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公元前359年，著名的法家思想代表人“商鞅”在秦孝公的授意下頒佈《墾草令》，重農桑，獎耕織，正式拉開了“商鞅變法”的序幕。但問題是商鞅在變法之時，不光推行了“重農思想”，與此同時還提出了另外一個“抑商”的主張。也正是這個主張，讓很多人都大為不解，感覺商鞅這是捨本逐末，畢竟“商品經濟”所能獲得的利益是要遠大於“農業”的。然而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重農抑商”卻反而是讓秦國實現富強的最佳辦法。
商鞅示意畫像插圖
正如商鞅自己所說，“農之用力最苦，而贏利少，不如商賈、技巧之人”，他自己顯然也是明白“商品經濟”所能獲得的利益是要遠大於“農業”的，可他還是毅然決然的提出了“重農抑商”的主張，而且極為嚴格。——《商君書·外內第二十二》
據史書記載，商鞅曾明文表示，“使商無得糴，農無得糶”，同時還提出了“貴酒肉之價，重其租，令十倍其樸”的重稅思想。——《商君書·墾令第二》
如此一來，商人不能賣糧食，無法獲得利益，“則商怯；商怯，則欲農”，那麼商人若是還想謀生，也就只能去選擇種地，靠農耕來獲取所需的生存資源。——《商君書·墾令第二》
那麼我們就可以暫時得出一個結論，商鞅無非就是想通過對“商人”的打壓，一方面讓現有的商人轉型，讓他們去開墾荒田，另外一方面則是讓百姓放棄“經商”的想法，繼續去開墾荒田。
換句話來講，商鞅其實就是把秦國富強的籌碼悉數都交給了“農業”，在他的意識裡，儼然只有全國的百姓都去種地了，秦國才能實現富強。
宋仁宗趙禎示意畫像插圖
商品經濟能促進城市繁榮
可商鞅這麼做的“理由”又是什麼呢？就像前文曾說的，“商品經濟”所能獲得的利益是要遠大於“農業”的。而且歷史也向我們證明發展“商品經濟”確實能促進城市的繁榮和發展。
就好比宋朝，其疆域面積不大吧？甚至都沒有實現大一統，而且其軍事實力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要弱於同時期存在的金國、西夏、蒙古等政權，但它卻依舊在中國封建歷史上存在了319年。為歷史的畫卷添上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為什麼？因為兩宋時期雖然疆域不大，沒能實現大一統，但這並不影響其“經濟”的繁榮。諸如宋仁宗趙禎執政的皇佑元年（1049年），“入一億二千六百二十五萬一千九百六十四”，財政總收入已然是達到了上億的程度。——《宋史·食貨下一》
宋太祖趙匡胤示意畫像插圖
而這個時候距離宋太祖趙匡胤於公元960年建立宋朝，也不過將近90年而已，反觀宋朝建朝之初，百廢待興不說，“商旅不行，至虧常課，乃籍其貲產以償”的現象也是頻繁發生，儼然一副入不敷出的模樣，又哪裡有可能達到這上億的稅收數據。——《宋史·食貨下一》
並且據史書記載，終宋一代，非但其領土內部的農業、印刷業、造紙業、絲織業、制瓷業均有重大發展，而且得益於“造船術”的興起，海外貿易也是極為發達。更是和南太平洋、中東、歐洲、以及非洲等50多個國家有著密切的貿易聯繫，
這些案例就足以證明發展“商品經濟”確實能夠促進城市的繁榮和發展。
五代十國群雄並起示意畫像插圖
秦國的政治格局不適合發展“商品經濟”
可問題是秦國跟宋朝所面臨的政治情況不同呀，大家想啊，宋朝之所以能在外有強敵的情況下將經濟發展的如此繁榮。
其實是因為其雖然未能完成“大一統”，但最起碼在“中原地區”是實現了統一了，結束了五代十國群雄並起的混亂局面，而且其疆域也是長期穩定在“雁門山、大茂山、白溝沿線”，所以從某種程度上來講，宋朝也能算的上是一個基本統一的政權。
而中原地區恰好又屬於“資源”比較充裕的地區，這也就意味著宋朝其實是有著足夠的“土地”來提升“生產力”的。同時疆域內部也相對的比較安定。如此一來，也就相當於是為“商品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有利的前提條件。
宋朝商品經濟繁榮示意畫像插圖
其次，“商品經濟”的本質，無非就是“商品”的交換，其本身是無法產生資源的，而宋朝內部環境的安定，無疑就給“農業”的發展提供了一個有利的發展平臺。
那麼通過發展農業，繼而產出發展商品經濟所需要的“商品”自然也就不再是問題了，再加上宋朝發達的“外貿體系”，勢必就會讓這些“商品”的價值再次提升，產生額外的收入。
反觀秦國，春秋戰國時期諸侯割據，各方諸侯為了利益你爭我奪，頻繁的爆發戰爭，那麼首先能夠產生“額外利益”的“外貿經濟體系”就無法建立。
春秋戰國時期的戰爭示意畫像插圖
