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表面文字。今天开始为大家带来《左传》故事的分析与鉴赏。《左传》相传是春秋末年鲁国的左丘明为《春秋》做注解的一部史书，与《公羊传》、《谷梁传》合称为“春秋三传”。它是中国第一部叙事详细的编年体史书，同时也是杰出的历史散文巨著。

前言：《左传》出场的第一位国君是鲁国第十四位国君，鲁隐公。

鲁隐公算是春秋时代众多悲剧国君中的佼佼者。他知礼法，一心想做个孝子，却被个“无礼”的老爸抢了老婆；他守礼法，学周公辅助成王，小心翼翼地为年幼的弟弟日后登位架桥铺路，结果反被弟弟杀夺君位。

我今天就来分析分析《左传》中出场的第一位鲁国国君鲁隐公故事，浅析鲁隐公被老爸夺妻、被老弟夺位背后的隐情。

文章的第一、二部分分别阐述鲁隐公被父夺娶老婆、被弟杀夺君位的故事。

而在文章的第三部分将结合鲁隐公的性格和他所处的时代分析造成以上悲剧的原因。最后结尾将浅谈鲁隐公的故事对我们生活的现实意义与思考。

下面开始：

第一部分：一切悲剧的开端——老婆被抢

话说，当鲁隐公还不是鲁隐公的时候，他的老爸鲁惠公准备帮他娶一个叫仲子的漂亮老婆。但那时鲁隐公的夫人刚好去世，眼看仲子长得漂亮，色心大发的鲁惠公二话不说就续娶仲子为正室夫人，光明正大抢了儿子的老婆。

这事情说起来简单，却隐含了很多春秋时期的时代特征，下面我们一一分析。

首先，这种夺娶儿媳的事情不仅在今天，哪怕放在先秦时期也是非常不耻的。

《礼记·曲礼上》中说到：“夫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麀。”麀，就是母鹿；“父子聚麀”是比喻父子同一个老婆，这种行为在反映先秦时期社会道德准则的《礼记》中被认为是禽兽般的“无礼”。

但众所周知，自从烽火戏诸侯与犬戎作乱之后，周王室威信和势力一落千丈。随之而来的后果，就是这种由周王室威信和势力所维系的礼乐制度，对社会各阶层尤其是诸侯的约束力也大不如前。

于是，失去了约束力的礼乐制度，频频受到一些胆大之人的挑战。

烽火戏诸侯，指西周时周幽王为褒姒一笑，点燃烽火台戏弄诸侯

比如，咱们这位鲁惠公就直接挑战过周王室的权威，僭越礼乐制度。

古代礼法中最为讲究的就是祭祀和刑罚，对天子、诸侯都各有严格规定。而当时身为诸侯的鲁惠公想用天子之法来祭祀，甚至还光明正大地向周天子递交申请书——这就相当于向警察预告自己犯罪，是公然挑衅行为。

周天子一看，心想：“有没有搞错！你鲁国是周公的后代，礼法都是你祖先制定的。你竟然还做些这样的事情。”于是大笔一批“不同意”！

鲁惠公气啊，我尊重你周天子才告知你，又不是咨询你意见，真以为我不敢，于是故意用天子礼祭天。结果呢？结果就是鲁惠公都做到如此地步，而周天子也只是谴责几句，并未有任何实质刑罚行动。

从公然对抗天子这件事，我们大概可以看出鲁惠公的性格，他即便不是一个胆大包天、肆意妄为的人，但至少不会是一个安分守己的老实人——这类人别说在礼崩乐坏时敢挑战社会规则，哪怕是在周王室尚有威信、拳头尚强硬时，他一样敢夺娶儿媳。

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在春秋时期诸侯僭越的礼法甚至已经到了祭祀这个层面，而礼乐制度的维护者周王室也只能象征性地谴责几句，更别说夺娶儿媳这种家庭伦理的小儿科。

因此，礼乐制度成为一纸空文的大环境之下，身为一国之君的鲁惠公真要厚得下脸皮做这些“无礼”之事，最多就是受几句国际舆论上的谴责，而谴责对鲁惠公这种性格的人来说就是家常便饭，更何况同时代做同样之事的人也不止他一个。

