德國代表團最大的成就。

協議簽署後

1985年9月22日，美國、日本、聯邦德國、法國以及英國在紐約廣場飯店進行會議並達成協議，五國將聯合干預外匯市場，促使美元對主要貨幣的匯率有序貶值，以解決美國鉅額貿易赤字等問題，這一協議被稱為《廣場協議》。

在代表團回到德國國內，漢斯·蒂特邁爾悶悶不樂。此次參與這個高級別會談，讓他感到了屈辱。作為少數幾個對美的貿易盈餘國和經濟強國，在美國需要的時候，必須向美國政府財政政策屈服，出錢出力，還要承擔美國轉移的市場壓力。在漢斯·蒂特邁爾看來，這等於就是將金融安全拱手相讓。

作為導師，聯邦德國財長傑哈特·斯托登伯注意到漢斯的異常。

在11月的一個週末，他邀請漢斯到家吃飯。他們在飯局上就此次廣場協議對德國的影響和應對做了深度分析，兩人都喝多了。漢斯第一次有了為歐洲做點事情的想法。

之後，漢斯·蒂特邁爾逐漸樹立了自己的政治理念，

這也為後期他成為德國最成功的央行行長、歐洲銀行行長與歐元之父，打下良好的基礎。

“漢斯，以後德國的金融，尤其是管理，一定要堅持央行的獨立地位，你會理解這樣的好處的。衷心希望你能帶領德國金融業，走得更遠”。在傑哈特·斯托登伯離職的時候，他給已經是央行常務副行長的漢斯打來一個電話。

若干年之後，歷史學家形容這個電話，是新舊德國金融掌門人的交接儀式。

餘波滔滔

在1985年至1987年間，日元與德國馬克對美元升值幅度是相對接近的。從1985年初至1987年底，美元兌德國馬克匯率從3.08貶值至1.57；美元兌日元匯率是則從250貶值至128附近，均接近貶值50%。

而在1987年2月，由於美元貶值目標已經初步達成，G7財長與央行行長又在盧浮宮達成協議，將聯合穩定美元幣值，以防止美元貶值幅度過大對全球經濟的衝擊。從1987年開始，日元和德國馬克放緩了貶值速度。

但兩個國家的經濟表現，截然不同。

受益於協議簽訂後日本所謂“大國地位”的確認，日本的社會凸顯一股浮躁的風氣。

體現在經濟中，就是投機勢頭明顯。而升值近50%的日元，又從各方帶動短期資本向日本的地產、金融等領域聚集。再加上日本M2廣義貨幣投放量和非金融企業槓桿、居民部門槓桿，在上述時期都出現了十分明顯且快速的上行。這就給日本社會帶領一個全新的“全社會債務”問題。

那時候，為了投資房產，日本家庭開始瘋狂貸款，而由於外來資本大量進入，日本銀行業瘋狂降低貸款門檻。再加上以地產業帶動的全行業投資、擴廠行為非常普遍，銀行產業貸款發放率超高。

儘管日本在公共投資（對應政府債務率）問題上採取了較為謹慎的態度，但對私人債務擴張較為縱容，過於依賴私人債務擴張對沖匯率衝擊，為後期的資產價格泡沫破滅、長期蕭條埋下了隱患。

具體說來，日本企業部門槓桿率從1985年至1990年提升了30個百分點，達到了140%以上的絕對高位。在1985年之前，日本企業部門債務率就處於明顯高於美國與德國的水平，並且從1985年開始這一水平迅速擴大。

而日本企業部門槓桿率自1995年開始才出現較為明顯的下行，換言之在1990年的日經股市泡沫與1991年的地產泡沫破滅後，日本企業部門債務並未實現有效沖銷。債務壓力將促使企業縮減投資，儘快回籠資金，導致投資需求下滑。資產價格下行對經濟帶來的負面影響與債務壓力帶來的通縮形成共振，共同導致了日本經濟在1990年代開始的低迷。

用一段話總結廣場不協議後日本經濟表現，那就是：1985-1988年的日本央行，由於日元大幅升值壓低了CPI水平，以此為依據進行的貨幣寬鬆，帶來了日本企業、居民的快速加槓桿，不可避免地帶來了資產價格泡沫，同時資產價格上行引發的賺錢效應還帶來了熱錢流入，並最終導致了長期蕭條。

而德國則不然。

不論是非金融企業槓桿率還是居民部門槓桿率，德國都在下行。

得益於德國央行超然的地位，素以獨立性與對通脹的低容忍度著稱於世。由於一戰、二戰曾兩次導致德國貨幣超發，引發嚴重通脹形，使得戰後德國央行保持了較高的獨立性以及對通脹保持了較低的容忍度。在1985年後的調控中，德國央行在政策利率調節方面更為謹慎。

在廣場協議簽訂後，受傑哈特·斯托登伯委託，負責財政政策制定的漢斯·蒂特邁爾為德國央行制定了一套完善的應對措施。

其中明確的以“宏觀槓桿率”、“廣義信貸”、“資產價格水平”等指標進行監管調控的框架，並樹立金融體系自我監管與外部金融監管相結合的監管架構。正是在這樣的調整下，德國企業、居民的槓桿率水平，自1985年貨幣寬鬆伊始即處於去槓桿狀態。

同時，針對“熱錢”可能感興趣的領域，德國政府出臺一系列管理辦法和政策，加強投資監管，抑制投機需求，為廣義貨幣M2的穩定，打下良好基礎。

最終，德國在匯率升值過程中避免了金融動盪與危機，成功轉型，保持了經濟穩定快速的增長。

一些有意思的歷史片段

1988年，始建於1907年的紐約“廣場酒店”被一位地產大亨買了下來。他同時指派他當時的妻子伊凡娜為該酒店的總裁。

為了購買這家酒店，這位地產商人花了4億7百50萬美元（約合今天8億多美金），其中大部分都是從以花旗銀行為首的銀行財團取得的貸款。在購買了這家酒店後，他又花了5千萬美元來做裝修和翻新。過重的貸款和利益終於將他壓得喘不過氣來。

1992年，他和花旗集團為首的銀行財團達成協議，出售該酒店49%的所有權，用來免除銀行向其發放的價值2億5千萬美元的貸款。

誰有沒有料到，在時隔28年後的2016年，這個地產商竟然贏得了美國總統大選，成為第45任美國總統。這位地產商名叫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

而在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之後，他推行了一系列“讓美國更加偉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經濟和政治政策。其中有一條提的比較多，那就是其他國家都在操縱他們的貨幣匯率，而美國人太“傻”，因此在國際貿易上吃了大虧。

特朗普政府的貿易代表，是廣場協議的參與者，71歲的前美國貿易副代表羅伯特·萊特希澤。坊間傳言，廣場協議給日本挖坑者，就是這個奉行貿易強硬保護主義的羅伯特·萊特希澤。

時代不同了。

但歷史總是有輪迴，輪迴帶來的不光有熟悉的內容，還有發人深省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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