汏城小事丶

嚴格來說，諡法並沒有一個從優到劣的排序。

《逸周書》的《諡法解》是諡號的主要依據，裡面沒有排序，只是根據其人的道德功績等做的綜合評價，給一個諡號。

後來人推崇諡號，其實是推崇獲得相應諡號的人。

如果強行排序，我主張：諡號是按字典序排列，第一個字相同，先看第一個字的內部排名，如果內部排名高，就不用看第二個字了。如果第一個字的內部排名一致，則需要看第二個字。

北宋的文官，有三個諡號最受推崇：文，文正（文貞），忠獻。

1，一字諡還是二字諡優越？

不能簡單地斷定哪個優越。

宋朝一字諡為“文”的只有三個人：楊億，王安石，朱熹。

即使同樣是一字諡 “文”，裡面也有差序。

《諡法解》裡記載：

經緯天地曰文。成其道。

道德博聞曰文。無不知。

學勤好問曰文。不恥下問。

慈惠愛民曰文。惠以成政。

愍民惠禮曰文。惠而有禮。

賜民爵位曰文。與同升。

最高等級的文，是經天緯地。宋哲宗給王安石的一字諡 “文”，是最高等級的經天緯地。

要經天緯地，必須要三不朽， 立德、立功、立言。

王安石的德行，是連反對派的舊黨人士都稱讚的，除了說他執拗外，公德、私德都沒有人指責王安石，這是立德。

王安石做到宰相，主持變法，這是立功。

王安石主持編寫《三經新義》，一度成為北宋科舉的主要教科書，加上後來的《字說》，這是立言。

楊億的最高官職是翰林學士、工部侍郎、知制誥，他的主要功績是文學，主編了《冊府元龜》。楊億的一字諡 “文”，只是學勤好問。

朱熹是一字諡 “文”，三不朽裡面有立德、立言，但沒有立功。朱熹的《四書集註》，成為後來理學的經典教科書，這是立言。朱熹的最高官職是除煥章閣待制兼侍講，是負責給宋寧宗講課的，談不上什麼立功。

朱熹的一字諡 “文”，是道德博聞。

宋朝一字諡 “文”的排序是：王安石，朱熹，楊億。

2，文正（文貞）

北宋早期的諡號一般是文貞，後來為了避諱宋仁宗趙禎，改為文正。

《諡法解》裡面有“正”：

內外賓服曰正。言以正服之。

但看上去就不高級。

《諡法解》裡面的“貞”：

清白守節曰貞。行清白執志固。

大慮克就曰貞。能大慮非正而何。

不隱無屈曰貞。坦然無私。

北宋獲文貞諡號的是：李昉、王旦。

宋朝獲文正諡號的是：范仲淹、司馬光、王曾、蔡卞、黃中庸、鄭居中、蔡沈。

我主張：諡號是按字典序排列，第一個字相同，先看第一個字的內部排名，如果內部排名高，就不用看第二個字了。如果第一個字的內部排名一致，則需要看第二個字。

先說獲文正諡號的蔡卞，他是王安石的女婿，蔡京的弟弟，沒有做到首相，僅僅是新法的一個奉行者，他的第一個字“文”只是學勤好問。

所以蔡卞的“文正”肯定壓不過王安石的“文”。

宋朝最有名的文正是范仲淹、司馬光。

這兩位立德、立言，都沒有問題。

但立功來說，范仲淹僅做到副相的參知政事，慶曆新政只搞了半年就搞不下去了，談不上立功。

司馬光在高太后的支持下上臺當了宰相，當了不到一年就病逝了，主要的工作是廢除王安石所有的變法工作，也談不上什麼立功。

范仲淹、司馬光的文是道德博聞，比王安石的文要差一個等級。

3，宋朝的忠獻。

南宋李心傳在《建炎以來朝野雜記》裡講：

大臣之諡極美者有二，本勳勞則忠獻為大，論德業則文正為美。

宋朝獲得忠獻諡號的有開國功臣趙普、四朝宰相韓琦等，當然還有大奸臣秦檜（後來被宋寧宗改了一個惡諡：謬醜）。

《諡法解》：

危身奉上曰忠。險不辭難。

聰明叡哲曰獻。有通知之聰。 知質有聖曰獻。有所通而無蔽。

忠獻的諡號，在立功的角度，遠爆文正。但在立言的角度，比文正就弱爆了。

宋朝的忠獻整體上是超過文正的。

宋朝之後推崇科舉文章，所以文正逐漸超過了忠獻。

本人是沂藍書院趙月光，主要研究宋史和近現代史，繼承章太炎學派唯識史觀學說。

沂藍書院趙月光

“文”為古代文人最高稱號，“文而正”則代表著當之無愧的文人領袖，天下楷模。

得文正諡號的有李昉、范仲淹、司馬光、王旦、王曾、蔡卞、黃中庸、鄭居中、蔡沈、吳澄、耶律楚材、劉秉忠、許衡、賈居貞、方孝孺、李東陽、謝遷、湯斌、劉統勳、朱珪、曹振鏞、杜受田、曾國藩、李鴻藻、孫家鼐等等等等，整個中國歷史也就幾十號人。

