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火灾过后的吉林城北大街，取自《吉林旧影》
一百多年在人类历史上谈不上漫长，但一百多年的时光冲蚀，却足以让曾经巍峨的城垣、熙攘的巷陌、以及市井悲欢、故人音容渐渐归为淡去的记忆。然而有些特殊的事件却如疤痕一般给一座城市留下深刻烙印，一如火烧船厂在吉林人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一般。
尽管濒临宽阔的松花江，吉林城自古并不十分畏惧水患。几百年来，城中百姓最为忌惮的乃是火灾。自建城之日起，每隔若干年，吉林城常会发生一些规模不等的火灾，其中1742年、1759年、1763年、1791年、1880年这几次，皆演变成烧毁数百间房屋的恶性火灾。因吉林城一度别号“船厂”，这种大规模的火灾于是得名火烧船厂。在历次火烧船厂中，规模最大，破坏最严重的，当属宣统三年（1911年）那次。当时的火势之大甚至在坊间生出是“神明施放”天火的传闻，并因储冰的冰窖也未能幸免，而在口语中留下“天火烧冰窖——该然（同燃，发‘颜’音）”这句让人无可奈何的歇后语。
传说北山罗锅桥下，即是潜龙扼喉处
“天火”降临前的怪奇传说
晚清时节，松花江畔的船厂吉林城流传着两个耐人寻味的传说：康熙断龙脉和老霍头报仇。
传说康熙东巡吉林时，贴身侍从中有精通风水者进言：吉林城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乃灵著福地。特别是城北九座连贯的山峰盘桓潆洄，尤若隐形蕴势的一条“潜龙”。此刻峰巅圆润，头大尾小，尚未成气候，若待聚成王气，极有可能再出乱世人君。康熙闻言，将信将疑，可最后还是因事关社稷安危，责成吉林将军铲去一峰，挖开东西两峰之间山梁，是为对潜龙施以“枭首扼喉”，断除王气。此后吉林地方果然没有生出叛乱，不过，那断首之龙灵根尚在，想自己为吉林城图谋发迹，结果却被吉林人毁了王气，越想越生气，每当怒不可遏之时，便勾引火神，在吉林城纵火，故而吉林城常生火患。
另外一则，传说在吉林西关外水师营中，有个在水师船厂当差的霍姓匠役老军。吉林水师营中的兵丁工匠，大多是关内发配而来的汉人，境况与武松、林冲在牢城营相似，少不得遭受营中小吏的欺辱压榨。老霍头忍耐多时，终因不甘欺压，失手打死了管事“独眼蝎子”，被判问斩。下葬当夜，坟头裂开，老霍头的怨念让火神爷显圣，将这其化作火球，从坟中腾空而起，直奔吉林城西的船厂，把那水师营烧个干净。从此之后，每当吉林官府欺压百姓至极时，吉林都会发生火灾。
在科技落后、信息不畅的晚清，上述无稽之谈竟然越传越神，越传越“真”，让吉林城频发的火灾找到了堂皇体面的借口，于是吉林城每每遭遇火灾，民间自然附会出神乎其神的理由，而其间大都有“天降大火”使然的说辞。更有愚官、奸徒让迷信“锦上添花”，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当政的将军恒秀偏听理事厅业余神棍王“术士”的高招，竟然在城北玄天岭上修建“坎卦图石”（俗称“避火图”），借八卦中为水的坎卦，镇压火灾。这种“只增笑耳”的昏招自然难于遏制吉林城频发的火灾，不仅让有识之士屡加诟病，更让无可奈何的百姓在大灾之后，编出“八卦图，在北山，真武庙前黑旗杆；你点火，我抽烟，火烧船厂红了半边天”这样的顺口溜，无情地嘲讽。
由于未能科学地总结和应对火患，清宣统三年四月十日（1911年5月8日）下午三时，吉林城在平静中遭遇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火灾摧残。
完全由木材构建的吉林官码头就位于临江门外
席卷全城的旷世火灾
在吉林城，清宣统三年这次火灾久竟火从何处燃起，历来众说纷纭。《船厂今昔》中崔文勃先生撰文提及“是日吉林西江沿临江门城中梨窖窖主王子升，煮饭时失火，将板房引着，大火瞬间成燎原之势”（当时的政府呈文和近世周克让先生在《吉林话旧》中的撰文也认同这个观点）。徐德源先生在《吉林旧事见闻》中则转述其幼年时听父母提及，大火是在当天傍晚的时候在江沿街和乌拉把胡同交汇处的一家皮铺燃起。那一带是一些比较密集的木板棚房，店内柜台、门面的栅板等都是木头的，极易引燃。沙菲先生在《吉林市文史资料第12辑》中则认同了民国版《永吉县志》中的记述：旧城的西门脸一带，有个“倴城馆”，火就是在这个饭店燃起。
