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6年前的1644年，现北京景山公园的“煤山”上惊现了震惊全球的“自杀事件”。明朝最后一任皇帝崇祯将他与大明最后时刻的缘分，交给了一棵“歪脖树”。
据说，当时这一噩耗传到一位苏州读书人的时候，他竟痛哭流涕、寻死觅活。这位书生先是嚼咬碎瓷片，未遂。之后又是投江，又是上吊，即使自身性命被好心人挽回为安，其依然不得安分，最终还是选择绝食含恨而亡。
“春江水暖鸭先知。”“文化人”在一个社会当中，总是充当着那个最具敏感神经的“鸭子”。
电视剧《大明风华》宣传照
对于“大明王朝”的效忠，成为一代知识分子一丝倔强的坚持，他们成为历史上最后一个汉王朝的“良心”。创作“三言”的冯梦龙在清军南下时以“古来稀”的高龄绝击于清，不幸地被清军杀害。撰写“二拍”的知名作者凌濛初在抵抗李自成军队的战斗中“捐躯赴国难”，被杀害的时候已为60余载。
明朝的读书人，对大明王朝竟有如此之不舍。资本主义萌芽、科学技术的空前发达、郑和下西洋、航海技术的广泛应用，像是一幅西方印象派的油画，以其绚烂瑰丽的色彩为这些知识分子所铭记。
科教兴国
明朝创立初期，统治者开启了封建王朝继续前行的“复兴农村计划”，这一计划不仅创设了传统中原地区甘薯和玉米等高产作物填补农业结构的空间，还使南方松江地区200万亩的垦田中占一半以上的比例种植棉花，实现了《天工开物》所言的“十室之内必有一机”的“江南奇迹”。
农村、农业、农民的关系得以较为合理的整合梳理，成熟的自然经济体系又为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发奠定了充分的物质基础。16世纪之后的明朝，民营作坊增多，市场繁荣，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得到了显著的提升。
历任斯坦福大学历史系教授卜正民（Timothy Brook）在《纵爱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对明朝农耕文明的振兴有其“浓墨重彩”的学术关涉：“明代中国变成了一个商业世界，不仅蔑视王朝初期洪武皇帝所竭力恢复的农业秩序，而且还借助了这种秩序的恢复。”
明朝人的服饰
经济上的繁荣客观上呼唤着科技的进步和发展。纵观历史，明朝属实是一个“科教兴国”的朝代，这是一个路人皆知的“常识”。更为可贵的是，科技的提升并没有令大明王朝的统治者陷入“逢强必霸”的“大国沙文主义”，还让这种对科学技术孜孜不倦追求的精神得以“微观化”和“私人化”的弘扬。
明朝的社会风气开始呈现出中国封建王朝中难得一见的“尊贤重技”的良好风气，“科学技术”被提升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战略高度。王锡阐，字寅旭，天文历算学家。即使生于明末，他也未对清朝事务保有幻想。在清军南下之际，他似乎也在效仿文前所提及的那位读书人一样，投河自尽，以表忠心。顾炎武不吝对其赞誉，仰天感喟道“学究天人，确乎不拔，吾不如王寅旭。”
传统的历史学家习惯采用“明清”两朝一并研究的“套路”，将封建王朝归为“尾声”。但是就科学发展和对科学人才的崇尚方面，明朝和清朝简直是“两个故事”。
明朝朱棣和清朝康熙
基于此，一些历史学学者认为，康熙时期的科技即使也出现过“短暂的春天”。清朝皇帝本人固然对西方科学技术有很大兴趣，但和明朝统治者相比，清朝的“知识分子”与科技界人士与西方传教士之间的文化交流相对较少。而明末中西方文化交流更有“群众基础”，更有可能架起中西方科技人文充分沟通的桥梁。
16世纪的中国和世界都走到了一个重叠的“科技语境”下，从上至下对科技的倚重，其实开创的是东西方文明在一个历史转角的“第一次对话”。可惜的是，这样一个具有历史里程碑的对话在清朝走向“末路”，这很大程度上被归结为清军入关后所对中国知识分子创造力的打击程度。闭关锁国的隔绝、文字狱的摧残，让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科技基因”沦为一副无血无肉的躯壳。
“地理大发现”与文艺复兴
在当时的那个“萌芽”与“复兴”为关键词的时代，没有科技的利器如同生猛的老虎失去了爪牙，即便看起来再威严，最终也难免沦为“病猫子”，为众所欺凌。据权威数据显示，从清朝初期到鸦片战争二百余年的时光中，中国几乎没有可与明朝期间相比拟的、具有新的科学精神和科学见解的著作。
在这种情形下，贵族阶层、知识阶层曾经那份“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大丈夫情怀”便在无形之中被错综复杂的等级制度所击打得荡然无存，整个国家的创造勇气和魄力也自然始终地处于一种“难以超脱””的落后状态。法国学者阿兰·佩雷菲特对此亦表达了他最为深切的惋惜之情。他在《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一书中指出，“中国除了具备一个文明的国家政府之外，没有任何办法能使得它成为一个伟大国家”。
传教士在明朝
明朝给中国历史的贡献还有一点莫过于它所开启的“地理大发现”。这一时期，第一部由中国人独立编纂的系统介绍世界地理的专业论著《地纬》横空出世。这一论著不仅详尽地介绍了当时世界各大洲以及中国的地理划分，还拓展至海洋状况和国外的航线。
这不得不说是为中国人习以为常的“世界观”注入了一丝“最前沿的大发现”，中国人以“中原为中心”为天下的观念于此时得以颠覆。明代文人熊明遇对其予以相关评论：“地形既圆......若将山、河、海、陆浑作一丸而看，随人所戴履，处处是高，四面处处是下，所谓天地无处非中也。”
