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火災過後的吉林城北大街，取自《吉林舊影》

一百多年在人類歷史上談不上漫長，但一百多年的時光沖蝕，卻足以讓曾經巍峨的城垣、熙攘的巷陌、以及市井悲歡、故人音容漸漸歸為淡去的記憶。然而有些特殊的事件卻如疤痕一般給一座城市留下深刻烙印，一如火燒船廠在吉林人心中揮之不去的陰影一般。

儘管瀕臨寬闊的松花江，吉林城自古並不十分畏懼水患。幾百年來，城中百姓最為忌憚的乃是火災。自建城之日起，每隔若干年，吉林城常會發生一些規模不等的火災，其中1742年、1759年、1763年、1791年、1880年這幾次，皆演變成燒燬數百間房屋的惡性火災。因吉林城一度別號“船廠”，這種大規模的火災於是得名火燒船廠。在歷次火燒船廠中，規模最大，破壞最嚴重的，當屬宣統三年（1911年）那次。當時的火勢之大甚至在坊間生出是“神明施放”天火的傳聞，並因儲冰的冰窖也未能倖免，而在口語中留下“天火燒冰窖——該然（同燃，發‘顏’音）”這句讓人無可奈何的歇後語。

傳說北山羅鍋橋下，即是潛龍扼喉處

“天火”降臨前的怪奇傳說

晚清時節，松花江畔的船廠吉林城流傳著兩個耐人尋味的傳說：康熙斷龍脈和老霍頭報仇。

傳說康熙東巡吉林時，貼身侍從中有精通風水者進言：吉林城前朱雀，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乃靈著福地。特別是城北九座連貫的山峰盤桓瀠洄，尤若隱形蘊勢的一條“潛龍”。此刻峰巔圓潤，頭大尾小，尚未成氣候，若待聚成王氣，極有可能再出亂世人君。康熙聞言，將信將疑，可最後還是因事關社稷安危，責成吉林將軍鏟去一峰，挖開東西兩峰之間山樑，是為對潛龍施以“梟首扼喉”，斷除王氣。此後吉林地方果然沒有生出叛亂，不過，那斷首之龍靈根尚在，想自己為吉林城圖謀發跡，結果卻被吉林人毀了王氣，越想越生氣，每當怒不可遏之時，便勾引火神，在吉林城縱火，故而吉林城常生火患。

另外一則，傳說在吉林西關外水師營中，有個在水師船廠當差的霍姓匠役老軍。吉林水師營中的兵丁工匠，大多是關內發配而來的漢人，境況與武松、林沖在牢城營相似，少不得遭受營中小吏的欺辱壓榨。老霍頭忍耐多時，終因不甘欺壓，失手打死了管事“獨眼蠍子”，被判問斬。下葬當夜，墳頭裂開，老霍頭的怨念讓火神爺顯聖，將這其化作火球，從墳中騰空而起，直奔吉林城西的船廠，把那水師營燒個乾淨。從此之後，每當吉林官府欺壓百姓至極時，吉林都會發生火災。

在科技落後、信息不暢的晚清，上述無稽之談竟然越傳越神，越傳越“真”，讓吉林城頻發的火災找到了堂皇體面的藉口，於是吉林城每每遭遇火災，民間自然附會出神乎其神的理由，而其間大都有“天降大火”使然的說辭。更有愚官、奸徒讓迷信“錦上添花”，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當政的將軍恆秀偏聽理事廳業餘神棍王“術士”的高招，竟然在城北玄天嶺上修建“坎卦圖石”（俗稱“避火圖”），借八卦中為水的坎卦，鎮壓火災。這種“只增笑耳”的昏招自然難於遏制吉林城頻發的火災，不僅讓有識之士屢加詬病，更讓無可奈何的百姓在大災之後，編出“八卦圖，在北山，真武廟前黑旗杆；你點火，我抽菸，火燒船廠紅了半邊天”這樣的順口溜，無情地嘲諷。

由於未能科學地總結和應對火患，清宣統三年四月十日（1911年5月8日）下午三時，吉林城在平靜中遭遇了有史以來最嚴重的火災摧殘。

完全由木材構建的吉林官碼頭就位於臨江門外

席捲全城的曠世火災

在吉林城，清宣統三年這次火災久竟火從何處燃起，歷來眾說紛紜。《船廠今昔》中崔文勃先生撰文提及“是日吉林西江沿臨江門城中梨窖窖主王子升，煮飯時失火，將板房引著，大火瞬間成燎原之勢”（當時的政府呈文和近世周克讓先生在《吉林話舊》中的撰文也認同這個觀點）。徐德源先生在《吉林舊事見聞》中則轉述其幼年時聽父母提及，大火是在當天傍晚的時候在江沿街和烏拉把衚衕交匯處的一家皮鋪燃起。那一帶是一些比較密集的木板棚房，店內櫃檯、門面的柵板等都是木頭的，極易引燃。沙菲先生在《吉林市文史資料第12輯》中則認同了民國版《永吉縣誌》中的記述：舊城的西門臉一帶，有個“倴城館”，火就是在這個飯店燃起。

