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12-19 13:20:59 讀歷見聞

清末民间有一副广为流传的对联，叫做“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对联中的话不一定全符合事实，但一定符合世人疲于生存的艰辛感受，这与两位朝廷高官籍贯中的一肥一熟形成强烈反差，由此而来的调侃一下子说到了人们的心坎里。

“宰相合肥”说的是安徽合肥人李鸿章，这个名字能让人想起一大串不平等条约。李合肥是谈判桌上的常客，他在条约上每签下一次名字，黎民生存的艰辛便会又加剧几分。相比之下，“司农常熟”所说的江苏常熟人翁同龢的名气就小了很多，人们对他的认知多半集中在电视剧《走向共和》中那位掣肘北洋水师军费的户部尚书，他甚至因这件莫须有的事被一些人骂成“晚清四大罪臣”之首。

但比这个军费事件更成谜的，是被说成是李鸿章与翁同龢之间矛盾源头的“奏折代笔事件”，这几乎是二人关系中的一个传奇般谜团。这事也被一些人吹出很响亮的名头，叫做“晚清第一奏折”，他们声称这份奏折中出现了“顶级权谋话术”。

这份肇事的奏折叫做《参翁同书片》，弹劾的对象正是翁同龢的大哥、时任安徽巡抚翁同书。

翁、李之间的误解：经不起推敲的“奏折代笔事件”

常熟翁家是翰墨诗书的官宦世家，翁同龢的祖父和父亲都曾出任学官，在官场上的关系网相当雄厚。尤其是其父翁心存在京做官40年，先后做过工部、刑部、兵部、吏部四部的尚书，后来担任上书房总师傅，是咸丰、同治的两朝帝师，最后又成为体仁阁大学士，几乎坐遍了文官们梦想中的所有美妙官位。

那么翁同书本身是封疆大吏，又有这么一个镀金的强大保护伞，是谁敢上奏折弹劾他呢？答案是曾国藩，曾国藩身为节制苏、皖、浙、赣四省军务的两江总督有着不得不弹劾他的理由。

这事只能怪翁同书自己一错再错，当时清军和太平军在安徽的战况焦灼，翁同书身为巡抚先是失守定远，弃城逃往寿州；后来匪贼苗沛霖攻寿州，翁同书竟配合他逮捕、杀害地方团练乡绅，事后又对朝廷谎称苗沛霖是忠义有功之士，相当荒唐。

曾国藩在奏折中将这些事情巧为陈述，翁同书身为封疆大吏丢城失地，又附逆杀害团练乡绅破坏皖省大局，最后更是欺瞒朝廷欺君罔上，三大罪责件件都是死罪。

但饶是如此，翁家几代耕耘毕竟根深蒂固，翁同书这些斩立决的罪状被判成斩监候（死缓），斩监候随后被拖成无限期延期，延着延着就被变成了流放（死罪不了了之），最后很牛叉地流放出一个戴罪立功，又混成一个官。如果不是他运气差自己病死，要不了几年官位必定又升上去了。

这么说来，曾国藩的那道弹劾奏折虽然犀利，却并不能算多么大的胜利。当然最重要的是，曾、翁相斗跟李鸿章有什么关系呢？为何那么多人说这道奏折是他与翁同龢矛盾的源头呢？因为传说曾国藩的这道奏折，是出自李鸿章的代笔。

但这样的说法其实相当牵强，甚至是太过一厢情愿。

先不论这奏折是否出自李鸿章的代笔，只问一下：曾国藩这种级别的政治动作，其成败真的是靠奏折中短短几百字的文字技巧吗？难道曾国藩当时的权势地位和背景份量，在这件事中都只是陪衬吗？再假设一下：同样是这篇奏折，如果署名者只是一个普通县令或知府，还会有同样的效果吗？

翁同龢

翁同龢也是在高层政治中混了几十年的老手，不可能天真到认为是一道奏折中的短短几百个字干倒了自己的大哥。所以这事很经不起推敲，再好的文章也只是对普罗大众有效，即使有人把这道奏折冠以“晚清第一奏折”、“顶级权谋话术”的响亮名头，也难掩这种说法的不合常理，把这个作为翁、李二人矛盾的源头更是不靠谱。