在所有的文正公里面，最沒有爭議的第一位，那就是范文正公，胸懷天下，文采斐然，正氣浩然，做官端正，私德不虧，文正公名至實歸。

第二位，方孝孺，人品端正，氣節無雙，雖然也比較迂闊，但是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氣勢已經是一個羸弱文人對篡位者的反抗的最好闡釋。

第三位:司馬光，史學大家，政事嫻熟，但是心胸不夠寬廣；思想比較保守，勉勉強強排在第三。

至於最有爭議的文正公以前不知道是誰，但是近現代一定是曾國藩。

崇拜者說曾國藩為百年來第一完人，內修聖賢，外平內亂，所寫家書為古代家書範本，文為文壇天下領袖，武之獨撐半壁江山。

反對者說曾國蕃就是一個劊子手，封建文化守護者，身為漢人，替異族保江山，還大肆鎮壓漢族民族分子，屬於罪無可恕之徒。

這種爭論一直持續到現在，而且一直會持續下去，這也證明了曾國蕃的魅力。

陳子帥菌讀文史曰

在封建時代，皇帝有諡號，大臣也有諡號，這個諡號就是對一個大臣的評價，總體來說，封建時代對文臣上諡號還是很苛刻與嚴格的，生為宰相，死諡文正是一個封建士大夫最大夢想。文正最終叫文貞。為避宋仁宗趙禎的諱，而改叫文正。在北宋的司馬光第一次提出了：“文正是諡之極美，無以復加”，司馬光認為“文”是道德博聞，“正”是靖共其位，是文人道德的極致，經過他的宣揚，“文正”從此以後被認為是人臣最高評價。自宋以後文正才是最高諡號，（宋應該是忠獻最高，韓琦、秦檜、趙普、張浚都是忠獻）。

明武宗的時候。大學士李東陽已經病入膏肓，前來探病楊一清於是就向他說：“大明自開國朝一百五十年以來沒人得到過“文正”這個諡號，李相百年之後，我上表幫你爭取“文正”的諡號。”聽到這個消息，垂死病中的李東陽竟然強撐起病體，在床上就向比自己年輕七歲的楊一清磕頭行起大禮來。可見文正二字的崇高和魔力。諡號這個東西，和得諡之人，真的是相互影響，互為因果的。彼此扶持。

在這種最苛刻標準要求下，兩宋三百餘年也就李昉、范仲淹、司馬光、王旦、王曾、蔡卞、黃中庸、鄭居中、蔡沈九人獲得文正的諡號；元朝是吳澄、耶律楚材、劉秉忠、許衡、廉希憲、賈居貞七人獲得文正的諡號。明朝有方孝孺、李東陽、謝遷、倪元璐、劉理順五人。清朝得到文正這個諡號的是八個人，也就湯斌、劉統勳、朱珪、曹振鏞、杜受田、曾國藩、李鴻藻、孫家鼐。

在這些人裡在當時情況看是朝堂重臣和寵臣。拋開元朝不算。在所有諡號文正的人當中，最名副其實應該是宋朝范仲淹，王旦，明朝的李東陽、謝遷。清朝的劉統勳，曾國藩。最有爭議和不夠格的應該是曹振鏞，杜受田。曹振鏞是昏庸無能。杜受田是咸豐帝直接賜予，而非群臣共議。如果就選出一個最合格的，最沒有爭議的就是范仲淹。在南宋的時候，有人評價范仲淹”先儒論宋朝人物，以范仲淹為第一。不僅如此，元明清各朝對范仲淹都給予極高的評價和褒揚。

至於說明代真沒有特別叫得響和認可的人，也沒有特別有爭議的，爭議主要出現在清代。劉統勳，曾國藩在清朝時期二人完全夠格。最不合格和爭議最大的就是曹振鏞了 ，學生問曹振鏞如何做到兩朝宰相，堂堂一品大員曹振鏞居然說：無他，唯多磕頭少講話而已。曹振鏞為官碌碌無為，佔著茅坑不拉屎的慵懶官風，明哲保身的做人哲學。他的清廉就是他的廣告和他的招牌。於國無尺寸之功。這樣的人居然諡號文正，長此以往，大清朝不亡才怪。

可以說，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封建體制的僵化，文正越來越不值錢，要求越來越低。當孫家鼐成為封建歷史上最後一個諡號文正的時候。已經是1909年了。隨著清朝的退位，民國肇始。諡號也走進了他的歷史。

我是清水空流，歷史的守望者。期待你的關注和點評。

清水空流

文正（文貞），是宋代以後，中華諡法下，給予文臣身後的最高讚譽。是所有文臣趨之若鶩、並夢寐以求地榮譽。

歷史上被諡為“文正的”文臣，大都是在立德、立言、立功方面具有超凡貢獻的名臣，所以在身後尊崇，予美諡。

在剛開始的時候，文臣諡號還沒有後來那麼正規，很多人都只有單字諡號，其中以“文”為最高，張昭、司馬昭，都只是被諡“文”。王導，因為大功，身後諡“文獻”，而在整個晉代，文臣只有他一個人是諡號“文獻”，可見地位之高。