比如被称为“慈父孝子”的卫宣公：

初，卫宣公烝于夷姜，生急子，属诸右公子。为之娶于齐，而美，公取之。

烝，是与父亲的妻妾通奸之意。

据《左传》记载，卫宣公先是和父亲的女人通奸，并生下了急子。等当上国君后，卫宣公为急子迎娶齐国的女子。但因为这女子长得漂亮，由把她夺娶过来。说到“父子聚麀”的“无礼”，这位卫宣公显然更深谙门道，鲁惠公算不得什么。

还有大名鼎鼎的楚平王也曾夺娶儿媳。

楚平王曾替儿子迎娶秦女，同样因为女方长得漂亮，想纳娶为妃。于是他派人跟秦女说楚有风俗，新娘正式行礼前要先到皇宫拜见公婆。一入宫门深似海，秦女只能暗地里成了楚王妃子。

楚平王，即被伍子胥鞭尸那位

总的来说，人是欲望使然的生物，当失去了客观规则的约束，部分性格保守稳重的人或许还能克制欲望而恪守行为，但选择放纵、随心所欲的人实际上才是主流，因此才出现了一群鲁惠公，而非一个鲁惠公。

更何况，对抗与叛逆是自然天性，越压迫越反抗——这就像一根被重物压着的弹簧，一旦重物变轻，压制的方向就马上变成了反弹的反方向，首当其冲的自然就是变轻的重物本身。

礼乐制度这件重物对诸侯的约束已经历经整个西周时代，当周王室失去强硬拳头来维持其运作后，诸侯反感与对抗首位对象，理所当然是礼乐制度本身。

夺娶儿媳这件事中，主要原因是鲁惠公本身性格，而根本原因是礼崩乐坏的大环境。

接下来的一部分将结合夺娶儿媳一事引发的连锁事件，分析鲁隐公背后的隐情。

第二部分：老婆被抢后的连锁反应——君位被夺

与老爸鲁惠公不同，尽管身处礼崩乐坏的大环境，儿子鲁隐公为人处事倒是非常守礼。

鲁隐公名叫息，又称公子息。

公子息虽然也是国君的儿子，拥有国君继承权，但他母亲声子只是鲁惠公第一任夫人嫁到鲁国时陪嫁的滕女，滕女也就是婢女，所以地位非常低微。

在中国历史中，母凭子贵与子凭母贵的伦理事实是相互依存和转化的。

当大家族中缺乏男性继承人时，生子可以提升母亲的地位；当大家族中男性继承人不止一人时，母亲的地位就决定了儿子的将来。

比如战国时代的秦王孙异人——正因为秦王儿子众多，秦太子又有很多儿子，而这个异人的母亲又不过是地位低微的婢女，所以异人最后落得个送去外国当人质的悲惨命运。

异人，即秦始皇的父亲秦庄襄王，被吕不韦称为“奇货可居”

很不巧，孩童时代的公子息有几个地位年纪都比自己更符合继承君位的哥哥。

等他长大后，虽然几个哥哥都去世了，但父亲夺娶他未婚妻仲子为正室夫人后，生了个儿子叫公子允。

礼法中讲究“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因此正室夫人所生的公子允就成了君位正统继承人，鲁国君这位置也就跟公子息没什么关系。

然而鲁惠公去世，公子允并没有继位，反而是公子息代理政务、执掌君权，是为鲁隐公。

为什么公子息会代理政务？

究其原因是公子允当时年纪太小了。若果由幼君接位，鲁国将会乱糟糟一团，于是鲁惠公临死前就安排公子息暂时代替弟弟接位，并要求等公子允成年后就把君位归还他。

当时公子息心想：“如果我不当国君，这群牛鬼蛇神肯定找别人当。别人当的话怎么可能把君位传回给我弟弟。算了，我忍辱负重，把局面稳定下来后就让位给弟弟。”所以他只好被迫营业。

可以这样说，在公子息看来，他不守礼地接任君位，是为了把君位让给长大后的弟弟以维护礼法——颇有周公辅助成王之风。

周公辅成王（东汉武氏祠画像石拓片）

鲁隐公甚至连国君登位的仪式也没有举行，接位后勤勉为政，专心为弟弟铺路。

据《左传》记载，隐公元年就和邾国结盟于蔑，和宋国结盟于宿；隐公二年又与戎结盟于唐，与纪国联姻，同年击败宋国于黄。

在国君权力交接之际，鲁隐公算是“立而求成焉”，并且也能不忘初心，依旧恪守礼法。

我们可以从《左传》中几件事看出来。

第一件事是鲁隐公为父亲鲁惠公改葬，《左传》中记载：

冬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公弗临，故不书......卫侯来会葬，不见公，亦不书。

