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說一下這個典故，知道“戊戌變法”的人自然知道“公車上書”這個故事，所以大多數人會潛意識的認為這個典故發生在清朝末期，其實並不是這樣，《史記·東方朔傳》:"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凡用三千奏牘。"《史記·滑稽列傳》載:漢武帝時，齊地人東方朔喜歡古代流傳下來的書籍。他廣泛地閱讀了諸子百家的書，因此學富五車，滿腹經綸。他到長安後，到公車府那裡給皇帝上書，共用了三千個木簡。公車府派兩個人一起來抬他的奏章，才勉強抬得起來。武帝花了兩個月才讀完東方朔的奏章，讀完後龍心大悅，下令任命東方朔為郎官。
典故的意思是指普通人向當權者上書言事。小編故意在標題上加了“清末”也是擔心大家混淆，以為我要解釋典故，其實今天主要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這一小段歷史的真相。
康有為畫像
為社會所公知的“公車上書”事件是朝廷與李鴻章商議與日本議和，被故事的“主人公”康有為得知消息後，命令梁啟超鼓動廣東、湖南舉人，聯合其他各地學子集體上書，痛斥此一賣國和約。結果朝廷害怕造成不良影響，動用強權連夜鎮壓，遂使運動失敗。但經姜鳴、茅海建等學者爬梳故宮檔案、作詳細考證後指出事實真相：當時上書反對朝廷議和，指斥李鴻章賣國的主體，實為朝中以及地方大小官員。他們上書反對者甚多，都察院也多數代奏，因此當時基本不存在“強權鎮壓反對議和聲音”的政治氣氛。
經茅海建先生還原，“公車上書”的真相是：當時上書反對議和的聲音極多，幾乎聽不到支持議和的聲音。而且舉人們的上書也有許多經過都察院代奏傳達到光緒面前的。也就是說“公車上書”的背後是一批堅定反對議和的官員。康有為後來自己寫回憶錄，把自己塑造成這一事件中的領袖，後來許多史家因為他是第一當事人，採信了他的說法，廣泛傳播。所以在這件事情中康有為欺世盜名。
僅僅通過這一件事說康有為欺世盜名可能有以偏概全的嫌疑，那麼盜經一事也是將此人的品性顯露無疑。民國後，康有為曾應軍閥邀請去西安講學。途徑臥龍寺時，康有為看上該寺所藏《大藏經》。因寺中無錢，經書損毀甚多，於是康與住持師父提出購買。兩家商談後，同意康以北京內府佛藏經、哈同園藏經、商務印書館續藏經各一部進行交換。誰知合同簽訂後，康馬上派弟子領兵入寺搬經，不但沒有交換，反而把其餘幾箱經書也一併搬走。此事見報後，西安士紳大譁。當時有對聯稱“國之將亡必有，老而不死是為”，上聯截取《左傳》：“國之將亡必有妖孽”，下聯截取《論語》：“老而不死是為賊”，上下兩聯末字“有為”，一時謂之絕罵。
康有為青島故居
歷史需要的是沉澱，只有在不斷的沉澱中經過後人的探索與考據才能真正的接近真相，“以史為鏡”的前提是歷史的真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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