而之前的諸葛亮，諡號是“忠武”，之後也有楊繼業、岳飛、韓世忠得到，本來是文臣諡號的“忠武”，日後變成了武將身後的最高讚譽，這是諸葛武侯生前所沒有想到的。

歷史上第一個諡號“文正（貞）”的，是一代名臣魏徵，一生剛介耿直、獻納忠讜，安國利人，死後唐太宗嘆息“魏徵殂逝，遂亡一鏡矣。”賜其諡號“文貞”。

之後，唐代諡“文貞”的還有陸象先、宋璟、張說，都是一時人傑，國家干城。

其中張說，死後賜“文貞”諡號，朝臣還爭論不休，不肯輕易給她，是唐玄宗親自下詔，才最終結束爭論，以“文貞”賜予其。

北宋初立，開國功臣趙普（也是文臣之首），死後諡號“忠獻”，所以在宋初，“文正（貞）”諡號雖然也很崇高，但是並沒有超然於其他諡號的地位。之後，李昉、王旦等名相，死後都諡“文貞”，這也是遵循唐之風氣的體現。

宋仁宗趙禎即位後，為了避帝諱，所以“文貞”改為“文正”。

在仁宗、英宗、神宗時的重臣司馬光大力宣揚下：“文---勤學好問、道德博聞、愛民慈惠；正----內外賓服、身正言明。文正、諡之極美，無以復加。”“文正”諡號，被拔高至文人道德的頂點讚譽。從此以後，再不輕易賜予臣子，人臣（文臣）諡號第一。除非有極大的功勞和德業，一般情況下，不輕易授出。

此後，北宋一代得到“文正”諡號的只有范仲淹、司馬光、王曾、蔡卞、黃中庸、鄭居中。加上李昉、王旦兩位諡“文貞”的，一共也只有八人。

其中司馬光還自得其諡，因自己的宣揚，從而得到“文正”諡號（不過，僅憑一部“資治通鑑”，授予他文正，也勉強說得過去。）

南宋時期，推崇理學，所以理學大師蔡沈被諡“文正”。而另一位理學宗師朱熹，是單諡“文”。

而之前與“文正”同等待遇的“忠獻”，雖然有“相三帝立二主”的韓琦也得到了，但是在南宋，秦檜、史彌遠居然也諡號“忠獻”，這就尷尬了。所以，宋初與“文正（貞）”並列，甚至還稍高於“文正”的“忠獻”，在史彌遠後就沒有人再用了。這也是因人身後功過，而影響其諡號好惡的最明顯例子。

至少在宋朝，“文正”諡號只能說明得到的人確實是優秀，“合適”這個美諡，沒有後世“準聖”那種地位。

元朝，得到“文正”諡號的有吳澄、耶律楚材、劉秉忠、許衡、廉希憲、賈居貞。有漢族，也有契丹、色目人。但大都是理學名臣、或者國家肱股，為蒙元建立和鞏固都立下過大功，所以給予他們這個至高諡號。

明代，真正在平常時期獲得“文正”諡號的，只有正德朝的李東陽、嘉靖朝的謝遷。

他們都是弘治、正德時名臣，在正德帝嘻哈胡鬧、荒廢朝政時，聯合另一名臣劉健，勉力維持朝政，使得社稷不至於頹廢，國家得以正常運作。時人稱：“李公謀，劉公斷，謝公尤侃侃”，為大明做出了極大貢獻。

但就是這樣，在李東陽臨終前，大學士楊一清去看望他，言辭中透露了朝廷將要賜諡號“文正”給李東陽；這是大明建國以來，第一次授予文臣如此至高榮譽，垂死的李東陽得知後，竟然在床上起身，向楊一清磕頭，以示感激！

但就是李東陽這樣功勳卓著的大臣，死後得到了“文正”諡號，還是被人諷刺：“文正從來諡範王，如今文正卻難當。大風吹倒梧桐樹，自有旁人論短長。”說他不如范仲淹。由此可見，“文正”諡號，在當時士人心中的地位。

之後，謝遷也在嘉靖帝時，獲得了“文正”的諡號。此後百年，再沒有人可以被授予“文正”。

崇禎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起義軍破京師，崇禎帝自縊，大明朝廷傾覆。此後明宗室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即位，即明安宗弘光帝。為了表彰忠貞之臣，凝聚士氣，團結文臣士大夫，弘光帝授予京師陷落時自縊殉國的吏部、戶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倪元璐，及同樣在京師陷落時殉國的倪元璐師弟、詹事府左春坊左中允劉理順二人“文正”諡號，以嘉獎他們的忠烈事蹟。

同時，追贈二百多年前，“靖難之役”中，堅持忠於建文帝，不屈服於成祖，從而被“誅十族”的建文朝廷翰林院文學博士方孝孺“文正”諡號，用意也是摒棄皇室與文臣間的隔閡，團結一致，抵抗外敵。

但是，在弘光、隆武、邵武、永曆等南明政權消亡後，原南明授予倪元璐、劉理順的“文正”諡號，被入住中原的清室重新修改，倪元璐改諡“文貞”，劉理順改諡“文列”。而方孝孺的“文正”，因是追授，所以此後也少有人提起。三人的“文正”諡號，也消散於無形了。

清代，被授予“文正”諡號的有湯斌、劉統勳、朱珪、曹振鏞、杜受田、曾國藩、李鴻藻、孫家鼐。有配享文廟的理學名臣，有持身嚴整的朝廷重臣，有循循教導的帝業恩師，有平定天下的中興名臣，也有唯唯諾諾、小心謹慎的圓滑官僚。