再来看看这奏折是李鸿章代笔的可能性有多大。首先，曾国藩自己就是以文章传世的此中高手，寥寥几百字并不必要用别人代笔。事实上，《参翁同书片》中的许多语句和论调，已经出现在曾国藩此前写给河南巡抚严树森、湖南巡抚毛鸿宾等人的书信中。

比如，《参翁同书片》有一句是“不能殉节，反具疏力保苗逆之非叛，团练之有罪”，曾国藩在之前给严树森的信中则有极为类似的一句：“既不能引决殉难，反具疏力保苗逆之非叛，团练之有罪”。再比如，《参翁同书片》中说“其上年正月奏称苗沛霖之必应诛剿……逮九月寿州城破……则力表苗沛霖之忠义”，而曾国藩在之前给毛鸿宾的信中亦有类似的表述：“往年屡保苗沛霖之忠良，今春屡劾苗沛霖之叛迹”。

由此可见，曾国藩对翁同书的弹劾是经过长时间酝酿的，绝不会是一时的起意，《参翁同书片》也不是一时一刻写成的，而是早已有文字上的积累。

其次，就算《参翁同书片》是由别人代笔，也未见得一定是李鸿章。当时曾国藩的智囊团里高手多得是，其中就有李鸿章的启蒙老师徐子苓，皖中名士徐子苓也是笔下有珠玑的文章大家。

而且李鸿章行文喜词藻华丽，文风婉转滑腻，与《参翁同书片》的风格有所差距。翁同龢本身就是大学问家不可能注意不到这一点，实际上他所怀疑的那个奏折捉刀人更偏向于徐子苓，因为翁同龢在后来的日记中有这样一句：“弹章疑出其（指徐子苓）手”。

李鸿章

更值得注意的是，徐子苓的身份地位完全不能与后来的李鸿章相比，但是翁同龢为难徐子苓了吗？并没有，因为他看得很清楚，真正使奏折起作用的并不是奏折的行文，而是他大哥罪有实据和曾国藩的强大硬实力。

翁、李二人关系的真相：频繁的交往和深切的私谊

李鸿章与常熟翁家不仅是往日无仇，而且是大有恩谊。

当年李鸿章考中进士时，其房师是孙锵鸣，而孙锵鸣乡试时是出于翁同龢之父翁心存的门下。所以翁心存算是李鸿章的太老师，而李鸿章则是翁氏的小门生。孙锵鸣带李鸿章去拜见翁心存时，翁心存不吝赞誉地说李鸿章将来“功业在我辈之上”。

李鸿章中进士后进入翰林院，翁心存彼时兼有经筵讲官、实录馆总裁的身份，对翰林院的实习生们多有教诲。后来身在曾国藩幕府的李鸿章曾在写给翁同书的信中，提及这些往事时说：“往岁供职词垣（指翰林院），曾亲炙中堂太夫子（指翁同书之父翁心存）渥荷训诲，铭感弗谖”。可见李鸿章的心中是感念师恩的，他写这信的时间恰是在奏折弹劾事件的前一年。

弹劾事过几年之后，翁同龢乘船送其父翁心存、其兄翁同书的灵柩回常熟安葬，途径河北南皮时李鸿章恰在当地镇压捻军，他于是“以书至，送百金为赆，秉烛答之”，次日又派去两艘炮船护行。又几年后，翁同龢送亡母之柩在回籍途中路过天津，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亲往祭奠，并仍派两艘炮船护行。翁同龢两年后服丧期满返京，李鸿章在他路过天津时专门摆酒宴迎送。

在与翁同龢的这些交往中，李鸿章用心备至、礼数周全，并未闻双方出现过不快。而翁同龢的为人，也未见有“好蓄小怨”的缺点，他对李鸿章的礼尚往来不无应答，乃至是对弹劾事件的正主曾国藩也没有执于仇怨。

