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于石
大盂鼎，是我国目前所发现的西周最大的青铜器，鼎高101.9厘米，口径77.8厘米，腹深49厘米，重153.5千克。造型为圆腹、立耳、柱足，鼎身上装饰有饕餮纹、兽面纹。鼎内铸有19行铭文，分2段，共291字。铭文记载了大盂鼎的铸造时间为周康王二十三年，即公元前1003年。
（西周大盂鼎）
1894年，大盂鼎在地下埋藏了近三千年后，从中国陕西省岐山县出土。大盂鼎出土面世之后，在一百年的时间里，经历了诸多人的转手，充满了曲折的传奇经历。先是清道光时期的歧山首富宋金鉴把铜鼎买下，因器形巨大，十分引人注目，鼎很快被歧山县令周庚盛占有，周庚盛又把鼎转卖给北京的古董商人。
宋金鉴在考中翰林后出价3000两白银又购得了宝鼎，在他去世后，宋氏后人以700两白银卖给陕甘总督左宗棠的幕僚袁保恒。袁深知左宗棠酷爱文玩，得宝鼎后不敢专美，旋即将大盂鼎献给上司左宗棠以表孝心。左宗棠得鼎后为谢当年
潘祖荫搭救之恩遂把宝鼎赠给了自己的恩人。此后，大盂鼎一直为潘氏所珍藏。其间，潘祖荫死后，宝鼎交由弟弟潘祖年，潘祖年死后又由儿媳潘达于接管。在经过了两江总督端方的多次威逼利诱，又躲过了日军的多次搜查，抗日战争胜利后，1951年潘氏的后人潘达于把宝鼎（大盂鼎、大克鼎）和收藏的其他文物一块捐献给了国家。大盂鼎为上海博物馆收藏，1959年又转交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从此，大盂鼎成为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大盂鼎第8位接管人 潘达于先生）
大盂鼎之所以宝贵，首先是它的铭文内容非常重要，对于考古学、文字学和历史学等都具有珍贵的价值。
（大盂鼎铭文拓片）
它首先印证了西周人所谓的天命观。西周人认为很多事情都是上天的旨意，西周灭商也是上天的旨意，这个天命观在大盂鼎里得到了印证。接下来就总结，商为什么灭亡的，西周的王说，商人酗酒过度，这个跟历史记载也是相印证，而且他说这个话的目的是提醒盂，要盂引以为诫，可见王对盂是多么的重视，王让盂镇守东方，所以给盂很多的赏赐，给车马、给家奴，一千七百零九人(有的专家认为以上1726人都是奴隶)。因这些事情非常重要，所以盂要纪念这件事，于是就铸了这个宝鼎，并把铭文刻上去，以祭祀其祖父南公。
这些内容对于了解西周早期的历史是极其重要的，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因而，大盂鼎铭文一向为史学家所重视，成为历代史家研究周代分封制和周王与臣属关系的重要史料。
大盂鼎的宝贵之处还在于铭文书法，具有极高的书法艺术价值。西周早期的金文有瑰异、凝重、雄奇恣放、质朴平正等种类，《大盂鼎》属于瑰异凝重这一类，它既瑰丽又神秘，又凝重，故铭文大字体现出庄严的美、凝重的美，在成康时期的金文中，以书法的成就而言，《大盂鼎》是首屈一指的，其书法体势严谨，字形、布局都十分质朴平实，用笔方圆兼备，开《张迁碑》、《龙门造像》之先河，是西周早期金文书法的代表作。加之大盂鼎器形巨大，造型端庄堂皇、浑厚雄伟，故作品更呈现出一种磅礴气势和恢弘的格局，从而为世人所瞩目。
其书法点画线条起笔、收笔皆尖，有些还带有头粗尾细的变化，拿它和商陶文中的墨书、甲骨文中的朱书相比，可以发现此器残存的手写体风格痕迹。浇铸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因为在书制金文的过程中要经过加工修饰，所以与用毛笔在宣纸上书写出来的字会有很大的差异，我们在临写的时候，要透过刻铸的特点去体会它在书写时的用笔。
铭文中有一些字，如“有”“受”“又”“氏”波折明显，这是一种用笔的提按意识，在金文上后来就没有啦，只这个时期有这种提按。这种笔画，就是从商金文到大盂鼎最典型的肥笔“捺刀”，这是手写体的一种现象，它是在刻意地修饰夸张之后，从而成为一种标志性的风格样式。
此后的晋、楚等国鸟虫书，凡是线条做肥瘦变化的作品，也都是以手写体为基础加以修饰而成的。只有明白了这些，我们在临写大盂鼎的时候，才可以避免书写时需要反复描画的弊端。换句话说，也就是临大盂鼎，不可画字，也不能用周中晚期成熟的大篆笔法，要使商、周金文兼收并蓄，正体与手写体交互使用，方圆并出，才可以写出大盂鼎这类风格的神采来。
（“受”字的写法）
在当下书法适应时代发展，正作为一种专门的艺术走向市场，尤其近几届书法国展，广大书法爱好者已经不满足于楷、行、草书这些常规字体的书写，开始将眼光朝向先秦时期的金文。事实上金文的一些书写方式对于后世的书法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引导作用，今天，金文书法又焕发出璀璨耀眼的盛世光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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