這一時期的“文正”，不全是看獲得者的功業品行，最重要的 ，還是“恩自上出”，皇帝或者皇權的意見，佔了一大部分，這也是為什麼清代“文正”諡號比明代多四倍的原因（明代只算李東陽、謝遷二人。）

另外，金代有虞仲文、張行簡二人得諡“文正”，另有明鄭追諡的陳永華（即陳近南、韋爵爺師父）。

所以，中華歷史上，身後得諡號“文正”的，一共是三十一人。

這其中，名副其實的，首推宋代的范仲淹，范文正公。一生秉公執法、執教興學、開展新政、戍邊禦敵，均是成就非凡。於政事殫精竭慮，鞠躬盡瘁，於文教言傳身教，孜孜傳道；而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思想和表現出的個人節操，更是中華哲學思想中進取精神的崇高體現，是之後千年中華文明史上閃灼光芒巨大精神財富。范文正公，“文正”當之無愧。

其次，曾國藩，曾文正公，先是嚴格按照理學思想來提高自身素質，修身律己，以德為官，禮治為先，以忠謀政；之後又書生領軍，力挽狂瀾，得保社稷。並開洋務之先，融匯中西。但是也有屠戮過甚，教案妥協的瑕疵。所以：“譽之則為聖賢、讞之則為元兇。”不過，以立德、立功、立言來衡量，曾國藩也算符實。

另外，魏徵以其敢諫、宋璟以其治國、司馬光以其治書、耶律楚材以護民衛教、李東陽、謝遷以其勉力國事、劉統勳以其清廉忠勤，都大致符合身正嚴明、德業昭昭的標準，得授“文正”，也是中肯。

其餘陸象先、王旦、張說、虞仲文、劉秉忠、廉希憲、方孝孺、倪元璐、劉理順、湯斌、朱珪、杜受田等、乃至陳永華，都各有各的傑出一面，也是當時優秀的人才。授於不授“文正”，可以商榷，不至於承受不起。主要是看皇帝的意見，名不副實是談不上的。

伯虎42

首先要說明的一點是，這裡談的“文正”是古代的諡號。諡號的意義在於給人蓋棺定論，皇帝、皇后以及諸侯大臣等社會地位相對較高的人物，去世之後朝廷會依據其一生作為給出一個具有評價意義的稱號，表達褒貶哀憤的態度。

而“文正”一詞，是自北宋司馬光提出：

以後，便成為了一個皇帝不會輕易與人的諡號。為什麼這個諡號這麼厲害呢? 　　

自北宋真正將文官集團提到統治階級的最主要地位以後，文官所需要具備的品質就完全體現在這兩個字的釋義上。歷來對於人臣的要求無非德才兼備，“正”是德，“文”是才，能夠配得上“文正”這個諡號的人則應當是當朝德才兼備者中最卓越者。 　　

而現在我們可以數一下有哪些“文正”：宋朝得文正諡號的有李昉、范仲淹、司馬光、王旦、王曾、蔡卞、黃中庸、鄭居中、蔡沈九名；元朝得到文正這個諡號的有吳澄、耶律楚材、劉秉忠、許衡、廉希憲、賈居貞；明朝得到文正這個諡號的有方孝孺、李東陽、謝遷、倪元璐；清朝得到文正這個諡號的有湯斌、劉統勳、朱珪、曹振鏞、杜受田、曾國藩、李鴻藻、孫家鼐八人。

加起來應是二十七位。 　　

首先要說，能夠得一“文”字，這些人個個都是飽讀經綸，能文能詩之人才。然而一定要論一個高下的話，從我們的熟悉程度上就可看出一二。

按人臣“才”“德”兩個標準來評判，首先要學識淵博、善於經綸才能稱“文”，即要以儒家文化為自身思想核心的同時達廣求深，而且還要將其運用到政治上作出功績；那元朝恐怕要退出競爭了，清朝作為由少數民族統治的朝代，統治集團在對漢文化的深入上也略遜一籌。 　　

而宋明之間，宋朝范仲淹、司馬光可為代表，明朝則無非方孝孺、李東陽可在名氣上勉強相應。

范仲淹是傑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宋初的時候引導了散文的文風革新，其《岳陽樓記》堪稱宋代散文寫景妙筆與議事、抒情結合的典範，從明清《古文觀止》到今日義務教育的課本里，沒讀書人能不學它；其詩詞從政治抱負到吟詠河山再到寄情抒情，頻出膾炙人口的名句，隨手一拈“碧雲天，黃葉地，秋色連波，波上寒煙翠”，就在後來《西廂記》“碧雲天，黃花地，西風緊，北雁南飛……”裡尚存倩影。

司馬光則更不必多說，只消經他手主持編纂，親自發凡起例刪削定稿的那部——中國最大的編年史《資治通鑑》，則可當得起“文”這個字。

而方孝孺和李東陽在學術上確實不如范仲淹凌跨千古的氣度與司馬光宏偉豐贍的史筆。方孝孺出名於善發議論和因前者而致的被誅十族；李東陽是大儒宋濂的弟子，著有稿集、詩集，主持文壇，但明朝的文壇卻不可與北宋司馬光、蘇軾、王安石具在，難以“主持”的文壇相比。 　　