無論哪種說法，這次火災的源頭都是吉林城西南角臨江門一帶。四月初十當日，在東北恰逢乾燥的早春時節，強勁的西南風凌空而來，風助火勢，火借風威，很快即成燎原之態。炎魔奔騰不止，由熱鬧繁華的西關江畔開始，“

火勢越燃越猛，狂暴的火舌沿屋脊跳動，讓一座座房舍變成烈焰翻卷的火屋。頃刻間又因梁折檁傾，而把這座火屋轟然砸向鄰家。缺乏統一規劃的街巷，緊密相連的整排房屋如多米諾牌一般，魚貫燃著，並隨著房屋坍塌，把火焰拋灑在街道上，引燃一切所及之物——一些阻燃磚瓦建起的圍牆、房舍，因木門窗及外露檁、朻的老式建築式樣也未能倖免。焰映之中，民宅裡的傢俱陳設、衣物器械，商家的櫃檯貨物，盡被化作灰煙；逃遁者、救火者、恐懼者、呆望者或行或駐於火影之裡；雞、豬、鵝、狗無目的著在混亂的街市上亂竄……好端端的一座城市儼然人間地獄。

木材構建的吉林木捐局衙門

火勢之所以能快速蔓延，緣于吉林城乃是一座獨特的“木城”。吉林城建於莽莽林海之中，周圍豐富、易獲的森林資源成為城中主要的建材：早期的城牆、堤岸為木製，城中街道為木料鋪成，路邊陰溝為木板砌就。官衙、廟宇、民宅不僅圍牆皆為木板，房頂也大量使用木、草材料。在居民和商家庭院中，還儲存了大量易燃的燒柴木柈子（柴禾垛）、鋸末刨花，在大災突降之際，也起到助燃的惡效。

另外當時吉林城雖在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即“仿日本消防團，添設消防隊六十名，專任救災”（《吉林省檔案局第869號卷宗》），但消防設施、消防處置能力都非常落後。救火所用的俯壓式滅火車（俗稱“水龍”）要到江邊，下到江岸下取水（利用城內住戶的水井補水更慢）。而大火燃著後，木造江堤也捲入火海，大火照得江面通紅（《吉林舊事見聞》），消防隊與市民去江中取水也非常困難——救火的不利反過來助長了火勢。四月初十當夜，吉林城上空煙焰蒸騰，黑雲翻湧，百里之外遙望，如蒙天塌地陷之災。大火直燒了兩天兩夜才漸漸熄滅，可惜吉林城已然化作一片灰燼瓦礫的廢墟。

由於火災發生時，正逢清廷傾覆前夜，火災的統計比較粗略。不過，從現存數據上仍可看到火災慘烈的程度。大火從西南到東北，綿延十餘里，城內三分之二建築被燒掉，三千多戶受災，數萬人無家可歸（《吉林市公安志》），度支司署、財政局、電報局、監獄、官銀錢號、醫院、圖書館等機關皆被焚燬，各類房屋被燒燬五萬多間（《吉林話舊》）全城一千餘商戶中被焚七百餘戶（《吉林省檔案館檔案》）。——吉林城最繁華的區域大半被烈焰蕩盡。

由於這場席捲全城的火災在中國近代史上也是極為罕見，加之晚清時已有報紙傳播消息，故而此次大火也成為世人皆知的一次“火燒船廠”。

吉林城最常見的木製民宅院門和木障子

熊熊天火中的人禍

古人因認識侷限，時常把遭遇的災禍解釋為“命理該著”或“因果報應”，久而久之，對於災禍以及許多降臨自身的不幸，漸漸喪失了科學辨識能力，一味怨天尤人。其實吉林城歷史上每次大規模火災，都與消防指揮不力、消防意識差等因素關係巨大。特別是多任最高長官，都像恆秀那樣，用愚昧無知支撐用心良善，不從鼓勵民間“輕木材用磚瓦”改善防火條件入手，而是花氣力於營造迷信風水建築，把自己應該承擔的消防重責交給神仙分擔。表率如此因循，一座城市又怎能不火災頻發？

1911年的火災之所以演變成焚城大火，人禍的因素，特別是官方失職的因素昭然若揭。火災撲救，最有力的是政府有效組織力量

火災發生在吉林城西南角，在火勢蔓延之前，按照慣例應拆扒一些房子阻斷火道，控制火勢。遺憾的是，由於許多住戶主觀認為這次失火只是小範圍災禍，很快就會被消防隊和居民撲滅，如果拆扒房子，自家損失太大，於是藉故拖延。而滅火現場沒有高級官吏指揮決策，面對一些住戶問詢，不能給出及時的答覆，因而阻斷火道的慣例並沒有得到遵循，進而助長了火勢的失控。