中国传统丧礼中丧事的主持人有着明确的规定——旧时丧礼以死者嫡长子为丧主；无嫡长子，则以嫡长孙充任。

在为鲁惠公改葬时，鲁隐公因为身份问题，不敢以丧主的身份到场哭泣，以至于卫桓公来参加葬礼都没有见到他——这对鲁隐公来说相当于失去了一次向国际社会证明自己君位合法的机会。

另一件事同样是关于丧礼，不过这次轮到鲁隐公的母亲声子。

据《左传》记载，身为国母的声子去世后，鲁隐公没有发讣告给诸侯，安葬后也没有回到祖庙哭祭，更没有把神主牌放在婆婆神主的旁边。以至于后世甚至没有记载她的姓氏，只因为她是国君的生母，所以才称为“君氏”。

从上面的事迹可以看出，鲁隐公在礼乐制度的问题上与他父亲鲁惠公截然不同的态度和处理方式。

选择这种态度和处理方式与他本人的性格有莫大的关系。

鲁隐公画像

一个人的地位低微，要么就拼命奋斗往上流动，要么就安分守己维持生存。

婢女出生的声子对她儿子鲁隐公的教育一直都属于后者，所以鲁隐公从小就养成了一种逆来顺受的性格，在大事面前一向都比较随和温顺，往往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去处理问题。

这样的驯羊性格，加上成长于西周宗法礼制传统较深的鲁国，成年后鲁隐公对礼乐制度的态度自然是遵守、顺从甚至有限的维护。

因此当他老爸鲁惠公夺娶他未过门的妻子时，他虽然看到鲁惠公这种行为违背了礼乐制度，却选择性地认为顺从父亲安排的行为是遵循“父父子子”的规则，并没有站起来反抗。

因此当他被迫代理国政时，明知自己已经违背了“立子以贵不以长”的继承制度，却选择性地认为自己在维护弟弟的君位继承权，也没有站起来坚持到底。

这不仅表明了他有维护礼乐制度的倾向，更说明他逆来顺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处事态度。鲁隐公的驯羊性格本来是为了可以安分守己地生存于礼乐制度下。但很可惜，这种性格同时让安分守己的他丧失了寻求突破常规的可能。

于是，被蒙蔽了双眼的鲁隐公，根本没看清他所顺从的礼乐制度已经失去主导社会的能力，依旧顺从礼乐制度的他，就相当于以个人力量在大环境中逆流。

因此，鲁隐公恪守礼法虽然与周公辅助成王一事类似，但并未换来周公一样的好结局，反而死于礼崩乐坏的大环境。

《左传》中记载到，隐公十一年大夫公子挥向隐公献媚，建议他杀死公子允，正式接任君位。隐公说：“先君有命在前。我是因为公子允幼小才代理国政。现在公子允已长大，等我把菟裘这个地方打理好，就国政交还他。”

公子挥看献媚不成，担心公子允听到自己的话而杀他，于是向已经长大成人的公子允污蔑隐公想正式接位。最后公子允联合公子挥杀死鲁隐公，自己接位，是为鲁桓公。

鲁桓公画像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鲁隐公当政十一年，依旧把那个曾经抢他女人的老爸的话放在心上，而且确实是想把君位还回弟弟。

但这一次，在大环境的影响下，鲁隐公那种驯羊性格终于害死了他。

首先是鲁隐公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弟弟跟他一样会恪守礼法，殊不知大环境已经是礼崩乐坏，导致他没有提前让位或下狠手以处理弟弟公子允的问题。

其次是面对已经明显违背礼法的公子挥，依旧采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没有坚守礼法原则，放过公子挥——要知道，此人在鲁隐公在位期间多次违反君命，但鲁隐公一直都没有处理。