“文”者之極致，必定要有跨越古今、千秋同氣的格局，由此最終提名范仲淹與司馬光。

這兩位又如何擔這個“正”字呢？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范仲淹的作為也極堪稱道：先是著名的慶曆新政，開北宋改革風氣之先，政治局面煥然一新；後因此遭貶，也仍於地方政績卓然，造福所至之處；軍事上採用積極防禦思想，使西夏與北宋得以和平相處，最重要的是大力推動了義學興辦，在提高民族的文化普及度上有不可磨滅的貢獻。

相較之下，司馬光主政是在王安石以後，而王安石推行過的一系列新政措施，包括真正有利於民的免疫法、保甲法等，被他全盤否定並廢除，而且對變法派進行了不遺餘力的打擊，且自此引發的一系列政鬥損耗了相當的國力，對於西夏仍採用妥協政策。兩人雖然私德上都堪稱君子，但相比范仲淹，司馬光在國事上消極守舊，眼光不及。 　　

范仲淹之“文正”可謂名副其實。而有爭議則無非是這與兩字不配位。 而諸多“文正”之中有文論高於一時者，有殉節成仁出名者，有經國濟世建功立業者，甚至包括單因身份為帝師者；但只有一鄭居中，是“舉進士後以貴妃之從兄弟相標榜”來獲得要職的。 　　

此人於宋史記載中，幾無文集詩作之成就。雖說他也是考中進士來的，但於諸“文正”而言，中進士恐怕只是一個門檻罷了。而此人與後宮勾結以後，為迎合帝意與爭奪權力先是串通他人攻擊大臣，助著名奸臣蔡京復相，後來摻和在政鬥之中，最終暴斃而亡。

一無立言之功，配不上一個“文”字；二無為國為民之建樹，政治手段陰暗，配不上一個“正”字，諡號“文正”自然被當世乃至後世側目。 　

　“文正”在歷來讀書人眼裡分量極重，也不免是因為得此諡號意味著將與范仲淹、司馬光等等一干碩儒比肩。

即便當代沒有諡號，但歷史對人的評價始終存在。卓越難得，但敬精工鑽研之人，遠德不配位之輩。

歷來現實

就如忠武是武人的最高榮譽，文正則是文人做官後，夢寐以求地想得到的諡號。但凡獲此殊榮者，於文一道，必是飽讀詩書，才智高絕之士。其中更是有不少著書立言者。於正一途，當為國有建樹，為民有擔當，當為道德模範。而文正者，當為文人領袖，天下楷模。不過對於諡號文正的人，我覺得還有遺漏者。

中國歷史上的諡號文正者

文正這一諡號最初為文貞，第一個授予的是貞觀名臣魏徵。到宋仁宗時期，因與其名同音，為改避諱，所以改為文正。能夠獲得這個稱號者歷史上一共33人

唐朝時獲得文貞諡號者4人，魏徵、陸象先、宋璟、張說。北宋2人，李昉、王旦。

獲得文正諡號者

宋朝7人：范仲淹、司馬光、王曾、蔡卞、黃中庸、鄭居中、蔡沈

金朝2人：虞仲文、張行簡

元朝6人：吳澄、耶律楚材、劉秉忠、許衡、廉希憲、賈居貞

明朝4人：方孝孺、李東陽、謝遷、倪元璐

清朝8人：湯斌、劉統勳、朱珪、曹振鏞、杜受田、曾國藩、李鴻藻、孫家鼐

在近1300年的歷史中，僅僅33人獲得此榮耀，可見其難度。

名副其實者

第一、范仲淹。用王安石的一句話概括就是：一世之師，由初起終，名節無疵。范文正公品性高潔，不朋不黨。一心為國，當政時政績卓著，文學成就突出，他倡導的“先憂後樂”思想和仁人志士節操，為儒家思想中的進取精神樹立了一個新的標杆。

第二、曾國藩。曾國藩是兩個半聖人中的那半個，他完全按照儒學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做人之路，走完了自己的一生。可以說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集大成者。同時他有是中國真正積極實踐的第一人，建造中國第一艘輪船、建立第一所兵工學堂、第一次翻譯印刷西方書籍。文正二字無可厚非。

具有有爭議者

首先、我認為清朝的朱珪、杜受田、李鴻藻、孫家鼐四位都不具備諡號為文正，他們獲得此諡號的原因很簡單，此四位僅僅因為是帝師才獲得此稱號。在位之時，與文一道，建樹不多，政績與道德方面也沒有突出的表現，不得不得說清朝的諡號“文正”在這幾位身上體現得太廉價。

其次、金朝的二位被追諡為文正讓我有些吃驚。首先是虞仲文，這位老兄原來是遼國的官，後投降金朝，一生除了神童之名與宰相之名並沒有什麼文史成就與政績。然後就是張行簡，

他是禮學世家，其文史成就在於禮儀與天文立法，在為國家以及道德上並沒有突出之點。這二位的諡號令人詫異。

最應入選者

兩個半聖人中的半個是曾國藩，其中的一個就是王陽明。作為立言立德立行的聖人，王陽明著書立說，開立心學流派，三次平定叛亂，對後世的影響及其深遠。最終只得到一個文成的諡號，我不得不為王聖人鳴冤，如果讓我說，最名副其實者當屬王陽明，尤在范仲淹之上。

