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嵇康之死分析魏晋六朝的隐逸之风

引言:

隐士是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一股清流,他们一般都是政治失意的产物。在治理地方和入朝参政的过程之中,许多人没能够达到自己心中所期望的那种目标,在努力无果之后就选择了与世界相隔离,进入一种独人生活状态,通过自己的劳动力养活自己,当然也有一些人是因为厌倦了红尘之中的纷扰,比较向往古人们小国寡民的生活。这些和国家编户齐民毫无牵连的人都叫做隐士,他们是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之中的一个特异现象,少部分人掌握着绝大部分平民所无法涉及的精英知识,但最终结果却只能老死山中。像这种现象的广泛出现是在汉帝国统一疆土破灭之后。那个时代的人们对于修齐治平开始迷茫,纷纷遁入山中。

书法家钟繇的幼子钟会,出生书香门第,还从小就被人断言将来是一个非比寻常的人。确实钟会的才能不浅,成年后就擅长玄学,二十岁时在外界的名声就能够与玄学创始人周易研究家王弼相提并论。

在众人追捧和夸赞长大下的钟会也为自己的才识而骄傲,一日他带着自己编撰的一本讨论才性的书《四本论》前往当时的名士嵇康府下,想要请他为自己的书壮壮名声。但是到了嵇康的家门口,钟会却迟迟不敢进去,最后他在外徘徊了大半天,还是决定将这本书扔进去,之后撒腿就跑,也不知道嵇康有没有看他的书。多年之后钟会有了名望,特意前往嵇康府邸拜访,没想到受到了冷待。钟会对这件事耿耿于怀,最终凭借着权势杀害了嵇康。

《三国志》记载:迁司隶校尉。虽在外司,时政损益,当世与夺,无不综典。嵇康等见诛,皆会谋也。


从嵇康之死分析魏晋六朝的隐逸之风

嵇康画像图

嵇康的死让魏晋时期的隐士风格发生了动荡,大部分的文人墨客都分为了两个流派,一派更加坚定了隐逸之风,而另一派看到了嵇康的下场,决定走向仕途。

之所以会对当时的隐士造成如此大的影响,还是因为嵇康的名气在外。被称为竹林七贤之一,名号海内皆知,思想超越时代,是魏晋时期的一位风云人物,他的引颈就戮就是魏晋时期选择安逸的隐士最终的结局。本文将从魏晋时期的隐逸之风的源头,饮食的学术爱好和职业生涯的选择三个方面,探讨魏晋六朝的隐逸之风。

一.两汉催生出的魏晋六朝隐士之风

隐士之风并非魏晋前后期才出现,而是从先人那代代传递下来的。商朝末年伯夷叔齐不食周栗而亡,辅佐周王的箕子也是寻求安定而远走他乡。到了两汉时期,隐士风气愈加浓厚起来。

尤其是在西汉末年,王莽对新朝的统治,让当时的文人墨客纷纷选择归隐。到了东汉后期,又有很多文人墨客对宦官专权的影响感到失望,并且对外戚干政的行为也有所不满。

根据《制文集阅史绪论》记载:宦官张让等恣行不法,何进若止,奏诛首恶,则可矣。乃必欲尽杀而后快,斯为巳甚,太后所以不许也。赋召外兵以速乱,则又至愚极谬,宜其祸不旋重。

这种盛行起来的文人隐逸之风,让归隐逐渐成为文人墨客的一种选择,归隐不仅带给文人墨客一层玄乎神奇的滤镜,也是当时斗不过仕官的唯一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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嵇康之死图

二.魏晋时期的学术特点

受到魏晋之际的影响下,很多知识分子开始好清谈,热玄学。他们在清谈风气渐浓的学术氛围之下,开始对老子、庄子、周易进行研究。

根据《道德经》记载"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可谓是对当时学研盛况的描摹。玄学的代表人物便包括何晏、王弼、钟会等人。"

