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間有一副廣為流傳的對聯，叫做“宰相合肥天下瘦，司農常熟世間荒”，對聯中的話不一定全符合事實，但一定符合世人疲於生存的艱辛感受，這與兩位朝廷高官籍貫中的一肥一熟形成強烈反差，由此而來的調侃一下子說到了人們的心坎裡。
“宰相合肥”說的是安徽合肥人李鴻章，這個名字能讓人想起一大串不平等條約。李合肥是談判桌上的常客，他在條約上每簽下一次名字，黎民生存的艱辛便會又加劇幾分。相比之下，“司農常熟”所說的江蘇常熟人翁同龢的名氣就小了很多，人們對他的認知多半集中在電視劇《走向共和》中那位掣肘北洋水師軍費的戶部尚書，他甚至因這件莫須有的事被一些人罵成“晚清四大罪臣”之首。
但比這個軍費事件更成謎的，是被說成是李鴻章與翁同龢之間矛盾源頭的“奏摺代筆事件”，這幾乎是二人關係中的一個傳奇般謎團。這事也被一些人吹出很響亮的名頭，叫做“晚清第一奏摺”，他們聲稱這份奏摺中出現了“頂級權謀話術”。
這份肇事的奏摺叫做《參翁同書片》，彈劾的對象正是翁同龢的大哥、時任安徽巡撫翁同書。
翁、李之間的誤解：經不起推敲的“奏摺代筆事件”
常熟翁家是翰墨詩書的官宦世家，翁同龢的祖父和父親都曾出任學官，在官場上的關係網相當雄厚。尤其是其父翁心存在京做官40年，先後做過工部、刑部、兵部、吏部四部的尚書，後來擔任上書房總師傅，是咸豐、同治的兩朝帝師，最後又成為體仁閣大學士，幾乎坐遍了文官們夢想中的所有美妙官位。
那麼翁同書本身是封疆大吏，又有這麼一個鍍金的強大保護傘，是誰敢上奏摺彈劾他呢？答案是曾國藩，曾國藩身為節制蘇、皖、浙、贛四省軍務的兩江總督有著不得不彈劾他的理由。
這事只能怪翁同書自己一錯再錯，當時清軍和太平軍在安徽的戰況焦灼，翁同書身為巡撫先是失守定遠，棄城逃往壽州；後來匪賊苗沛霖攻壽州，翁同書竟配合他逮捕、殺害地方團練鄉紳，事後又對朝廷謊稱苗沛霖是忠義有功之士，相當荒唐。
曾國藩在奏摺中將這些事情巧為陳述，翁同書身為封疆大吏丟城失地，又附逆殺害團練鄉紳破壞皖省大局，最後更是欺瞞朝廷欺君罔上，三大罪責件件都是死罪。
但饒是如此，翁家幾代耕耘畢竟根深蒂固，翁同書這些斬立決的罪狀被判成斬監候（死緩），斬監候隨後被拖成無限期延期，延著延著就被變成了流放（死罪不了了之），最後很牛叉地流放出一個戴罪立功，又混成一個官。如果不是他運氣差自己病死，要不了幾年官位必定又升上去了。
這麼說來，曾國藩的那道彈劾奏摺雖然犀利，卻並不能算多麼大的勝利。當然最重要的是，曾、翁相鬥跟李鴻章有什麼關係呢？為何那麼多人說這道奏摺是他與翁同龢矛盾的源頭呢？因為傳說曾國藩的這道奏摺，是出自李鴻章的代筆。
但這樣的說法其實相當牽強，甚至是太過一廂情願。
先不論這奏摺是否出自李鴻章的代筆，只問一下：曾國藩這種級別的政治動作，其成敗真的是靠奏摺中短短几百字的文字技巧嗎？難道曾國藩當時的權勢地位和背景份量，在這件事中都只是陪襯嗎？再假設一下：同樣是這篇奏摺，如果署名者只是一個普通縣令或知府，還會有同樣的效果嗎？