大山結束語

關於諡號的問題，當然不能讓每個人都滿意，畢竟每個人都有自己心中的一杆秤，但是對於大山來說，已有的文正諡號必屬歐陽修與曾國藩，但是王陽明才最應該獲得這個諡號。不知道你怎麼看？

文史侃大山

文正，是自古以來無數文臣夢寐以求的最高榮譽。根據《逸周書·諡法解》的記載，文臣功績特別卓著功績才能用“文”和“正”作為諡號。司馬光曾說：

因此，不管是本諡或是追諡為“文正”者，都是當時文人所敬仰的對象。據統計，自漢以來，歷代臣子死後得諡者一萬餘人，但得“文正”這一文臣最高諡號者不過40人。

歷代得“文正”諡號者40人，朝代分佈及名字如下：

唐朝(4人)：魏徵、陸象先、宋璟、張說

宋朝(9人)：李昉、范仲淹、司馬光、王旦、王曾、蔡卞、黃中庸、鄭居中、蔡沈。

元朝(5人)：吳澄、耶律楚材、劉秉忠、許衡、廉希憲

明朝(4人)：方孝孺、李東陽、謝遷、倪元璐

清朝(8人)：湯斌、劉統勳、朱珪、曹振鏞、杜受田、曾國藩、李鴻藻、孫家鼐

最名副其實的“文正”－－范仲淹

大部分的“文正”都當得起這個諡號，拔尖者當屬是范仲淹。他文武兼備、智計過人，軍事方面結合北宋長期冗兵弊政，提出屯田久守、積極防禦的守邊方針。政治方面革新吏治，剔除弊政，發起“慶曆新政”。而且，他在書法、教育、詩歌、散文等方面也成就斐然。特別是他倡導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思想，影響深遠，超越時代侷限，至今仍有極其重要的現實作用。

最名不副實的“文正”——滿清帝師4人

滿清一朝八人諡為“文正”，卻有四人是因為教了個好學生而被諡“文正”。自清嘉慶以來，帝師獲封“文正”成為一個慣例。分別是朱珪為嘉慶帝師，杜受田為咸豐帝師，李鴻藻為同治帝師，孫家鼐為光緒帝師。他們本人的道德和功績在當時並不突出，和歷史上其他各位“文正”相差甚遠。真是歲月靜好，運氣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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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史話

在古代，皇帝死後通常都會有諡號，作為對他一生功過的蓋棺定論。同樣，對於地位比較高的臣子們，尤其是對國家社稷有過巨大貢獻的臣子，在他們死後，皇帝也會給他們一個諡號，作為對他們一生的貢獻的肯定。

最初，在這眾多的諡號中，“文”算是對臣子最高的評價。因為，按照諡號的解讀，經緯天地曰文、道德博聞曰文、慈惠愛民曰文、忠信接禮曰文。

換句話說，想要獲得“文”的諡號，不僅需要有經天緯地的才能、還要品德道德一流，並且忠、孝、仁、義、禮、智、信七樣全佔，才能有機會得到“文”的諡號。

在這種背景下，不要說是臣子，就是皇帝，想弄個文皇帝噹噹，那都非常困難。對此，從西周到東漢這一千多年裡面，總共也就只誕生了周文王和漢文帝這兩個“文皇帝”。至於獲得文諡號的大臣，幾乎就沒有。

直到從三國開始，隨著諡號的泛濫，臣子才開始被授予“文”諡號，比如張昭、司馬昭、宇文泰等人，都單諡一個“文”字。這其間，只有東晉的王導，諡號是“文獻”。再等到唐朝時，魏徵成為歷史上第一個被諡為“文貞”的名臣，於是“文貞”這個諡號開始流行。

但到宋仁宗的時候，因為宋仁宗叫趙禎，為了避諱，文貞才改為文正。這個時候，司馬光跳出來說：“文正是諡之極美，無以復加。”

換句話說，文是道德博聞，正是靖共其位，是文人道德的極至。經過他的宣揚，文正從此被認為是人臣極美的諡號，皇帝不再輕易給人。

在這種背景下，整個宋朝，就只有李昉、范仲淹、司馬光、王旦、王曾、蔡卞、黃中庸、鄭居中、蔡沈九人獲得文正的諡號；元朝也只有吳澄、耶律楚材、劉秉忠、許衡、廉希憲、賈居貞七人獲得文正的諡號。

至於明朝，得到文正諡號的大臣，只有方孝孺、李東陽、謝遷、倪元璐、劉理順五人。清朝得到文正這個諡號的，也就湯斌、劉統勳、朱珪、曹振鏞、杜受田、曾國藩、李鴻藻、孫家鼐八人。

這樣算下來，歷史上獲得文正諡號的大臣，總共也就29人而已。 在這29個人當中，大家普遍比較熟悉的人，也就只有范仲淹、司馬光、耶律楚材、方孝孺、李東陽、曾國藩6人而已。

所以，接下來我就單對這6個人進行分析，來看誰最不符合“文正”的諡號。

首先，范仲淹和司馬光這兩個人，在文學上都可以堪稱偉大二字，范仲淹的《岳陽樓記》、司馬光的《資治通鑑》，都是流傳千古的鉅作；至於在政治上，范仲淹和司馬光，也都是公認非常傑出的政治家。