无论哪种说法，这次火灾的源头都是吉林城西南角临江门一带。四月初十当日，在东北恰逢干燥的早春时节，强劲的西南风凌空而来，风助火势，火借风威，很快即成燎原之态。炎魔奔腾不止，由热闹繁华的西关江畔开始，“
东北延烧至巴尔虎门，东南至河南街、三道码头，北至北大街”（《民国版永吉县志》），整座城市逐渐化为一片火海，浓烟烈焰升腾中，哭喊哀鸣响彻整座城市上空。火势越燃越猛，狂暴的火舌沿屋脊跳动，让一座座房舍变成烈焰翻卷的火屋。顷刻间又因梁折檩倾，而把这座火屋轰然砸向邻家。缺乏统一规划的街巷，紧密相连的整排房屋如多米诺牌一般，鱼贯燃着，并随着房屋坍塌，把火焰抛洒在街道上，引燃一切所及之物——一些阻燃砖瓦建起的围墙、房舍，因木门窗及外露檩、朻的老式建筑式样也未能幸免。焰映之中，民宅里的家具陈设、衣物器械，商家的柜台货物，尽被化作灰烟；逃遁者、救火者、恐惧者、呆望者或行或驻于火影之里；鸡、猪、鹅、狗无目的着在混乱的街市上乱窜……好端端的一座城市俨然人间地狱。
木材构建的吉林木捐局衙门
火势之所以能快速蔓延，缘于吉林城乃是一座独特的“木城”。吉林城建于莽莽林海之中，周围丰富、易获的森林资源成为城中主要的建材：早期的城墙、堤岸为木制，城中街道为木料铺成，路边阴沟为木板砌就。官衙、庙宇、民宅不仅围墙皆为木板，房顶也大量使用木、草材料。在居民和商家庭院中，还储存了大量易燃的烧柴木柈子（柴禾垛）、锯末刨花，在大灾突降之际，也起到助燃的恶效。
另外当时吉林城虽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即“仿日本消防团，添设消防队六十名，专任救灾”（《吉林省档案局第869号卷宗》），但消防设施、消防处置能力都非常落后。救火所用的俯压式灭火车（俗称“水龙”）要到江边，下到江岸下取水（利用城内住户的水井补水更慢）。而大火燃着后，木造江堤也卷入火海，大火照得江面通红（《吉林旧事见闻》），消防队与市民去江中取水也非常困难——救火的不利反过来助长了火势。四月初十当夜，吉林城上空烟焰蒸腾，黑云翻涌，百里之外遥望，如蒙天塌地陷之灾。大火直烧了两天两夜才渐渐熄灭，可惜吉林城已然化作一片灰烬瓦砾的废墟。
由于火灾发生时，正逢清廷倾覆前夜，火灾的统计比较粗略。不过，从现存数据上仍可看到火灾惨烈的程度。大火从西南到东北，绵延十余里，城内三分之二建筑被烧掉，三千多户受灾，数万人无家可归（《吉林市公安志》），度支司署、财政局、电报局、监狱、官银钱号、医院、图书馆等机关皆被焚毁，各类房屋被烧毁五万多间（《吉林话旧》）全城一千余商户中被焚七百余户（《吉林省档案馆档案》）。——吉林城最繁华的区域大半被烈焰荡尽。
由于这场席卷全城的火灾在中国近代史上也是极为罕见，加之晚清时已有报纸传播消息，故而此次大火也成为世人皆知的一次“火烧船厂”。
吉林城最常见的木制民宅院门和木障子
熊熊天火中的人祸
古人因认识局限，时常把遭遇的灾祸解释为“命理该着”或“因果报应”，久而久之，对于灾祸以及许多降临自身的不幸，渐渐丧失了科学辨识能力，一味怨天尤人。其实吉林城历史上每次大规模火灾，都与消防指挥不力、消防意识差等因素关系巨大。特别是多任最高长官，都像恒秀那样，用愚昧无知支撑用心良善，不从鼓励民间“轻木材用砖瓦”改善防火条件入手，而是花气力于营造迷信风水建筑，把自己应该承担的消防重责交给神仙分担。表率如此因循，一座城市又怎能不火灾频发？
1911年的火灾之所以演变成焚城大火，人祸的因素，特别是官方失职的因素昭然若揭。火灾扑救，最有力的是政府有效组织力量 。在火灾发生后，照例应由官方组织扑救，可着火之初，包括吉林巡抚陈昭常在内的官吏并没有按规定亲临火场指挥，导致许多决策一拖再拖；火势蔓延后，府衙上下官吏又都“各保身家”，使得消防指挥乏力；陈昭常在着火之初，仅派消防队救火，城中近千巡警及军队直到大火蔓延后才被调至城中，显然有麻痹大意、组织失当之责；在消防队和警察在西关救火正急之时，竟被陈昭常全部抽调回公署保护巡抚府衙，这实际上已经代表官方放弃了对城市的救火行动。