当年太平天国事平后，曾国藩以中兴元勋身份再回北京时，翁同龢以晚辈身份去“晤湘乡相国，无一语及前事”，并在日记中写下：“忠恕二字一刻不可离，能敬方能诚，书以自儆”。可见，翁同龢并未以私怨混淆公义，不是一个量小气窄的执拗之人。

他在与李鸿章的交往中也同样没有夹带私怨。光绪六年，李鸿章之弟李鹤章逝世，翁同龢致函李鸿章慰问。光绪八年，李鸿章之母逝世，翁同龢奠百金，并送去挽联：“八十三年，极人世富贵尊荣，不改俭勤行素志；九重一德，为贤母咨嗟震悼，要全忠孝济时艰。”

光绪十六年，李鸿章自天津入京后与翁同龢有过多次往来。一次，翁同龢邀请李鸿章饮酒，并请来曾国藩之子曾纪泽作陪，三人“酉初集，亥初散，谈笑甚洽”。曾纪泽当年出使沙俄交涉收回伊犁时，当时主张与沙俄“和局万不可破，战备万不可缓”的翁同龢给予了他极有力的支持。

曾纪泽

光绪十八年是李鸿章七十寿诞，翁同龢亲自撰写一副寿联：“壮猷为国重，元气得春先”。他是书法大家，但这副寿联拟成后他初写了一幅，自感不大满意又重写一幅，然后连同缎幛、玉如意等贺礼送给身在天津的李鸿章，足见他对与李鸿章交往的重视。

即使是在甲午战败后，李鸿章落魄到住进北京贤良寺，翁同龢也没有因两人之间的政见冲突而在私交中掺杂公事，仍与李鸿章在私下频频互访。他在那一时期的日记中，多次写下“访合肥长谈”、“淝相亦来”、“又拜李合肥晤谈”等记述。

那么传闻中翁同龢任户部尚书期间对北洋水师的掣肘，以及在甲午战前对北洋军费的克扣，这些事情的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政见相左的两个人为何能在甲午战后交往如初呢？

强加给翁同龢的黑锅：掣肘北洋水师和克扣军费的真相

对于翁同龢掣肘北洋水师的传闻，莫过于所谓的奏请停购外洋船械枪炮一事，这后来被诬为翁同龢导致甲午战败的罪名之一。

这事出自于户部发出的一道题为《筹备河工赈需用款办法六条》的陈奏，内中关于停购船械枪炮的原文是：“迩来筹办海防固属紧要，而河工巨款，待用尤殷，自应移缓就急，以资周转。拟请饬下外省督抚，所有购买外洋枪炮船只及未经奏准修筑之炮台等工，均请暂行停止，俟河工事竣，再行办理。”

当时黄河决口达300余丈，郑州、开封等地被淹为泽国。因此抢修河工成为攸关千万百姓性命的迫切大事，身为户部尚书的翁同龢先后筹拨白银900万两作为河工款项，但仍然不敷使用。以当时清朝的财政烂摊子，换成谁来管钱都免不了要缩减开支和腾挪救急，所以户部奏请停购外洋船械枪炮，确实是因为当时遇到了更加十万火急的事情。

并且这事发生在甲午战争的七年前，所以没理由强求翁尚书放着眼前的千万人命不救，而去预判七年后的事情。毕竟翁同龢是清朝全国的户部尚书，而不是北洋水师一家的户部尚书。

海军公所，亦名北洋水师提督署

更值得注意的是，清政府在1885年成立了海军衙门，北洋水师的经费自此之后改由海军衙门管理。而翁同龢担任户部尚书是始于1886年，所以北洋水师的经费调拨除非朝廷特谕户部筹划，否则身为户部尚书的翁同龢是无权过问的，说他以职权掣肘北洋水师实在是太过想当然。

实际上对于朝廷交办户部为水师筹拨经费的工作，翁同龢一直是勉力筹措，并未见到他有推诿掣肘的实据。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印的《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中，就有关于与此的多条史料：

“每遇请款，臣部无不竭力筹维，诚以北洋地居沿海，拱卫京师，图自强即以固根本也。”