远离官场的隐士也会有清谈的需求,例如竹林七贤的不定期聚会,或者埋头打铁之时的唱和应对。清谈的谈资基本都是源于老庄的典籍记载,这也就决定了维京时期隐士探讨的学术范围都是以老庄周易玄学的研究位一时之间的胜利。这也证明,为什么钟会这么希望自己的书能够得到别人的认可。

从嵇康之死分析魏晋六朝的隐逸之风

竹林七贤图

魏晋时期有两位特别著名的隐士,一位是一直居住在苏门山,花费毕生精力研究老庄的孙登。当时司马昭听闻后,派遣嵇康的好友一同去交谈,劝他入仕为官。但是孙登对此一言不补发,旁人也不好意思再商讨了。

《晋书》记载:籍尝于苏门山遇孙登,与商略终古及栖神导气之术,登皆不应,籍因长啸而退。至半岭,闻有声若鸾凤之音,响乎岩谷,乃登之啸也。

另外一位就是嵇康了,他也拒绝了司马家族的邀请,在学术上创造了多项成就,开创了新的玄学风气。嵇康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界,在老庄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养生论,他以此编著的《养生论》一书,也是中国养生学方面的第一部著作,后来药王孙思邈都从中参考,对中国的医疗养生作出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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嵇康死前独奏广陵散

三.魏晋六朝隐士的最终结果

魏晋时期的隐士,最后都分为两个派别。一派是终身归隐山林,化身成为普通的农民,拒不为官。偶尔会有自己的作品流传出来,但是没有什么大富大贵的机会,一辈子平淡闲适的度过。另外一派隐士则是选择加入仕途,但是往往因为一时利益步入仕途的文人隐士,到了晚年看透官场沉浮后,都会出现为官之人辞官归隐的现象。

例如狂放的阮籍,也是从隐士走上仕途,做了司马懿的从事郎中,之后又成为司马师的门下,在司马师去世司马昭即位后,开始处处小心翼翼。虽然他与嵇康一同成为七贤名士,但得于大将军保全,钟会也不敢对他有所威胁。

隐士从官后,势必会遇到违心委任。这与内心得隐士精神背道而驰,成为重名誉重思想的隐士的一大心结。公元263年司马昭升为晋国公,命阮籍写劝进表,阮籍心中晚班不愿,最后违心写下,仅仅过了一个月得时间就心郁成疾最后郁郁而终。

从嵇康之死分析魏晋六朝的隐逸之风

后世所绘隐士图

除阮籍之外,还有两位嵇康好友也被他的遭遇影响。其中山涛受嵇康的影响,最开始担任司马府的高官,甚至在退休时候还向领导推荐嵇康来继任自己的位置,但是在心理他一直都将自己列为隐士之列。山涛为国尽忠,最后留下了赫赫有名的《山公启事》,山涛从归隐开始,最后又辞官归隐,是竹林七贤中最长寿的一个,和他闲适的心境不无关系。

另外还有一位隐士向秀,原本是和嵇康很要好的朋友,但是在嵇康死后开始担心官权对自己也会有所影响,于是接受司马昭的邀请,担任散骑常侍的职位。

《世说新语》记载:文王引进问曰,闻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对曰:巢、许狷介之士,不足多慕。王大咨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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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涛画像

钟会登门拜访嵇康,受到冷遇后郁郁而归心生不满。最终凭借自己的权势杀害了嵇康。嵇康的死对当时的隐士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隐士再也不能平静咸淡的生存在山野之间,于是纷纷转向仕途以保自己将来生命不会被影响。

结语:

魏晋时期的隐逸之风继承了汉朝的隐士观念,在进入魏晋时期后,受到官场权势的影响,让隐士人人自危。魏晋时期的隐士专注于老庄和养生作为学术方向,但是也有很大一部分的隐士,为了保命选择加入仕途来寻找庇护。

魏晋隐逸风尚的盛行有着其时代的特色,在隐和仕途之间,很多文人都选择了隐,不仅仅是因为时局的混乱使人自顾不暇。也与当时文人少论儒家思想,尚未形成成熟的儒家出仕思想。且当时道家思想和清谈玄学的风气大盛,加上后期佛教思想也参杂其中,促使魏晋隐逸之风多在文人、士大夫中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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