火灾发生在吉林城西南角，在火势蔓延之前，按照惯例应拆扒一些房子阻断火道，控制火势。遗憾的是，由于许多住户主观认为这次失火只是小范围灾祸，很快就会被消防队和居民扑灭，如果拆扒房子，自家损失太大，于是借故拖延。而灭火现场没有高级官吏指挥决策，面对一些住户问询，不能给出及时的答复，因而阻断火道的惯例并没有得到遵循，进而助长了火势的失控。
在诸般人祸之中，最让人不齿的是陈昭常本人在火灾时，竟然擅离职守，出城避火。闻知此消息，城内军心瞬间涣散，军警皆各顾各家，城内再无组织救火力量的可能。由于陈昭常等大小官吏的失职，大灾之后的大乱自然上演：省监狱中关押的59名重罪犯人在转移过程中混在难民中趁机脱逃，城周胡匪在夜间窜入城中趁火打劫，一些军警甚至携枪潜逃，参与抢劫城内外百姓财物（《吉林省档案馆档案》及《盛京时报》均有记述）……
天火的无稽之谈终未能阻碍吉林城消防意识的觉醒
火灾过后，在吉林坊间，各种与火灾相关的谣言大肆流行：如火灾惊飞的乌鸦和鸽子，被人有鼻子有眼儿地说成是漫天“火鸭子”放火；有人信誓旦旦说火灾起自河南街路口，是两个人抬来一担纸钱，纸钱落地即起风失火；还有人说牛马行两个白胡子老头卖完火勺和大块糖，火就烧起来了——这是火神爷来“火烧大堂”！这些传闻把起火原因定性为“天火”、“神火”，不仅混淆了视听，替真正的责任人开罪，更为灾后亡羊补牢设置了障碍。
也有一些谣言很有欺骗性和迷惑性，如在1911年火烧船厂的大火中，最为迷信人士津津乐道的，是素有乐善好施之名的吉林巨商牛子厚的住宅和商店竟然得以保全。《吉林乡土志》记载：吉林偶罹大火灾，有乞丐数百，焚香载道，呼天祷神，以祈保全牛宅之财产，果以精诚感天，火延烧至北大街源升庆、河南街恒升庆时，风向忽转，牛家商号无一损失。
牛家房舍保全，在民间影响巨大。坊间传说不仅被牛家后人否定，也被社会主流观点所否定。牛家住宅、商号之所以躲过火灾，乃是“房屋都是砖瓦到顶，高大的墙体本身就能阻止火势的蔓延，又加上大火形成后，气压产生变化……高砖墙下急剧产生了高气压，使风向很快逆转，因此挡住了火焰”之故（《吉林话旧》）。另外牛家住宅和商号中人手众多，火灾发生后扑救较为及时。绝非乞丐烧香使然，更与“牛子厚乃是北海龙王殿前童子转世，故火神亦奈何不得”的无稽之谈无关。
鉴于木制易燃物过多成为失火主因，加之牛家幸免的例证，在火灾过后的重建过程中，不论衙署、庙堂、商铺、作坊，甚至是民宅，所建房屋都采用了封檐式（防火檐）的“三不露”房、“四不露”房。这种檩、朻木料架构不外露的砖瓦房屋在民国后大面积普及，成为旧时吉林民居有别于其他地方的一大建筑特色。
火灾过后，东三省总督锡良及其继任者徐世昌责成吉林地方官吏，必须彻底革除吉林之前易于引火的建筑陋制。因而在重建过程中，吉林地方政府顺势出台一系列具有现代城市管理意识的举措，诸如拓宽街道、禁止木障等引火之物、沿江堤岸不准搭建房屋、建跨街风火墙、开浚水沟、增凿水井、购置射水机等等。火灾之后，社会各界一改求神祈福以躲避火灾的迷信做法，社会各界纷纷创办民间救火组织，其中巡警第五区设立的救火会，各项规章已经比较完备。
随着官、商、民共同努力，民国时，吉林城再现繁荣，城内许多胡同巷陌三合院、四合院鳞次栉比，行走其间宛如到了北京，使得吉林城在一些场合有了“小北京”的雅誉（当然也有吉林城百姓的口音与北京城内口音相似的原因），重建的吉林城甚至被日本满铁调查员描述为“城市典雅美丽，可称为满洲的京都”。
1911年的火烧船厂，是吉林历史上最为沉重的历史记忆，在那炎焰中，没有人计算过到底发生了多少生离死别，却深知有无数爱恨离歌随着降落的烟灰而戛然而止。遗忘让人有了勇气面对远方、跨越过往，但是遗忘也常让世事陷入轮回的怪网。在1911年之后，消防意识有了极大提升的吉林城，虽未再发生过之前燃遍全城的大火，但解放前永吉剧院的大火，以及解放后煤气公司大火、博物馆大火、中百商厦大火，皆为震惊全国的大型灾难。也正因此，面对火灾，关于天火、关于城市宿命的说辞时不时会在坊间隐现。可细究每次火灾起因，无不是因为消防意识淡泊、疏忽大意造成，因而与其纠结那些与“天火”有关的诡秘臆想，不如时常提醒自己提高警惕，以踏实而认真的生活态度杜绝火患——毕竟水火无情，由不得半点差池和懈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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