雖然，司馬光政治上偏保守，問題是，人家所制定出來的政策，於公於私大都沒什麼可指責的地方，更沒有帶來所謂的災難後果；至於私德上，兩人幾乎都可以用完美二字形容。從這層意義說，范仲淹和司馬光用“文正”這個諡號，可以說是實至名歸。

至於耶律楚材和曾國藩兩人，雖然私德有些問題，問題是，人家都為國家做出了傑出的貢獻。耶律楚材先後輔弼成吉思汗父子三十餘年，為元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礎；曾國藩更是扶大廈之將傾，挽狂瀾於既倒，所以就他們對國家的貢獻而言，也足以擔得起“文正”二字。

李東陽可能還有部分人不熟悉，他是弘治、正德時期的內閣大臣，時人將劉健、李東陽、謝遷三人與永樂、洪熙、宣德朝名臣“三楊”相比，稱“李公謀，劉公斷，謝公尤侃侃”。

另外，李東陽還在清除大宦官劉瑾一事上做出了巨大貢獻。並且，他在文學上的成就也非常高，是茶陵詩派的核心人物。從這層意義上說，李東陽諡號“文正”，也勉強過得去。

最後是方孝孺，從某種意義上說，如果不是出於神話皇權的需要，方孝孺完全配不上“文正”這個諡號。

因為，方孝儒作為建文帝最重要的臣子之一，結果建文帝在他的輔佐之下，一年之內帝國大亂，四年之後帝國都城被人攻破，最後建文帝自己也身死國滅。

關鍵是，在靖難之役的這四年期間，方孝孺也沒做過什麼有意義的事情，他既沒有貢獻出什麼讓人佩服的奇謀妙策，也沒有做出什麼力挽狂瀾的政治革新，甚至連推舉傑出人才都沒能做到；不僅如此，即便是單論文學上的成就，方孝孺也沒留下任何讓人稱道的文學作品。

從這層意義上說，方孝孺不論是從治國能力，還是文學水平，都與“文正”這兩個字差得太遠。關鍵是，按照明王朝的官方史書《明太宗實錄》記載，方孝儒被抓後，直接向朱棣叩頭祈哀。但朱棣認為他是慫恿建文帝肆意胡為的罪魁，所以把他同齊泰、黃子澄一塊殺了。

如果按照這個記載來看，方孝儒連最後的氣節都沒有，就更不配“文正”二字；雖然後來在滿清修定的《明史》中，改成是朱棣叫方孝儒起草繼位詔書，結果方孝儒拒絕並大罵朱棣，於是被殺害。從這個結果來看，方孝孺雖然保住了氣節，問題是，他的行為，與“文正”二字的意思差得太遠。

而且，類似這樣行為的人，在每個王朝末年，實在太多太多。如果僅僅只按照這個標準來判定，實在有些把“文正”的標準給降低了。也許很多人會說，人家方孝孺因此被誅了十族，難道還不夠格麼？問題是，這個事情並不是出自正史，而是民間野史記載。

更關鍵是，如果你是方孝孺的門生故吏，當方孝孺說出“誅我十族又何仿”這句話時，你會為他的行為而感動嗎？

我想，你只會在心中把他祖宗十八代都給罵一邊。因為，你要為建文帝盡忠，那儘管去盡忠罷了，但憑什麼把我們全家人得性命也給捎上，這是人幹得事情嗎？

這就好比，一個在現實中的人，明知道他的反抗行為，會導致自己全家人被殺，甚至所有的親戚也會因此被殺，結果他不僅不管不顧，還大聲告訴要殺他的人說，你有本事就把我的學生也都全部殺了。你們說，這樣的人，真值得稱讚嗎？

退一萬步說，你方孝孺想盡忠，大家也能理解，那你完全可以選擇在朱棣進城時，自殺一了百了，這樣既成全了自己的名聲，又保護了自己的家人和學生，這不是一舉兩得嗎？為何偏要用極端的行為，把自己的親朋好友都送去見閻王爺呢？

從這層意義上說，不論是從治國才能，還是從文學成就，甚至是從私德來說，方孝孺都只能用自私二字來形容，根本配不上“文正”二字。

問題是，在皇權時代，方孝孺的這種行為，卻是皇帝非常喜歡的。因為，這就是傳說中的大忠臣，總而言之，為了皇帝，不要說自己的性命，就是自己全家、全家族、甚至學生的性命，都可以棄之如履。

我是趙帥鍋

我們常常會用“漢文帝”“漢武帝”“漢哀帝”“隋文帝”“隋煬帝”等等稱謂來稱呼皇帝，其中，“文”“武”“哀”“煬”等字眼就是“諡號”。諡號就是用來評價皇帝、皇后和諸侯大臣等位高權重的人物的。早在周朝，天子、諸侯、卿大夫以及其夫人有著得到諡號的資格，而到了漢朝，只有生前曾經被封侯的重臣才能獲諡。每個大人物的德行作為肯定各不相同，有人值得褒揚、有人值得同情、有人遭到貶損，所以諡號中不同的字眼表達的意思就不一樣。

