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幾年前，有一家不太靠譜的西方媒體搞過一個榜單，列舉了千年以來世界上最富有的50人名單，其中中國有6人上榜——成吉思汗、忽必烈、劉瑾、和珅、宋子文的名字大部分人都很熟悉，可那個叫伍秉鑑的是何許人也？
老外搞的這類排行榜，娛樂一下可以，較真就沒必要了
伍秉鑑（1769～1843），字成之，號平湖，商名“浩官”，祖籍福建，其先祖於清康熙年間移居廣東，世代以經商為業。19世紀初，伍秉鑑接手家族產業，盡顯經商天才，不僅在對外貿易、房地產、茶園、店鋪等傳統產業上獲利甚豐，同時還在大洋彼岸的美國涉足鐵路投資、證券交易、保險業務等對於當時的中國人幾如天方夜譚般的產業領域。
在當時的美國，唯有印著伍氏專有徽記的茶葉才賣得上高價，受歡迎程度較今日歐美奢侈品牌之於國內的潮男潮女有過之而無不及；大名鼎鼎或者說臭名昭著的英國東印度公司每有資金週轉不靈，向伍氏借貸都是第一選擇，到最後伍氏居然成了東印度公司最大的債權人；在19世紀前期的歐美商界，凡是不知“伍浩官”為何方神聖的，肯定是沒資格混上大場面的小雜碎……
大概在19世紀30年代，伍秉鑑的個人資產達到了2600萬銀元（指西班牙銀元，大概相當於1820萬兩白銀，按當前銀價約等於38億人民幣），相當於當時清政府年財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強。相比後來《南京條約》的賠款2100萬銀元，伍秉鑑堪稱富可敵國，而據說當時的美國首富的資產也只有700萬銀元左右，因此伍秉鑑被當時的歐美商人視為全世界最富有的人。
古代中國從來不是個善待商人的國度，居然能誕生伍秉鑑這麼個“世界首富”也算是怪事一樁。不過要是瞭解了伍氏發家的詳情，就會發現這件事其實也沒什麼可奇怪的了。
從乾隆二十二年清朝實行閉關鎖國政策、僅在廣州“一口通商”，到道光二十二年清政府簽下《南京條約》、被迫開放五大通商口岸的85年間，中國與海外的通商渠道僅限廣州一地。而外國商人在廣州也不能隨便與人做生意，無論他們想購買茶葉、絲綢等國貨，還是銷售洋貨進入中國，都必須經過“十三行”這個具有壟斷性質的中間商（扒一層皮）才行。故此在清朝，廣東十三行成為與兩淮的鹽商、山西的晉商並立的巨型商業集團，積累了巨大的財富，在當時有詩為證：
“洋船爭出是官商，十字門開向二洋。
五絲八絲廣緞好，銀錢堆滿十三行。”（《廣東新語·卷十五·貨語》清·屈大均）
而伍氏的怡和行就是十三行中的佼佼者，伍秉鑑更曾擔任過在十三行中舉足輕重的總商職務——這樣的人物要是不能發大財，那才真是見了鬼。
不得不說，十三行本身就是個畸形的存在，伍秉鑑等行商的財富是建立在沙灘上的城堡
不過中國古代的鉅富好像從來沒有過好下場，伍秉鑑也不能例外。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伍秉鑑因包庇洋商走私鴉片屢遭官府懲戒，哪怕他花巨資捐來了一個三品頂戴也無濟於事，不得不屢屢花錢消災。在《南京條約》簽訂以後，清政府又命令十三行承擔2100萬銀元賠款中的300萬元，其中伍秉鑑就被攤派了100萬元。
不久以後，伍秉鑑就在一片風雨飄搖中病逝，廣東十三行也在十幾年後的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徹底沒落。
其實像伍秉鑑這樣跌宕起伏的人生，在中國古代商人中很尋常，甚至可以說他還算是個幸運兒，命運比他悲慘的數不勝數。
春秋戰國是個百花齊放的年代，也是商人的黃金時代。
華夏民族有著悠久的歷史，而在其中的絕大部分時間裡，我們的民族給人留下的印象是敬天法祖、崇尚禮儀、內斂保守而且循規蹈矩。不過要是把一個民族的歷史比作人生的話，那麼春秋戰國時期就是我們這個民族的青春期，充滿了活力和叛逆，顯得格外與眾不同。