放眼世界、海纳百川，构成了大明王朝的博大气度。《利氏撰于北京》一书对此还给后人讲述了一个温馨的“小故事”。明朝皇帝从传教士那里得到了“世界地图”，但左看右看依然不甚满足，他希望所有明朝的子民都应更多地了解世界。随后，他托付下人多向传教士索要几份世界地图。但那个时候世界地图“供不应求”，皇帝只能建议传教士在一个月之内亲自绘一张更完美的世界地图的刻版，工匠再依照这一刻版印刷数张，供更多臣民传阅学习。
大明风华
中华历史给大明王朝一个极为光荣而又艰巨的历史任务，这一王朝自然地在时间隧道之中承载起中西方文明的对撞和自洽的使命。15、16世纪是西方文明开始萌芽和酝酿的关键时间节点，新航路的开辟、启蒙运动的四处弥散，让地理大发现在东方文明体系又焕发出另外一层新的意义——"天下”除了中国这一“正统”文明之外，还有欧罗巴乃至美利坚。
中西方文明的对话在明朝交汇，驱使中国从上到下的“文化人”在思想维度上有了新的拓展——既然中西方文明两者均为客观之存在，那么中华文明之中的“野蛮”与“文明”更无须严苛鉴别，这造就了明朝呈现出来的“大国气象”——兼收并蓄、求同存异。
瞿式毂的《职方外纪小言》开启了将地理和文化结合在一起来探究的尝试，其以更客观冷静的视角改变传统中国对于“夷狄”和“诸夏”的区分。地理大发现及相关科技发展的扩展，最终成功地将中华文明定格为海纳百川的豁达。
思想界的革故鼎新
郑和下西洋便是“海纳百川”大国风范的典型范例。与传统历史学说不同的“真理”是，郑和下西洋不但没有造成国家财政危机，反倒还使明王朝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明代史学家王世贞对此评价为，“（郑和下西洋）所奉献及互市采取未名之宝，以巨万计”。明朝政治人物严从简亦不吝美誉：“又自永乐改元，遣使四出，招谕海番，贡献毕至。奇货重宝，前代所希，充溢库市。贫民承令博买，或多致富，而国用亦羡矣裕。”
至于郑和下西洋为何演变为“政治威权有余，而经济盈利不足”的刻板成见，恐怕更是源于“人为之操作”。据悉，当明宪宗向刘大夏等文官索要郑和下西洋的相关档案资料时，他们怀着个人意欲获利的“私心”把档案史料藏匿了起来。在这些文官看来，如果皇帝认可了大明下西洋的积极功绩，基于海外贸易而产生的利润便被国家享有，个人即使从中获利，也摆脱不了重新被收回的“宿命”。
明朝经济之繁盛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其开明包容的海外贸易政策，这成为很多人所难以理解的“历史奇观”。学者李隆生经调查后发现，“若取各家平均，则明季由日本流入中国的白银为1亿7000万两，西属美洲流向中国的白银为1亿2500万两，合计2亿9500万两。所以，整个明季由海外流入的白银可能近3亿两”。
经济的开明、科技的发展，无疑给思想文化提供了一种新的参照和促发。中西方人口和货物相对自由的流动让中华文明在明朝这一历史端点发生了几些变动。李贽主张“革故鼎新”，以孔孟传统儒学的“异端”而自居。倡导“知行合一”的王阳明更是将“个人主义”的端倪注入到大明王朝的文脉血液之中。
王阳明
文学领袖袁宏道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将“公安派”之风吹拂至四面八方。崇尚“惟其时之所宜与民之所安”的张居正，将“依法治国”的思想雏形添加到明朝统治者治国理政的“公文包”中，不可谓不领先全球诸国矣。
明朝的文学家和思想家敢于对传统儒学提出某些质疑和改良，成为当时读书人独立人格养成的关键一环。民国学者刘大杰认为，“晚明和五四时代的新文化运动，精神完全相同”。
历史错位
更为可贵的是，明朝思想家的这种“启蒙运动”通过中西方贸易与文化的交流波及到西方世界，成为欧美诸国之民主自由的“思想武器”，助利于他们尽可能地发现一条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路径。
西方学者莱斯利·斯蒂芬在其《从中国人那里借来的议论》中提及，“英国的自由思想家，信奉自然神权，全是用中国人的议论向传统的基督教徒进攻”。重新得以调整和升级的“儒学”竟也跨越一时一地之局限，漂洋过海地席卷全球。休谟更坦言道，“孔子的门徒是天地间最纯正的自然神权的信徒”。
这里有个千古疑问，即是看似具备同样的先天条件，西方社会为何比以明朝为链接的“东方故土”更早地“接触”到工业文明的机缘。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给出了一些重要的思考。对此，他在经典历史名著《封建社会》中谈到：“外部游牧民族所造成的灾难以及各民族的大迁徙运动，已经塑造了历史的主要框架。此后的世界几乎只有西欧不受干扰。无论是蒙古人还是突厥人，后来的所作所为都只不过是对西欧的边境有些触动而已。”
英国工业革命
得益于地理原因的便利条件，“隔绝于世”的大英帝国最早地开启工业文明之先河，步入到资本主义国家的行列。同时，那种不同于明朝“兼容并包”的封闭统治格局也进一步地助推了西方各国从封建社会的“母体”中顺利地脱身。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在《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16世纪的资本主义农业与欧洲世界经济体的起源》一书中也强调道，“绝对王权在西欧的兴起与欧洲世界经济体的出现，显然是同时发生的”。相比而言，试图兼容各个族群、各个藩属国的东方王权，反倒缺少了几分实现自我文明质变的“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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