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冠中先生有部小說曾走紅一時，這部社會學品性更重的小說在相當程度上是對10年來社會變遷的觀察筆記，讀者對這部小說見仁見智，書中提到的帝王師卻讓人感嘆。
因為真正的帝王師是要拐走英雄豪傑的，他們自己也是英雄豪傑，從孔子、墨子、孟子、韓非子，一直到後來的張良、諸葛亮、王通、劉伯溫，都是了不起的人間英雄。
這個源遠流長的東方政治倫理學時斷時續，其內在的精神、風骨最終成為絕響，到今天，在陳先生筆下，帝王師成了一個極不堪的一類人的代表，借用魯迅的說法，他們是不學無術的“流氓”，只會借民族主義、國家主義遮羞。
陳先生的作品讓我想到了我國帝王學的最後一個大家——王闓運。王闓運當得起英雄豪傑的評價，用我們現代人的標籤，他是國學大師，是大史學家、大教育家、大文學家、大詩人、大社會活動家。
這個人坦坦蕩蕩，作家王開林說他的特點是“硬”和“趣”：腰桿硬，膝蓋硬，筆頭硬；有逸趣，有雅趣，有諧趣。這個傳統中國文化孕育出來的巨人，卻因為帝王學的式微命運失去了光芒，他的歷史意義或社會功用也被同時或後來趨新的仁人志士取代。
人們更注重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章太炎一類人物的言行，社會劇變也求變，康、梁們也被拋下，陳獨秀、胡適、魯迅們上場，“五四”新青年上場……
從王闓運的歷史命運裡，可以總結出太多的經驗教訓，既有益世道人心，又有益於文明的重建新生。只是今人看王闓運，多以一己之意來理解。
這種對歷史的謬託知己，單舉一例來說，即人們仍以新舊來給人物貼標籤。在不少人眼裡，王闓運屬於舊式人物，屬於過時的人物。
這種唯新是尚的心理說明鹹與維新、與時俱進一類的時髦仍主宰著我們當代，我們社會因此沉澱不下來什麼厚重的人物，產生不出深思熟慮的知識產品，我們的歷史和現實難以開結“時間的玫瑰”。
對王闓運的誤解還有很多，比如人們把他當做蘇秦、張儀一類的縱橫家，他自己也說過“縱橫計不就”。但實際上如前所述，作為帝王學的傳人，他稱得上希聖希賢的實踐者，他的性格和言行中沒有縱橫家一類的陰柔、刻毒、自私。相反，他有著對天下蒼生的傳統仁愛，也有著明、清以來的個體自覺，他絕不缺乏對民眾個體的關懷。
對有心向學的普通人，他的誠懇、和易是我們今人多未做到的。一個打鐵的張仲颺，因為喜歡寫詩，而被他待若上賓。這樣的故事在當時和後人眼裡，只是增加了他作為大名士的名聲，今人很難會通這種名士心中真正的人性和文字的尊嚴。
我在不少地方說過，由於我國現代性啟蒙的特殊，使得今人難以做這種古今會通的工作。
“五四”前的華夏子民，跟我們似乎是兩種人類族群；即使今天批評“五四”中斷傳統的人，也未能切實地向我們講明古人、舊人跟我們今人、新人之間的關係。事實上，如果我們誠實，我們就應該承認“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不僅體現在東、西之間，也體現在前人和後人之間。
但遺憾的是，人們今天介紹王闓運，多把他當做戲劇化、臉譜化的人物。人們談論王闓運，有拿這樣一個文明或文化的承載者打趣之嫌，或做談資之無聊。稍微嚴肅者，也只是把他當做大名士，而少有顧及他與我們今人的意義。
流氓帝王師在當代的泛濫，正說明我們沒能把王闓運一類的歷史人物當做思想資源的惡果。
要知道，一個生前為各路精英側目或看重的人，一個死後有當時總統黎元洪親作神道碑文，湖南、四川等省均致公祭之文的人，一定有他的重量。
這種重量絕非恃才傲物的名士所可比擬。這種重量級人物，首先是他的道德、文章、事功有益於國家社會，用今天的話說，他的人生堪稱一國國民的典範；或說，成敗不論，成就高低不論，他的人生是一個公民所應努力的人生。用王闓運自己的話說：“求友須交真國士，通經還作濟時人。”
現代人愛把行動、生活跟人類的經典尤其是自家的經典隔離開來，現代人愛更富、更強、更快，現代人總想走捷徑、投機取巧，王闓運卻是一個認真生活的人。這方面，他的認真精神甚至是後來的章太炎、梁啟超都有所不及的。
他少年時並不聰明，得到老師激勵後，“昕所習者，不成誦不食；夕所誦者，不得解不寢”。到15歲時，才開始學有所得，最後終於成為經學大家，即我們現在所說的通儒、大學問家、國學大師。
但這個人即使以名士享譽，以趣味為人稱道，守身卻正大之極，他一生早眠早起，不吸菸喝酒。著書立說也都是自己親筆抄錄，書法凝厚，無一筆苟且，直到晚年的應酬文字都不潦草。
對於學問，王闓運是敬畏的，他要求弟子們不要貪多貪速。因此，他的教育看似遲緩，實則見效快。在人才、文教極匱乏的四川，他出任成都尊經書院院長後，要求學生各治一書，毋貪多，毋不經意。