我覺得，狄更斯的那句“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也是一個最壞的時代”其實說的就是春秋戰國
那是一個大動盪的時代，不但朝興國滅似晝夜交替、戰爭禍亂如家常便飯，更是一個民族融合、思想爆炸、人才輩出，各種千奇百怪的玩意層出不起的時代。這其中大部分的思想、人物和行為要是放在千百年後，就算不被當做異端幹掉，也得受到無數人的唾棄，更別提受人推崇擁戴，甚至坐享榮華富貴了。
比如說在此後的兩千多年裡被作踐得不成樣子的商人，就在此時迎來了他們的黃金年代。
最早為商人代言或者說正名的人物是管仲，“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管子·小匡第二十》），首次將商人的地位和作用提高到了“國之柱石”的高度。需要注意的是，無論是管仲還是此後《春秋穀梁傳》中“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荀子》裡“農農、士士、工工、商商一也”，“四民”都不是按照社會地位高低排序的。
繼續說管仲。這位早年從事過經商這一“賤業”的齊國相，把振興商業作為富國強兵的重要手段，最終輔佐齊桓公成為春秋五霸之首：
“桓公既得管仲，與鮑叔、隰朋、高傒修齊國政，連五家之兵，伸輕重魚鹽之利，以贍貧窮，祿賢能，齊人皆說。”（《史記·卷三十二·齊太公世家第二》）
齊桓公與管仲是中國古代君臣相得益彰的典範
扯個閒篇——古時的百業都喜歡找個前輩先賢當祖師爺，比如說木匠的祖師爺是魯班、織戶的祖師爺是嫘祖、廚子的祖師爺是易牙等等。而作為人類最古老職業之一的妓女，她們的祖師爺就比較古怪了，居然就是管仲。這是因為這位管相爺為了斂財做買賣做得喪心病狂，連妓院都不放過，統統改私營為“國營”，似乎讓妓女們過上了好日子。所以齊桓公這位霸主麾下的金戈鐵馬中，偶爾飄出一股子迷魂淫魄的脂粉味兒，也就不怎麼奇怪了。
有了老管這位以商立國而制霸天下的先例在前，在強者爭雄、弱者自存的諸國之間，逐漸不再把經商致富當成擺不上臺面的丟人事，商人也受到了重視，社會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比如“孔門十哲”中的子貢就是個大商人，曾出任過魯、衛的國相；白圭曾為魏相，後來辭官不做下海經商——這種事別說在當時，便是到了20世紀還能成為轟動一時的新鮮事，可人家白圭不但幹了，還幹成了後人口中的“商祖”。
除此以外，像計然、猗頓、卓氏、弦高、刁間這樣的豪富鉅商在當時也是有資格指點江山、操縱天下的時代巨擘，青史中從來都少不了他們的名字。更不用提范蠡這位被後世商人公認為祖師爺的“陶朱公”了，也只有像春秋戰國這樣開放包容的大時代，才能滋生並養育這樣精彩的人物和故事。
相對於范蠡經商的本事，人們對他跟西施間的八卦更感興趣
不過因為某人的出現，便以一己之力將商人這個群體徹底打落塵埃。
呂不韋的“倒行逆施”只是“抑商”政策的引子，“大國寡民”的狀態才是商業環境受限、商人沒有出路的根本。
後人對始皇帝嬴政其實有很多誤解。比如說他好色如命，將數量超過一個加強師的六國美女填充阿房宮供其淫樂；比如說他暴戾成性，又是焚書坑儒又是殺戮大臣，連內侍都不放過，被他閹割了一大片（內侍統統由閹人取代那是劉秀乾的事）；比如說他疑心病病入膏肓，成天覺得“總有刁民想害朕”而做出一些倒行逆施的事情等等。
像秦始皇這樣的人物都深受童年陰影的影響，可見我們要對孩子好一點……
其實這些事情與嬴政的人生經歷有關，其中有兩個人的背叛對他影響最大——一個是母親趙姬，使得他終生不信任女人，那些搜刮來的六國美女更像是嬴政用來炫耀的戰利品而非玩物，他甚至連皇后都沒有立過（當然內侍倒黴也與此有關）；另一個就是傳說中他的“野生”父親呂不韋，令嬴政最不能容忍的就是這傢伙將君王像貨物一樣販賣，觸犯到了他的底線：