在諸般人禍之中，最讓人不齒的是陳昭常本人在火災時，竟然擅離職守，出城避火。聞知此消息，城內軍心瞬間渙散，軍警皆各顧各家，城內再無組織救火力量的可能。由於陳昭常等大小官吏的失職，大災之後的大亂自然上演：省監獄中關押的59名重罪犯人在轉移過程中混在難民中趁機脫逃，城周鬍匪在夜間竄入城中趁火打劫，一些軍警甚至攜槍潛逃，參與搶劫城內外百姓財物（《吉林省檔案館檔案》及《盛京時報》均有記述）……

天火的無稽之談終未能阻礙吉林城消防意識的覺醒

火災過後，在吉林坊間，各種與火災相關的謠言大肆流行：如火災驚飛的烏鴉和鴿子，被人有鼻子有眼兒地說成是漫天“火鴨子”放火；有人信誓旦旦說火災起自河南街路口，是兩個人抬來一擔紙錢，紙錢落地即起風失火；還有人說牛馬行兩個白鬍子老頭賣完火勺和大塊糖，火就燒起來了——這是火神爺來“火燒大堂”！這些傳聞把起火原因定性為“天火”、“神火”，不僅混淆了視聽，替真正的責任人開罪，更為災後亡羊補牢設置了障礙。

也有一些謠言很有欺騙性和迷惑性，如在1911年火燒船廠的大火中，最為迷信人士津津樂道的，是素有樂善好施之名的吉林鉅商牛子厚的住宅和商店竟然得以保全。《吉林鄉土志》記載：吉林偶罹大火災，有乞丐數百，焚香載道，呼天禱神，以祈保全牛宅之財產，果以精誠感天，火延燒至北大街源升慶、河南街恆升慶時，風向忽轉，牛家商號無一損失。

牛家房舍保全，在民間影響巨大。坊間傳說不僅被牛家後人否定，也被社會主流觀點所否定。牛家住宅、商號之所以躲過火災，乃是“房屋都是磚瓦到頂，高大的牆體本身就能阻止火勢的蔓延，又加上大火形成後，氣壓產生變化……高磚牆下急劇產生了高氣壓，使風向很快逆轉，因此擋住了火焰”之故（《吉林話舊》）。另外牛家住宅和商號中人手眾多，火災發生後撲救較為及時。絕非乞丐燒香使然，更與“牛子厚乃是北海龍王殿前童子轉世，故火神亦奈何不得”的無稽之談無關。

鑑於木製易燃物過多成為失火主因，加之牛家倖免的例證，在火災過後的重建過程中，不論衙署、廟堂、商鋪、作坊，甚至是民宅，所建房屋都採用了封簷式（防火簷）的“三不露”房、“四不露”房。這種檁、朻木料架構不外露的磚瓦房屋在民國後大面積普及，成為舊時吉林民居有別於其他地方的一大建築特色。

火災過後，東三省總督錫良及其繼任者徐世昌責成吉林地方官吏，必須徹底革除吉林之前易於引火的建築陋制。因而在重建過程中，吉林地方政府順勢出臺一系列具有現代城市管理意識的舉措，諸如拓寬街道、禁止木障等引火之物、沿江堤岸不準搭建房屋、建跨街風火牆、開浚水溝、增鑿水井、購置射水機等等。火災之後，社會各界一改求神祈福以躲避火災的迷信做法，社會各界紛紛創辦民間救火組織，其中巡警第五區設立的救火會，各項規章已經比較完備。

隨著官、商、民共同努力，民國時，吉林城再現繁榮，城內許多衚衕巷陌三合院、四合院鱗次櫛比，行走其間宛如到了北京，使得吉林城在一些場合有了“小北京”的雅譽（當然也有吉林城百姓的口音與北京城內口音相似的原因），重建的吉林城甚至被日本滿鐵調查員描述為“城市典雅美麗，可稱為滿洲的京都”。

1911年的火燒船廠，是吉林歷史上最為沉重的歷史記憶，在那炎焰中，沒有人計算過到底發生了多少生離死別，卻深知有無數愛恨離歌隨著降落的菸灰而戛然而止。遺忘讓人有了勇氣面對遠方、跨越過往，但是遺忘也常讓世事陷入輪迴的怪網。在1911年之後，消防意識有了極大提升的吉林城，雖未再發生過之前燃遍全城的大火，但解放前永吉劇院的大火，以及解放後煤氣公司大火、博物館大火、中百商廈大火，皆為震驚全國的大型災難。也正因此，面對火災，關於天火、關於城市宿命的說辭時不時會在坊間隱現。可細究每次火災起因，無不是因為消防意識淡泊、疏忽大意造成，因而與其糾結那些與“天火”有關的詭秘臆想，不如時常提醒自己提高警惕，以踏實而認真的生活態度杜絕火患——畢竟水火無情，由不得半點差池和懈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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