翁同龢
翁同龢也是在高層政治中混了幾十年的老手，不可能天真到認為是一道奏摺中的短短几百個字幹倒了自己的大哥。所以這事很經不起推敲，再好的文章也只是對普羅大眾有效，即使有人把這道奏摺冠以“晚清第一奏摺”、“頂級權謀話術”的響亮名頭，也難掩這種說法的不合常理，把這個作為翁、李二人矛盾的源頭更是不靠譜。
再來看看這奏摺是李鴻章代筆的可能性有多大。首先，曾國藩自己就是以文章傳世的此中高手，寥寥幾百字並不必要用別人代筆。事實上，《參翁同書片》中的許多語句和論調，已經出現在曾國藩此前寫給河南巡撫嚴樹森、湖南巡撫毛鴻賓等人的書信中。
比如，《參翁同書片》有一句是“不能殉節，反具疏力保苗逆之非叛，團練之有罪”，曾國藩在之前給嚴樹森的信中則有極為類似的一句：“既不能引決殉難，反具疏力保苗逆之非叛，團練之有罪”。再比如，《參翁同書片》中說“其上年正月奏稱苗沛霖之必應誅剿……逮九月壽州城破……則力表苗沛霖之忠義”，而曾國藩在之前給毛鴻賓的信中亦有類似的表述：“往年屢保苗沛霖之忠良，今春屢劾苗沛霖之叛跡”。
由此可見，曾國藩對翁同書的彈劾是經過長時間醞釀的，絕不會是一時的起意，《參翁同書片》也不是一時一刻寫成的，而是早已有文字上的積累。
其次，就算《參翁同書片》是由別人代筆，也未見得一定是李鴻章。當時曾國藩的智囊團裡高手多得是，其中就有李鴻章的啟蒙老師徐子苓，皖中名士徐子苓也是筆下有珠璣的文章大家。
而且李鴻章行文喜詞藻華麗，文風婉轉滑膩，與《參翁同書片》的風格有所差距。翁同龢本身就是大學問家不可能注意不到這一點，實際上他所懷疑的那個奏摺捉刀人更偏向于徐子苓，因為翁同龢在後來的日記中有這樣一句：“彈章疑出其（指徐子苓）手”。
李鴻章
更值得注意的是，徐子苓的身份地位完全不能與後來的李鴻章相比，但是翁同龢為難徐子苓了嗎？並沒有，因為他看得很清楚，真正使奏摺起作用的並不是奏摺的行文，而是他大哥罪有實據和曾國藩的強大硬實力。
翁、李二人關係的真相：頻繁的交往和深切的私誼
李鴻章與常熟翁家不僅是往日無仇，而且是大有恩誼。
當年李鴻章考中進士時，其房師是孫鏘鳴，而孫鏘鳴鄉試時是出於翁同龢之父翁心存的門下。所以翁心存算是李鴻章的太老師，而李鴻章則是翁氏的小門生。孫鏘鳴帶李鴻章去拜見翁心存時，翁心存不吝讚譽地說李鴻章將來“功業在我輩之上”。
李鴻章中進士後進入翰林院，翁心存彼時兼有經筵講官、實錄館總裁的身份，對翰林院的實習生們多有教誨。後來身在曾國藩幕府的李鴻章曾在寫給翁同書的信中，提及這些往事時說：“往歲供職詞垣（指翰林院），曾親炙中堂太夫子（指翁同書之父翁心存）渥荷訓誨，銘感弗諼”。可見李鴻章的心中是感念師恩的，他寫這信的時間恰是在奏摺彈劾事件的前一年。
彈劾事過幾年之後，翁同龢乘船送其父翁心存、其兄翁同書的靈柩回常熟安葬，途徑河北南皮時李鴻章恰在當地鎮壓捻軍，他於是“以書至，送百金為贐，秉燭答之”，次日又派去兩艘炮船護行。又幾年後，翁同龢送亡母之柩在回籍途中路過天津，時任直隸總督的李鴻章親往祭奠，並仍派兩艘炮船護行。翁同龢兩年後服喪期滿返京，李鴻章在他路過天津時專門擺酒宴迎送。