“濮陽人呂不韋賈於邯鄲，見秦質子異人，歸而謂父曰：‘耕田之利幾倍？’曰：‘十倍。’‘珠玉之贏幾倍？’曰：‘百倍。’‘立國家之主贏幾倍？’曰：‘無數。’曰：‘今力田疾作不得暖衣餘食，今建國立君，澤可以遺世。願往事之。’”（《戰國策·卷七·秦五》）
政治是一門妥協的藝術，這就意味著當政者要在利益的不斷碰撞、對沖中尋求最佳的平衡點，而非一味的索取。在這一點上，商人與政治家其實很像，只要能得到利益，他們不在意退讓，更沒有什麼不能取捨的東西。
商人從政確實容易出問題，古有呂不韋，今有大統領
但兩者之間最大的不同，就是絕大多數商人只會衡量利益而沒有底線（比如現在某國那位神經質的大統領）。馬克思曾對此有過精妙的論斷：
“一旦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膽大起來。如果有10%的利潤，它就保證被到處使用；有20%的利潤，它就活躍起來；有50%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為了100%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300%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資本論·第一卷·第七篇》）
呂不韋就是這種標準的商人，在他眼中天下無不可販賣之物，哪怕是身為人間至尊的君王。事實上這種想法在春秋戰國時期並不出奇，那些周遊列國遊說王侯的士人在推銷自己的學問和理念的同時，其實也是一種試圖改造諸國與王侯並示之天下的過程，稱之為販賣也不為過。
可是這種特立獨行的“行為藝術”只有在春秋戰國這個特異的時代，才有其成長的空間和存在的價值，當天下歸為一統、四海賓服於一王時，就顯得不合時宜而且大逆不道。
呂不韋在嬴政的心中狠狠的紮下了一根毒刺，使得他以及後來的皇帝對於商人本來就不佳的觀感更加惡劣。不過秦朝實行的廢分封立郡縣，實行書同文、車同軌、統一度量衡，其實是非常有利於商業發展的，不過這一進程隨著秦二世而亡也走到了終點。
漢代秦立國之後，被他們反對過的秦政自然不好再用，又沒有別的先例可循，只好放任自流的號稱以“黃老之術”治國，實際是放任自流。在推崇清靜無為的道家眼中，理想的社會無非就是“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說白了就是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這樣一來自然沒有貨物流通的必要，商業與商人就成了可有可無，甚至讓人憎恨的角色。等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重利輕義”的商人更是成了異類，幾乎成了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
從兩漢到隋唐是一個漫長的小農經濟財富積累的過程，商人缺乏存在的必要性
所以說漢朝的商人是最悽慘的，幾乎沒有任何朝代可與之相比。比如說漢武帝時為了彌補連年征戰造成的兵員不足，曾發“謫戍”之制，多次徵發“天下謫民”、“謫戍”、“七科謫”從軍，那麼什麼是七科謫呢：