而“文正”是一個很優美的詞語，“文”說的是勤學好問、道德博聞、愛民慈惠等；“正”說的是內外賓服、身正言明。司馬光曾經說過：“文正是諡之極美，無以復加。”

那麼，中國歷史上有多少位諡號是“文正”的人物？其中誰最名副其實，誰最有爭議？

我們先說說“文正”這一諡號的發展過程。三國時期，東吳的名臣張昭死後便被追諡為“文”。“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是大家耳熟能詳的一句話，這個司馬昭在死後也獲得“文”的諡號。

後來，單追諡一個字有時無法將獲諡號者的功過充分表達出來，於是出現了兩個字的諡號。趙武靈王在追諡臣子時，就使用二字諡號。王導在東晉建立過程中立下汗馬功勞，他死後，被追諡為“文獻”。兩個字的諡號慢慢流行開來。

到了唐朝，以犯顏直諫著稱的魏徵死後，唐太宗李世民痛心惋惜，他將魏徵比作鏡子，並稱：“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鏡矣。”魏徵的諡號是“文貞”。到了宋朝，朝廷承襲唐朝的諡號制度，仍把“文貞”作為最高規格的諡號，宋太宗時期的名相李昉就是被追諡為“文貞”。

乾興元年（1022），十三歲的趙禎繼位，是為宋仁宗，而因為他名字中有“禎”，為了避諱，“文貞”這一諡號改為了發音相近的“文正”。司馬光對於這一諡號大加讚美，認為“道德博聞曰文”、“靖恭其位曰正”，“文正”這一諡號代表著對一個人文化修養、道德境界的最高認可。

北宋時代，司馬光對歷史文化的解讀很是權威。他已經這麼說了，“文正”就成為給文臣的最高評價。明朝的《大明會典》是收錄明朝各種典章制度、法律法規的文獻，其中對以“文”為首字的諡號進行了排列，文正為最高等級，其次才是文貞，以及往後的文忠、文獻等。

我們梳理發現，整個宋朝獲得文正諡號的有李昉、王旦、王曾、范仲淹、司馬光、黃中庸、蔡卞、鄭居中、蔡沈九人；元朝有吳澄、耶律楚材、劉秉忠、許衡、廉希憲、賈居貞六人；明朝有方孝孺、李東陽、謝遷、倪元璐、劉理順等五人；清朝有湯斌、劉統勳、朱珪、曹振鏞、杜受田、曾國藩、李鴻藻、孫家鼐等八人。

如果再加上金朝的虞仲文和張行簡、鄭經在臺灣追諡的陳永華，中國歷史上就共有三十一位諡號為“文正”的人物，其中，較為知名的有范仲淹、司馬光、耶律楚材、方孝孺、曾國藩等。我們認為，這幾人獲諡都是名副其實的，其中，范仲淹更是無可爭議，在他的名篇《岳陽樓記》中，那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更是成為了後世無數文人追求一生的境界。

范仲淹出身寒門、自小喪父，但聰慧好學。他憑藉自己的出眾能力不斷攀升，但又因為剛正不阿的性格而觸怒皇帝，被調任外地。後來范仲淹雖被再度啟用，但敢言直諫的作風沒有半點改變，有人勸他謹言慎行，但他回答道：“寧鳴而死，不默而生。”

康定元年（1040），范仲淹受命平定西夏動亂，《宋史》記載：“仲淹為將，號令明白，愛撫士卒，諸羌來者，推心接之不疑，故賊亦不敢輒犯其境。”後來，在范仲淹、韓琦、夏竦等人共同努力下，西夏向宋稱臣。

西北戰事平息後，范仲淹又被召回到朝廷，他針對國家存在的一系列問題和隱患，發起了“慶曆新政”，無奈因阻力太大而被迫廢止。皇祐四年（1052），范仲淹病逝，宋仁宗親筆寫下“褒賢之碑”，追封他為楚國公，並賜諡號“文正”。范仲淹文武全才，又忠誠可靠，在位勤勤懇懇，為國為民，可以說真正配得上“文正”這一諡號。

至於爭議最大的，恐怕就是清末名臣曾國藩。他雖然留下“半個聖人”的美名，其名著《曾國藩家書》也被後世所推崇，但正如國學大師章太炎對他的評價：“曾國藩者，譽之則為聖賢、讞之則為元兇。”對於他的讚譽非常多，但對於他的批判之聲也是存在的。人們讚歎的是他的聖賢之名，怨嘆的是他殺害同胞。

文蹤旅跡

文正，屬特諡。以次以文忠為最高，文忠以下皆由內閣草擬，皇帝批准。清代最重諡，文必須是翰林出身，若當到大學士，則非翰林也可用，但太少了，如左宗棠以舉人諡文襄，這是他功勞太大的原因。第二字看清代中後期如：林則徐、胡林翼、李鴻章都是此諡，這些都是為皇朝盡了畢生的人。清朝二百幾十年，有諡者不多，有很多官居一品的，死後無諡，可見重視程度。文正，只有皇帝特批才行。君權至高的封建時代，作為大臣，這個榮譽也是最高了。至於誰配的上，站在皇清位置看，筆者認為確是曾國藩了。出身翰苑，削平大難，禮學宗師，盡忠王室。可以說名符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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