“順其美，而匡正其不及。暇則習禮，若鄉飲投壺之類，三年皆彬彬矣。”於是廖平、戴光治、胡從簡、劉子雄、嶽森等人才一時稱盛，通諸經，皆有師法，“蜀學”為之興起，流風澤被及今。
在長沙，他的教化同樣有成就，如楊銳、劉光第、楊度、齊白石等人各開生面。
比較起我們當代那些讀經、辦私塾、辦書院的人物，五年十年之久，給我們的印象也只是口號多、主張多，結果少，甚至讓人懷疑他們多是讓自己的學生、弟子們腦殘……可以說，王闓運足以自傲。
讀完以上文字，那些以新舊論人的人，還好意思說王闓運是舊式人物嗎？
王闓運自己其實看出了時世的不同，看出了昔人、今人的區別。
有人問他，咸豐、同治時代，號稱興盛繁榮，他跟當時一流的人物都打過交道，現在民國了，“今之人才，何如曩日？收拾時局，有其人乎？”
王闓運說：“以今視昔，才智殆有過焉。惟昔人做事認真，而今人做事不認真，收拾時局，殆未之信。”
這話移用於當代，仍未過時。
這個認真的國民因此在各個領域都能取得成就，他並非曾國藩等人眼中的書生、妄人，他的才、學、識足以隨時給當政者捉刀，他有機會結交強人肅順，所寫的文字能讓咸豐皇帝歎賞。
這應該是我國傳統文化人的光榮，他們一旦通經明理經世，他們的識見足以代言一國朝政的治道。從蘇東坡，到王闓運，再到清末“最後的狀元”張謇，他們都為皇帝、國運、國是……寫下了一流的文字，以安慰世道人心。
反觀當代，除了評論員、新華體、本刊社論一類的文字，我們再也沒有能力明心見性，再也沒有能力為一個時代和民胞物與立心立命。
這個認真的國民的才學因此只是牛刀小試。
他寫的《湘軍志》被稱為“文筆高朗，為我國近千年來雜史中第一聲色文學”，“是非之公，推唐後良史第一”。
他在同光年間主編和定稿的地方誌有《桂陽州志》、《東安縣誌》、《衡陽縣誌》、《湘潭縣誌》等多種。這些方誌敘述翔實，文筆優美，其中的“山水篇”尤為精彩，描繪景物的風韻不減《水經注》。後人曾評價它們“斂雄才於方紀，納萬變於小篇”，認為“史裁之麗密”超出了同時代著名史家的著作。
他的《湘綺樓文集》中多有傳世之作，民初汪國垣作《光宣詩壇總錄》列他為詩壇頭領，冠於一代詩人之首。
他的經學著作有《周易說》、《尚書箋》、《尚書大傳補註》、《詩經補箋》、《禮經箋》、《周官箋》、《禮記箋》、《春秋例表》、《春秋公羊傳箋》、《論語訓》、《爾雅集解》等10餘種，200多卷。著述之眾，用力之深，影響之大，在近代罕見……
這些成就，在在說明一個通才之國民的人生可能性。
當然，王闓運念茲在茲的更偏於事功。只是時運不濟，他佐肅順無果，勸曾國藩無效，扶丁寶楨有功而未竟全功……
實在是他那個時代，文明的歷史文本非一人所能書寫。那個時代一流的人才濟濟，皆不能以己意支配時世，就在於文明的轉型、新生或重建是一個大於、高於個人的共業。
這個歷史教訓今天仍值得國人記取。我們萬不能以一己之意去判敵我生死，去黨同伐異，去奉迎投機或犬儒。
這方面，王闓運也是有教訓的。比如，他有著我們現代人所說的“知識的自負”，他對第一個出使西方的同鄉郭嵩燾不抱同情，反而譏誚。當時的愛國者謾罵郭，甚至要去燒郭在長沙的房子。
王闓運對郭“中洋毒”的判詞跟愛國者的言行不過是五十步、百步之別而已。從這方面，正說明一個自負者不再能吸收新的思想資源的可怕；王闓運的教訓就在於告訴我們：不管通儒也好、大師高人也罷，都必須時刻牢記人的侷限性，才會少犯錯誤。
當然，王闓運雖然有認知上的盲區，但在做人上仍跟一般人拉開了距離，那就是，他堅持了人性人情高於一時一地的道理。
比如，對他平生第一個知己朋友肅順，他一直有著人情人性的真實，肅順被朝廷捕殺，成為時人心中的“敏感”字眼，人們都避之唯恐不及，但王闓運說：“人詆逆臣，我自府主！”人說肅順是逆臣，是敏感人物，但是對他而言，則為有知遇之恩的人。
這個人物因此從未過時，他仍以帝王師般的如炬目光看著時世的變遷，他跟章太炎合作的對聯：“民猶是也，國猶是也；總而言之，統而言之”（其後，章太炎在上聯後加了“無分南北”四字，在下聯後加了“不是東西”四字），今天仍值得我國民深思。
因此，可以說，王闓運的人生可圈可點者極多，他的一生對我們今人仍有意義，他值得我們去學習。儘管我們並不懂得他們這一類人的心路歷程，但“他們的德行為你難以望其項背，他們的智慧也為你望塵莫及，不是你可以妄自猜度和動輒加以揶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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