“益發戍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置居延、休屠以衛酒泉，（【集解】如淳曰：‘立二縣以衛邊也。或曰置二部都尉，以衛酒泉。’）而發天下七科適，（【正義】音謫。張晏雲：‘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婿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籍七：凡七科。武帝天漢四年，發天下七科謫出朔方也。’）及載糒給貳師。”（《三家注史記·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也就是說祖宗三代以內曾經有過經商經歷的倒黴蛋，都被視為與犯官、亡命之徒和贅婿這種貨色一般無二的渣滓中的渣滓。這些人被徵召後，非戰時要承擔修築道路和營寨城池、屯田耕作、運輸輜重、服侍正兵等苦活累活；戰時往他們手裡塞把破刀子或是木棒子（甲冑什麼的更是想都甭想）便為軍前驅，當送死隊去消耗敵軍的箭矢、陷阱，以血肉之軀遲滯敵軍的刀鋒、馬蹄，好讓正經的士兵（即良家子出身的傢伙們）從容不迫的殺敵。
如果有僥倖未死甚至殺敵立功的“七科謫”怎麼辦？答案是繼續當牛做馬、繼續當炮灰，直到戰爭結束或是死光了為止。
兩漢之後直到隋唐，商人的命運大體都是如此。只不過漢末到唐初這幾百年戰禍不絕，良家子都快死絕了，何況被當做消耗品的商人？所以七科謫儘管逐漸絕跡，並不意味著商人的命運和地位有所好轉。
從漢末到隋唐的幾百年，用亂世二字便可概括——苟活已不易，更遑論賺錢
在中唐之前，“獎勵耕戰”和“兵農合一”等重農抑商的政策大行其道、幾乎被所有的朝代所採納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相對於廣闊無邊的疆土，稀缺的人口（峰值也就在5千萬左右晃盪）造成的生產力水平低下、財富與物資極度缺乏的不具備“貨通天下”的小農經濟，才是商業可有可無、商人無用武之地的根本原因。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就是歐洲——那才是真正的“小國寡民”，無數林立的小國根本不具備自給自足的能力，為了獲取維持生存的物資，除了戰爭掠奪就只能依靠商品交換。因此在歐洲誕生了濃厚的商人政治傳統，商業的繁盛發達與商人的意氣風發在當時的中國簡直無法想象，而這種情形又與春秋戰國何其相似？
相對於春秋戰國時期的大商巨賈層出不窮，兩漢至隋唐的商人成色就差多了，比如秦末漢初的任氏、漢成帝時的樊少翁、資助過劉備的張世平、南北朝的酒商劉白墮、唐朝“破爛王”裴明禮等等，在後世大多名不見經傳。唯一的例外就是西晉石崇，他因與王愷鬥富和勸酒斬美人等無論在古今看來都屬下三濫之流的事蹟而聞名，與管仲、范蠡、弦高等先賢的境界相比簡直有天壤之別，連呂不韋這樣口碑不咋地的傢伙都能甩他幾里地。
兩漢到隋唐有點知名度的商人似乎只有石崇，還是個反面典型
這樣的商人自然不會好下場，身家被榨乾熬盡是必須的，死無葬身之地也活該。
兩宋之後商業發展的環境是有了，但要做不到官商合一，商人還是倒黴蛋。
兩宋之富有不但在中國古代史上空前絕後，哪怕是在上個世紀末之前仍像是一座高不可攀的巔峰——宋朝做到了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就是官方統計口徑的人口和財政收入雙破億，前者在中國歷史上是史無前例的，後者的記錄直到清末才被打破；而根據後人計算，宋真宗鹹平三年，北宋的GDP總量達到了266億美元，人均GDP為450美元，其中後邊這個記錄我國直到1993年才再次打破。
兩宋以後商品經濟大發展的前提是人口的增長以及從土地上解脫出來
這種規模的財富僅靠小農經濟下的日積月累以及千百年來始終堅持的耕戰政策，根本是無法實現的。更別提以兩宋軍事力量之孱弱，發動戰爭去搶劫根本甭想指望，不被人家欺負就謝天謝地了。
所以宋朝創造出來的鉅額財富，只能是靠發展商業來實現的。
