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蒼松翠柏的掩映中，福佑寺顯得更加靜謐莊重。百年前的一個寒夜，寺廟後配殿裡，長案一張，青燈一盞，牆上映出一個年輕而挺拔的身影，只見他時而仰頭思索，時而奮筆疾書，冷極了就搓搓手掌，呵上一口哈氣，接著又埋頭書寫起來。
1919年12月18日，毛澤東率湖南公民代表團，冒著嚴寒趕赴北京，住進福佑寺。雖然條件艱苦，但為公開揭露軍閥張敬堯的惡行，傳播驅張消息，爭取全國輿論支持，他決定立即在此創辦平民通訊社，並任社長。
寺廟後配殿既是他們的辦公處，也是他們的臥室，木板架起的通鋪就是床，一張長條香案就是辦公桌。
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平民通訊社自1919年12月22日起，每日印發驅張新聞、稿件150餘份，並向全國各大報社發稿。北京、上海和漢口多家報社發表社論或時評予以支持，形成強大輿論壓力。
在這座古廟裡，毛澤東不僅處理平民通訊社所有的文稿，還撰寫許多磅礴有力的文件。他經過深入細緻調查而寫成的“《湘人力爭礦廠抵押》呈總統府國務院及外財農商三部文”稿件，於1919年12月27日由平民通訊社印發，揭露了張敬堯的罪惡行徑。文章言簡意賅，極具戰鬥力，第二天北京《晨報》全文轉載。
與此同時，毛澤東還積極聯絡在京的湖南學生和知名人士匯入驅張洪流，開展一系列的驅張鬥爭。12月28日，代表團在爛縵胡同湖南會館召開驅張大會，商討驅張的辦法。10位國會議員當場簽名，並推舉熊希齡、範靜生、郭同伯3位議員呈見總統、總理，表達驅張決心。有力的輿論宣傳，讓更多人聚集在驅張旗幟下。
1920年1月28日上午，毛澤東帶領請願團全體成員冒著刺骨嚴寒，踏著積雪，到北洋政府總統府門前請願。請願隊伍手執旗幟，擁向新華門。新華門前軍警林立，荷槍實彈，如臨大敵。雙方相持3個多小時，毛澤東等6位代表才被接見。代表們相繼發言，痛斥張敬堯禍湘罪惡，聲明非見靳雲鵬總理不可。秘書搖了一通電話，四處“尋找”，可就是找不到靳雲鵬。
兩個小時後代表出來，報告情況，大家群情激憤，直奔棉花衚衕靳宅。靳雲鵬果然在家，因無法迴避，便派副官於化龍接待。代表們將張敬堯禍湘罪狀交予於化龍。於化龍進入內室，與靳雲鵬商議片刻後回覆說：“ 明日召開國務會議，將湖南問題提出討論，這是靳總理負責任的話。”飢寒交迫的請願者只好拖著疲憊的身軀，離開棉花衚衕。
2 月5日，代表們如約來到靳宅，卻見軍警如蟻，刀槍晃動，大門緊閉，宅院無人。向國務院請願的門就這樣被堵塞了。代表團兩個月內，7 次請願，沒有結果。見代表們情緒低落，毛澤東就激勵大家決不能放棄，雖然未能撼動張敬堯，但已讓他聲名狼藉，只要再加一把力，一定能將他趕出湖南。
在毛澤東等湖南青年、各界人士的鼎力抗爭和全國壓力之下，軍閥張敬堯於1920年6月11日倉促乘兵艦逃離長沙。
驅張運動過程中，毛澤東的名字頻繁出現在各種驅張通電和新聞裡，其社會活動能力和政治才幹越來越引人注目，為其日後參加革命運動奠定了基礎。
此次來京，毛澤東在湖南會館、陶然亭慈悲庵都留下了足跡，與李大釗、鄧中夏等人建立密切的聯繫，並研讀了《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等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
後來毛澤東回憶說：“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論上，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我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而且從此我也認為自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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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通訊社舊址位於北京市西城區北長街20號福佑寺內。1919年12月18日，毛澤東率領湖南公民代表團抵達北京，暫居福佑寺。毛澤東在此創辦平民通訊社，聯絡在京的湖南學生和知名人士到北洋政府總統府門前請願，開展一系列驅張鬥爭。期間，與李大釗、鄧中夏、羅章龍等人建立密切聯繫，並潛心閱讀大量有關俄國情況和共產主義的書刊，深受馬克思主義和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為向馬克思主義者轉變奠定了思想理論基礎。1984年5月，福佑寺被公佈為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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