大家想啊，戰爭的本質無非就是因為利益而產生的“糾紛”，本身各個諸侯國的領土就十分有限，而且數量繁多，那麼“競爭”勢必就隨之而水漲船高，更為激烈。又還有哪個諸侯王會願意用自己的資源去武裝敵對勢力呢？
大家可別忘了，宋朝外貿體系的發達，那也是針對其他“海外國家”而建立的外貿體系，天高皇帝遠的，當時西方國家也並不發達，所以根本就達成不了“遠航”的基礎條件。
再者，前文也說過了，“商品經濟”的本質是“商品交換”，而非“生產商品”，這也就意味著想要提升生產力，生產出更多的商品，那麼最終勢必還是要追根溯源，回到發展“農業”的方向。
發展農業示意畫像插圖
而“商品經濟”所能產生的利益又大於“農業”，一旦推廣“商品經濟”，勢必就會有很多百姓為了利益而紛紛投身於“商品經濟”之中，此消彼長之下，發展農業的“人口基數”自然也就有了相應的降低。
偏偏又無法進行“外貿活動”，這也就代表著所有的“商品交換”行為實則都是侷限於“秦國”有限的疆域裡面，如此一來，也就必然會出現可用於交易的“商品”日益減少，百姓需求量則越來越大的不良現象。
也就是所謂的“通貨膨脹”，畢竟“物以稀為貴”這句話可絕不是說說而已的，換言之，在這種不良困局之下，“秦國”實則是處於“生產力”不斷降低的一個局面，那麼其武裝軍隊的成本自然也就會越來越大，直到最後無法承擔軍隊的消耗。
試問，在這種情況下，秦國的“富國”訴求又該從何談起呢？筆者說的直白一點，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之下，“秦國”實則並不具備發展“商品經濟”的基本條件。也唯有發展以“農業”為核心的“自然經濟”，方能解決這個困境。
商鞅示意畫像插圖
商鞅的“重農抑商”
正如商鞅所說，“民之力盡在於地利矣”，故“市利歸於農者富”，若是想真正的讓秦國實現富國的訴求，那麼首先就必須讓“百姓”富起來。——《商君書·外內第二十二》
而秦國又不具備發展“商品經濟”的條件，那麼也就只能退而求其次，去發展“農業”，繼而等百姓富裕了以後，也就代表著秦國的生產力有了相應的提升。
那麼武裝軍隊的成本也就會有所降低，畢竟不管怎麼說，封建時期的軍隊所需要的，無非就是兵器、被服、糧草之類的基礎物資，對“錢財”一類的需求屬實算不上大。
更何況在當時那個“貨幣制度”都未健全的時代，將士要那麼多錢財又有什麼用呢？套用經濟學的理論，“貨幣”的“價值”，實則就是用於“商品交換”的一種契約和“衡量尺度”，也是必須要以“商品價值”以及“商品數量基數”做背書的。
也就是說，如果市場上沒有商品，那“貨幣”就沒有任何的意義。
秦朝軍隊示意塑像插圖
所以，若是結合秦國當時所處的時代大背景來看，既然秦國要實現“富國”的訴求，那麼同時他就還必須要實現“強國”，必須得有足夠的軍事實力去抵禦敵對勢力的侵襲。即商鞅口中的“出戰而強、入休而富”，相輔相成，又缺一不可。——《商君書·外內第二十二》
這也就意味著秦國只需要通過發展農業提升生產力，便完全可以直接跟“軍事需求”對接，完全沒有必要去讓“農產品”產生額外的“價值”，也就等同於秦國暫時沒有發展“商品經濟”的必要性。
很顯然，商鞅的“重農抑商”舉措，屬實正是可以讓秦國實現富國訴求的最佳辦法。也可以說是唯一的辦法，只有等秦國真正實現了富強，具備發展商品經濟的基礎條件以後，方能通過發展“商品經濟”的方式，讓秦國的“生產力”更上一個臺階。
秦始皇統一六國示意劇照插圖
結束語
簡而言之，商鞅之所以要“重農抑商”，並不是因為他捨本逐末，看不上“商品經濟”所能帶來的豐厚利益，而是在當時的條件下，並不具備發展商品經濟的基礎條件，同時也屬實沒有發展“商品經濟”的必要。
如果強行發展“商品經濟”，勢必就會因為百姓的“趨利”行為而讓秦國遭受“通貨膨脹”的威脅，得不償失不說，甚至還可能會因為“通貨膨脹”而積弊成疾，最終導致秦國被迫承擔被其它諸侯兼併的風險。
“重農抑商”則截然不同，雖然百姓無法獲得額外的利益了，且還需要承擔更多的勞動，但是對整個秦國政權而言，卻顯然是好處多多，生產力的提高，勢必會讓武裝軍隊的成本越來越低，那麼秦國也就有了更多的資源去徵召更多的軍隊。從而讓秦國越來越富，越來越強。
就好比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嬴政之所以能統一六國，顯然與商鞅的“重農抑商”之舉是絕對脫不了干係的，否則秦始皇也就不會繼續奉行商鞅所主張的“法家思想”治國體系了。
這就足以證明，商鞅的重農抑商舉措，最起碼在秦國生產力的提高、以及軍事實力的提高等方面，是具備著極為積極的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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