由於西夏阻絕了絲綢之路以及政治中心的南移，從宋朝起東南沿海成為了商品經濟最為發達的地區，與宋朝開展貿易往來的國家和地區將近60個，泉州更是成為世界第一大港口和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宋朝商業之繁盛到了以銅錢為主的貨幣不敷使用的程度，不得不先以鐵錢湊數、後來乾脆催生了紙幣替代的程度。終宋一朝，內憂外患不絕，“三冗”（及冗官、冗兵、冗費）問題無法解決，要不是生產力大為進步、經濟高度發達使得政府財政收入之豐厚達到了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程度，大宋朝早就崩了。
而在宋朝的財政收入中，商業收入一度佔到了七成以上的比重。所以要是誰在宋朝推行“重農抑商”政策，就算不被當朝君臣合夥弄死，也得被當成個大傻子拉出去遊街示眾。
如果說宋朝是靠發展商業致富，那麼元朝就是靠搶劫——成吉思汗和忽必烈能成為最富50人之二不是沒有道理的。不過蒙古人也很有學習精神，比如說把南宋的海外經貿繼承得很好，更重要的是遊牧民族本身就沒有輕視商業的傳統，在財富的誘惑下也聽不進去漢儒的嘮叨，所以元朝的商品經濟發展實際上是在宋朝的基礎上更進一步。而且為了發展商業，他們甚至建立起世界上最早的（完全代替金屬貨幣的）紙幣流通制度，甚至為了發行紙鈔蒙古人還發明瞭準備金制度（雖然沒堅持幾天），真可謂用心良苦。
蒙古人幾乎將歐亞大陸打通關，應該搶到不少錢，但查不到具體數字
所以土包子馬可波羅才見到了那個在他眼中宛如天堂的富庶帝國。
不過蒙古人光顧著賺錢，卻不怎麼用心治國，結果元朝不足百年而亡。如果代元的明朝能夠充分借鑑宋元各自的長處、吸取他們的教訓，那麼這個新王朝將會多麼的讓人嚮往和期待？
可惜朱元璋這位開國皇帝固然雄才大略，但是家庭出身、人生經歷尤其是文化素養上的缺陷，使得他比起那些出身權貴或是受過系統宮廷教育的前輩同行，如秦皇漢武、唐宗宋祖來，作為一個帝王的格局、眼界、心胸以及高度上是存在著天然的差距。再加上他秉性多疑、猜忌、狠鷙以及無法擺脫貧民式的狡猾和小聰明，使得他經常把前朝的經驗教訓繼承得千奇百怪，搞創新時又動不動的大開歷史倒車，並把這些不靠譜的玩意弄成不可動搖的“祖宗成法”，最終活活拖垮了他創建的帝國。
比如在他造反之前沒少被惡官、奸商欺負，所以恨透了這兩類人。於是當老朱成了皇帝，官員和商人就到了血黴——對於前者，老朱給官吏開出的俸祿之低古今罕見，幾乎到了難以維持生計的程度，貪汙腐敗幾乎成了官員自保的手段，所以有明一朝吏治之敗壞始終無解；對於後者，他不但在政治上壓制、經濟上勒索，無比隆重的給經商蓋上“賤業”的公章，甚至連穿啥衣服都限制的死死的。更有甚者，他完全把商人當成了待宰的肥豬，手頭一緊就宰掉過年。
老朱非常記仇，當年的罪過他的傢伙統統倒了大黴
比如“洪武四大案”中的郭桓案，老朱大手一揮便案件秒破、壞蛋伏誅：
“自六部左右侍郎下皆死，贓七百萬，詞連直省諸官吏，系死者數萬人。核贓所寄借遍天下，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明史·卷九十四·志第七十》）
郭桓貪盜應該不假，被株連的高官也許不冤，“贓七百萬”看上去也不離譜，但是竊以為將那些被當成郭桓同謀的糧商富戶殺頭抄家才是老朱的目的——能一下子搜刮將近全國一年產量的糧食以補國用，朱元璋會懷著非常愉快的心情砍下幾萬顆腦袋的。
食髓知味之後，這種事老朱樂此不疲的沒少幹，幹得最出名的一回是宰掉了一頭名叫沈萬三的超級大肥豬。朱元璋的這個發明創造後來又被繼承和發揚，而且隨著吏治的敗壞挨宰的由商人轉向了贓官，比如劉瑾、比如和珅，都讓當時的皇帝大發了一筆橫財。