在與翁同龢的這些交往中，李鴻章用心備至、禮數週全，並未聞雙方出現過不快。而翁同龢的為人，也未見有“好蓄小怨”的缺點，他對李鴻章的禮尚往來不無應答，乃至是對彈劾事件的正主曾國藩也沒有執於仇怨。
當年太平天國事平後，曾國藩以中興元勳身份再回北京時，翁同龢以晚輩身份去“晤湘鄉相國，無一語及前事”，並在日記中寫下：“忠恕二字一刻不可離，能敬方能誠，書以自儆”。可見，翁同龢並未以私怨混淆公義，不是一個量小氣窄的執拗之人。
他在與李鴻章的交往中也同樣沒有夾帶私怨。光緒六年，李鴻章之弟李鶴章逝世，翁同龢致函李鴻章慰問。光緒八年，李鴻章之母逝世，翁同龢奠百金，並送去輓聯：“八十三年，極人世富貴尊榮，不改儉勤行素志；九重一德，為賢母諮嗟震悼，要全忠孝濟時艱。”
光緒十六年，李鴻章自天津入京後與翁同龢有過多次往來。一次，翁同龢邀請李鴻章飲酒，並請來曾國藩之子曾紀澤作陪，三人“酉初集，亥初散，談笑甚洽”。曾紀澤當年出使沙俄交涉收回伊犁時，當時主張與沙俄“和局萬不可破，戰備萬不可緩”的翁同龢給予了他極有力的支持。
曾紀澤
光緒十八年是李鴻章七十壽誕，翁同龢親自撰寫一副壽聯：“壯猷為國重，元氣得春先”。他是書法大家，但這副壽聯擬成後他初寫了一幅，自感不大滿意又重寫一幅，然後連同緞幛、玉如意等賀禮送給身在天津的李鴻章，足見他對與李鴻章交往的重視。
即使是在甲午戰敗後，李鴻章落魄到住進北京賢良寺，翁同龢也沒有因兩人之間的政見衝突而在私交中摻雜公事，仍與李鴻章在私下頻頻互訪。他在那一時期的日記中，多次寫下“訪合肥長談”、“淝相亦來”、“又拜李合肥晤談”等記述。
那麼傳聞中翁同龢任戶部尚書期間對北洋水師的掣肘，以及在甲午戰前對北洋軍費的剋扣，這些事情的真相究竟是怎樣的呢？政見相左的兩個人為何能在甲午戰後交往如初呢？
強加給翁同龢的黑鍋：掣肘北洋水師和剋扣軍費的真相
對於翁同龢掣肘北洋水師的傳聞，莫過於所謂的奏請停購外洋船械槍炮一事，這後來被誣為翁同龢導致甲午戰敗的罪名之一。
這事出自於戶部發出的一道題為《籌備河工賑需用款辦法六條》的陳奏，內中關於停購船械槍炮的原文是：“邇來籌辦海防固屬緊要，而河工鉅款，待用尤殷，自應移緩就急，以資週轉。擬請飭下外省督撫，所有購買外洋槍炮船隻及未經奏準修築之炮臺等工，均請暫行停止，俟河工事竣，再行辦理。”
當時黃河決口達300餘丈，鄭州、開封等地被淹為澤國。因此搶修河工成為攸關千萬百姓性命的迫切大事，身為戶部尚書的翁同龢先後籌撥白銀900萬兩作為河工款項，但仍然不敷使用。以當時清朝的財政爛攤子，換成誰來管錢都免不了要縮減開支和騰挪救急，所以戶部奏請停購外洋船械槍炮，確實是因為當時遇到了更加十萬火急的事情。
並且這事發生在甲午戰爭的七年前，所以沒理由強求翁尚書放著眼前的千萬人命不救，而去預判七年後的事情。畢竟翁同龢是清朝全國的戶部尚書，而不是北洋水師一家的戶部尚書。
海軍公所，亦名北洋水師提督署