“查北洋历次报部销案，多与例章未符，一经奏请，均系照案核销，臣部并未拘以常格。”

所以有关翁同龢长期掣肘北洋水师的说法，实际上是不成立的，至少是没有实据的。那么在甲午开战前后，翁同龢是否克扣和挪用了北洋水师的军费呢？

在甲午战争爆发前夕，李鸿章向清政府要求增筹军费以添募兵勇加强战备，清政府为此谕令户部和海军衙门各筹白银150万两作为战争经费。但海军衙门的表现相当差劲，他们表示：“计六七月内可收回18万余两，适秋冬间约可积50万余两，其余按数陆续提回应用，以应要需。”这等于是说，海军衙门大概能赶在战争结束前筹来一半的经费，够扯淡吧。

相比之下，翁同龢所掌管的户部则在短时间内筹足了150万两：

“所有库存100万两，应由直隶总督派员赴部具领；长芦盐课、东海关税8万两，由该督就近截留；山东、山西、河南地丁42万两，由各该省解赴北洋应用，均勿刻延。”

除此之外，翁同龢在战争爆发后改变自己一贯反对借洋债的主张，通过驻俄公使许景澄、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等人向英国汇丰银行借款600万英镑用作军饷和购械。而至于说翁同龢挪用北洋军费为慈禧庆寿，则更是对史事真相的黑白颠倒。

当年挪用北洋军费筹备慈禧寿诞庆典是真，但这事是慈禧本人的意思。而翁同龢所做的是联合户部满尚书福锟，联名奏请慈禧“停止庆典寻常工程”，并说动慈禧“发宫中樽节银三百万两佐军饷，制钱万贯交直隶。”

来远号装甲巡洋舰

所以，在电视剧《走向共和》及其类似的论调中，拉翁同龢为甲午战败的责任背锅，至少在军费这个方面是说不通的，是没有实据的。事实上，《走向共和》确实是一部有品质的电视剧，但剧中对翁同龢的丑化和对翁、李矛盾的不真实渲染是令人失望的。

真实的翁同龢：一位清廉、正直、硬派的政治家

在文首提到的那副对联中，以“宰相合肥”来讽刺李鸿章为官、谋私两不误，肥了他一己之族，多半是符合事实的。而如果以“司农常熟”来说翁同龢不够清廉，那就很可能有悖实情了。《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曾为营办铁路携银进京给有关官员送红包，他了解到翁同龢不爱钱财但酷爱字画，以为找到了这位翁大人的命门便带着数十件名迹上门，结果非但礼没送成，还反被骂作“邪蒿”。

事实上翁同龢确是一位注重操守的清廉之官，他早年就立下“居官只图干净，穷死不怕”的诺言。关于他更多的清廉作风，可以参看《人民日报》刊载过的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做《翁同龢：一位清廉的政治家》。

而接下去最后要说的，是翁同龢的政治立场。在清末的政坛上，既有帝党与后党之分，也有保守派与洋务派之分，更有清流与浊流之分。

身为帝师的翁同龢似乎是帝党，但他实际上也曾深受慈禧的信任，并本着“调和宫廷，圣孝为本”的原则，为调和帝后之间的关系做过不少努力。在洋务运动中少有身影的翁同龢，又似乎是保守派，但正是他引导了光绪的变法倾向，并支持康有为等人组建的强学会，并在后来被康有为盛赞为“中国维新第一导师”。

准确一点说，翁同龢应当是一位有着开明和务实精神的清流领袖，他在掌管户部期间为河工筹款、为北洋筹款就是干实事的例证。他支持曾纪泽对沙俄谈判收回伊犁，并提出“和局万不可破，战备万不可缓”的主张，也同样是相当理性和务实。

即使是他在甲午战争中的主战立场，也不能说是非理性的狂热。事实上，慈禧本人就是事前神勇、事后怂包的典范，而年轻人光绪更是热血沸腾不惜一战，他们之所以主战也是有数据的支持。当时日本海军舰艇的总排水量是59000多吨，清朝海军舰艇的总排水量则超过了80000吨，至少规模优势是比较明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