可以这样说，鲁隐公招致两个悲剧的原因，环境反他，性格害他。

第三部分：鲁隐公悲剧的两大原因——环境反他，性格害他

如题所示，这一部分在我将综述一下看来鲁隐公的悲剧的外在和内在两个原因。

前面两部分我都有强调到，鲁隐公的守礼在礼崩乐坏的大环境格格不入是导致夺妻和夺位的根本原因。

所谓的社会规则都是由拳头硬的人订立的，无论道德准则还是法律法规，这是亘古不变的定理。

东周初期周王室的衰落，诸侯的实力逐渐超过天子，意味着维护东周时期社会规则的拳头已经不够硬。

没有足够硬的拳头，所谓的社会道德准则当然就不起效用，这种社会规则不起效用的现象就是礼崩乐坏。这正是鲁惠公们敢僭越礼法、夺娶儿媳的根本原因。

同样地，礼崩乐坏的大环境，滋生出敢违背先君之命的大夫公子挥，又熏陶出觉得杀兄夺位没有不妥的鲁桓公，最后联合杀死了鲁隐公。

孔子在编《春秋》时，特地选了不上不下的鲁国第十四位国君鲁隐公作为开篇，其实不仅是为了说明春秋时代礼崩乐坏对社会的破坏与负面影响；更重要的是强调当时的大环境下“王道哀，礼义废，政权失，家殊俗”的社会现实亟需一套强而有力的社会规则来稳定秩序，停止混乱，恢复民生。

《左传》开篇

面对这种渴求，生活在西周宗法礼制传统较深的鲁国的孔子，自然而然诉求于周礼复兴能继续保持社会的正常运作，只是后来证明了过去式的社会规则并不可行

——毕竟，大环境中逆流，非人所能。孔子是如此，鲁隐公也是如此。

说到大环境中逆流，就得谈谈鲁隐公性格。

正如上文所说，当大环境下，对诸侯的已经约束数百年的礼乐制度崩坏时，遭受反抗的首当其冲就是维护和顺从礼乐制度的人。

低微的庶子出身和鲁国的成长环境让鲁隐公养成了驯羊般的性格，这使他习惯性地安分守己，更让他在社会变更的大环境中错误判断了形势，依旧选择顺从于礼乐制度，奢求能够安稳地生存，使自己成为大环境下的异端，直接招致失败。

这就导致鲁隐公执政鲁国时，不但没有约束好下属，更没法保护自己，处于政治漩涡中心的他最终沉没也就理所当然了。

总的来说，鲁隐公成长于礼乐制度尚有效用的时期，这与他的出身共同促成了鲁隐公的驯羊性格。而鲁隐公长大后，他的驯羊性格遭遇礼崩乐坏的时期，于是在大环境反他的根本原因之下，驯羊般的性格当然就害了他。

结尾：大环境下的我们，是坚守还是改变？

坚守还是改变？我们先认清坚守对人的影响，就能理清两者的关系。

当一个人所坚守的规则与方向是主流时，那么他的顺从是顺势而生，相对于以往的主流来说就是改变；当一个人坚守的规则与方向已经不是主流时，那么他的坚守就是倒行逆施，相对于如今的主流来说就是坚守。

因此可以得知，坚守和改变实际上只是不同大环境下的坚守所形成的后果，两者相互转化和依存。

坚守、改变从来都不是单独存在的。

电话出现后，有人认为电话的语音沟通转眼消失，不及实体信时的字字印记，但也有人顺应大势发明了手机，将坚守的文字与改变的语音融于一体；微信的诞生，有人纠结于微信文字聊天过于冷漠，不如手机聊天的声情并茂，却看不到微信视频、表情包让沟通娱乐多元化。

放到本文一直讨论的问题社会规则来分析。每个时代都有一套保证社会有效运行的机制（道德或法律），而到了时代变迁、大环境交替的时期，因为维护机制有效运行的权力机构已经失去势力，当然会让原有的机制失去效用，招致社会混乱。

孔子在社会混乱时期选用倚靠旧的礼法，最后宣告失败，这就是倒行逆施的结果；后世吴起、商鞅、李斯为代表的法家延续了孔子对社会混乱的担忧，改为“治乱世用重典”的这般新的社会规则，并让国家强盛起来，而一直沿用法治的秦国更成为最后的赢家，这便是大势所趋、与时俱进、时势造英雄、识时务者为俊杰——但这一切都依存并蜕变于孔子对坚守尝试。

孔子画像

历史证明，每一次的社会变更都是在坚守与改变的博弈之间前进。

而这种前进就体现在一点点改变着我们的社会规则，比如抖音让我们出现对音乐播放方式的讨论，同时也变得重视音乐版权。

因此，一切的坚守与改变都有存在价值，无论是你眼中的老古板还是弄潮儿，他们都为时代的变化作出了更多的尝试。

但旧规则的殉道者和新时代的宠儿？你更愿意选择哪种？我选择后者。

毕竟，大环境中逆流，非人所能。孔子是如此，鲁隐公也是如此。

左丘明.左传（上卷）.中华书局，2012.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一册）.中华书局，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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