說到沈萬三，那麼問題就來了——宋朝的商業如此發達，元朝也不遑多讓，明清雖然經常發神經似的閉關鎖國又缺心眼似的重農抑商，但還是架不住自家的某些萌芽以及外來的某些大炮，把生意做得越來越大。可是除了沈萬三以及前面提到的那個知名度很低的伍秉鑑，從兩宋之始到清末之前，為啥再沒湧現出過像范蠡、呂不韋、石崇這樣的大商人？
答案大概有兩個，一個是“官營制度”，另一個是官商合一。
官營制度在漢朝就出現了，卻是宋朝將其發揚光大——百姓生產生活必不可少、利潤最為豐厚的鹽鐵、茶酒等日常物資被官府理所當然的佔去專賣，官營之外敢有涉足者統統處以重刑。除此之外凡是賣得好、收入高的貨品幾乎都會被官府盯上，然後不久就會被宣佈實行官營，比如白礬、香料等等。相傳位居東京汴梁72家正店（所謂正店，就是取得官方釀酒許可的酒店）之首的樊樓，原名礬樓，就是專門經銷白礬的場所，後來白礬官營賣不成了才改行幹了餐飲業。
所謂官營實為搶劫——價格高質量差供應還不穩定，所以私鹽私茶私酒什麼的屢禁不絕
各種貨物官營成了北宋財政第一創收大戶，比如食鹽專賣在北宋末年達到4000萬貫（相當於明朝中後期年財政收入的10倍），茶葉和酒的專賣同樣獲利甚豐，均在1000萬貫左右（白礬官營後來幹黃了）。
就像現在的國有企業裡出不了首富，就算出了也離刑場不遠了一樣，在最好乾的生意都讓官府獨佔了的宋朝（元明清也差不多，明朝還發明瞭特許專營制度），商人想要出人頭地實在是太難了。
宋朝以後的商人不僅要面臨市場被官營制度擠佔的困難，還要面對一個根本惹不起的競爭對手，那就是官員。
經過晚唐以及五代那個黑暗而且混亂的時代，宋太祖趙匡胤很擔心他所建立帝國成為“六代”，所以他選擇了偃武修文這個辦法來保住趙氏江山。不過對於被削去了權勢的武將，老趙勢必要給些補償：
“帝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所為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卿等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便好田宅市之，為子孫立永遠之業，多致歌兒舞女，日飲酒相歡，以終其天年！朕且與卿等約為婚姻，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續資治通鑑·卷二·宋紀二》清·畢沅）
武將能經商，腦瓜更好使的文官自然不甘落後，於是宋朝成了史上少有的不限制土地兼併的朝代，也成了少數皇帝可以坐視官員大肆經商的朝代。同時，隨著科舉制度的成熟，作為庶族地主代表的士大夫有了能夠跟皇帝“共治天下”的權力，可惜他們的權勢卻無法世襲，只好爭取在錢財上世襲。於是從宋朝以後，幾乎所有高官（或其親族）都開始經營產業。
趙匡胤的杯酒不僅釋了兵權，還釋放出一頭名為官商合一的怪物
所以在那些年代沒有現在意義上的“官商勾結”，因為那時候的官就是商，商也是官。
所以宋元明清這些朝代的“首富”不再是商人，而是官員。這些官員的代表，就是登上最富50人榜單的劉瑾、和珅。
而那些“純粹”的商人，則要麼成了那些甘做隱形富豪的官員們擺在檯面上的代言人，要麼通過投靠、賄賂官員獲取政治保護以維持他們的產業——這樣的商人無疑是極為脆弱的，也是極易被摧毀的。
像伍秉鑑這樣的行商，是依靠清政府賦予的壟斷性政策才得以發家暴富——這種政策是怎麼出臺的、他是如何拿到手的、又是怎樣維持屹立不倒的，這其中的故事恐怕一本書都說不完，又可能寫一頁紙都有富餘，這就不是我所能瞭解的了。
不過可以確定的是，哪怕沒有那場戰爭，伍氏家族的逐漸沒落甚至驟然崩塌也是可以預期的。因為幾千年來商人的命運皆是如此，少有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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