更值得注意的是，清政府在1885年成立了海軍衙門，北洋水師的經費自此之後改由海軍衙門管理。而翁同龢擔任戶部尚書是始於1886年，所以北洋水師的經費調撥除非朝廷特諭戶部籌劃，否則身為戶部尚書的翁同龢是無權過問的，說他以職權掣肘北洋水師實在是太過想當然。
實際上對於朝廷交辦戶部為水師籌撥經費的工作，翁同龢一直是勉力籌措，並未見到他有推諉掣肘的實據。故宮博物院文獻館編印的《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中，就有關於與此的多條史料：
“每遇請款，臣部無不竭力籌維，誠以北洋地居沿海，拱衛京師，圖自強即以固根本也。”
“查北洋歷次報部銷案，多與例章未符，一經奏請，均系照案核銷，臣部並未拘以常格。”
所以有關翁同龢長期掣肘北洋水師的說法，實際上是不成立的，至少是沒有實據的。那麼在甲午開戰前後，翁同龢是否剋扣和挪用了北洋水師的軍費呢？
在甲午戰爭爆發前夕，李鴻章向清政府要求增籌軍費以添募兵勇加強戰備，清政府為此諭令戶部和海軍衙門各籌白銀150萬兩作為戰爭經費。但海軍衙門的表現相當差勁，他們表示：“計六七月內可收回18萬餘兩，適秋冬間約可積50萬餘兩，其餘按數陸續提回應用，以應要需。”這等於是說，海軍衙門大概能趕在戰爭結束前籌來一半的經費，夠扯淡吧。
相比之下，翁同龢所掌管的戶部則在短時間內籌足了150萬兩：
“所有庫存100萬兩，應由直隸總督派員赴部具領；長蘆鹽課、東海關稅8萬兩，由該督就近截留；山東、山西、河南地丁42萬兩，由各該省解赴北洋應用，均勿刻延。”
除此之外，翁同龢在戰爭爆發後改變自己一貫反對借洋債的主張，通過駐俄公使許景澄、海關總稅務司赫德等人向英國匯豐銀行借款600萬英鎊用作軍餉和購械。而至於說翁同龢挪用北洋軍費為慈禧慶壽，則更是對史事真相的黑白顛倒。
當年挪用北洋軍費籌備慈禧壽誕慶典是真，但這事是慈禧本人的意思。而翁同龢所做的是聯合戶部滿尚書福錕，聯名奏請慈禧“停止慶典尋常工程”，並說動慈禧“發宮中樽節銀三百萬兩佐軍餉，制錢萬貫交直隸。”
來遠號裝甲巡洋艦
所以，在電視劇《走向共和》及其類似的論調中，拉翁同龢為甲午戰敗的責任背鍋，至少在軍費這個方面是說不通的，是沒有實據的。事實上，《走向共和》確實是一部有品質的電視劇，但劇中對翁同龢的醜化和對翁、李矛盾的不真實渲染是令人失望的。
真實的翁同龢：一位清廉、正直、硬派的政治家
在文首提到的那副對聯中，以“宰相合肥”來諷刺李鴻章為官、謀私兩不誤，肥了他一己之族，多半是符合事實的。而如果以“司農常熟”來說翁同龢不夠清廉，那就很可能有悖實情了。《老殘遊記》的作者劉鶚曾為營辦鐵路攜銀進京給有關官員送紅包，他了解到翁同龢不愛錢財但酷愛字畫，以為找到了這位翁大人的命門便帶著數十件名跡上門，結果非但禮沒送成，還反被罵作“邪蒿”。
事實上翁同龢確是一位注重操守的清廉之官，他早年就立下“居官只圖乾淨，窮死不怕”的諾言。關於他更多的清廉作風，可以參看《人民日報》刊載過的一篇文章，題目就叫做《翁同龢：一位清廉的政治家》。
而接下去最後要說的，是翁同龢的政治立場。在清末的政壇上，既有帝黨與後黨之分，也有保守派與洋務派之分，更有清流與濁流之分。
身為帝師的翁同龢似乎是帝黨，但他實際上也曾深受慈禧的信任，並本著“調和宮廷，聖孝為本”的原則，為調和帝后之間的關係做過不少努力。在洋務運動中少有身影的翁同龢，又似乎是保守派，但正是他引導了光緒的變法傾向，並支持康有為等人組建的強學會，並在後來被康有為盛讚為“中國維新第一導師”。
準確一點說，翁同龢應當是一位有著開明和務實精神的清流領袖，他在掌管戶部期間為河工籌款、為北洋籌款就是幹實事的例證。他支持曾紀澤對沙俄談判收回伊犁，並提出“和局萬不可破，戰備萬不可緩”的主張，也同樣是相當理性和務實。
即使是他在甲午戰爭中的主戰立場，也不能說是非理性的狂熱。事實上，慈禧本人就是事前神勇、事後慫包的典範，而年輕人光緒更是熱血沸騰不惜一戰，他們之所以主戰也是有數據的支持。當時日本海軍艦艇的總排水量是59000多噸，清朝海軍艦艇的總排水量則超過了80000噸，至少規模優勢是比較明顯的。
甲午戰爭期間清朝與日本的力量對比
而且清軍是防守的一方，海軍是近海作戰佔據了地利人和，所以翁同龢的主戰立場是有著客觀合理性的。更重要的是，以日本人的野心和企圖，如果李鴻章的軍隊爭氣，主戰尚有一線生機，主和則只能是束手任人宰割。
最後再來說說翁同龢與李鴻章的政見衝突，李鴻章是毫無疑問的濁流，所以翁、李二人在政見上產生衝突並不奇怪。但翁、李之所以又能維持著長期的良好私交，這與他們都有一顆幹實事的心是分不開的，比如翁同龢支持李鴻章的洋務，而李鴻章也支持翁同龢參與的維新變法。
翁、李二人在內政上的政見大體上都有著相通之處，他們的衝突集中體現在對外事務上。李鴻章的自我定位是糊裱匠，始終認為自己所能做的“不過以守疆土，保和局而已”，雖然他是一個實幹派，但卻是一個消極的實幹派，他困於自守自保的思想侷限之中，缺少超越洋人、自立自強的理想和勇氣。
而翁同龢則大不一樣，這位帝師仍有著大國上邦的氣概，深受儒家文化薰陶的他卻又並不頑固保守，他既接受洋務運動也積極參與維新變法，他始終沒有放棄為國運的抗爭，他面對西方堅決主戰、逢事必爭，並且遇事不失理性，他支持可行的行事策略和有能力行事的人，而並非是不加選擇、不顧現實地空喊高調。
實際上清末諸多名臣的個人悲劇皆是時代悲劇的縮影，最早的是林則徐，因禁菸和抗英而遭到誣陷和流放。再後來，左宗棠以七十餘歲高齡南下抗法，卻未能伸撻伐、張國威而抱憾病逝。李鴻章則是在簽下《辛丑條約》之後不久，在莫大的屈辱中病情惡化而逝世。
翁同龢的晚景同樣淒涼，他在戊戌政變之後被驅逐回籍，最後在形同囚拘的革職編管中病逝，並在死前留下絕命詩和自輓聯。
絕命詩中說：“六十年中事，傷心到蓋棺；不將兩行淚，輕向汝曹彈。”自輓聯是：“朝聞道，夕死可矣；今而後，予知免夫。”他期望在自己強硬政治立場的背後，所有的酸楚與詆譭都隨著他的死而結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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