灞橋位於西安城東12公里處，是一座頗有影響的古橋。灞橋建於漢代，是座木樑石柱墩橋，它用四段圓形石柱卯榫相接（中間還加石柱）形成一根石柱，由六根石柱組成一座輕型橋墩，墩臺上加木樑並鋪設灰土石板橋面。是石柱墩的首創者。春秋時期，秦穆公稱霸西戎，將滋水改為灞水，並修了橋，故稱“灞橋”。
2004年10月1日被大水沖刷出的灞橋遺址則為隋橋，建成於隋開皇三年（公元583年），因在原灞橋址以南，故稱為“南橋”，並在橋兩邊廣植楊柳。
古代的灞橋，一直居於關中交通要衝，它連接著西安東邊的各主要交通幹線。《雍錄》上指出：“此地最為長安衝要，凡自西東兩方而入出嶢、潼兩關者，路必由之。”
唐朝的王昌齡在其《灞橋賦》中也說：“惟於灞，惟灞於源，當秦地之衝口，束東衢之走轅，拖偃蹇以橫曳，若長虹之未翻”。但是，灞河上建橋的歷史則要追溯至春秋時期。當年秦穆公稱霸西戎，將原滋水改為灞水，並於河上建橋，故稱“灞”，這也是我國最古老的石墩橋。王莽地皇三年（公元22年），灞橋水災，王莽認為不是吉祥之兆，便將橋改為“長存橋”。
到唐朝時，灞橋上設立驛站，凡送別親人好友東去，一般都要送到灞橋後才分手，並折下橋頭柳枝相贈。久而久之，“灞橋折柳贈別”便成了特有的習俗。現已將原石板橋改為了鋼筋混凝土橋。
灞橋，這座久負盛名的古橋，曾引起多少文人的詠歎；那橋邊的垂柳，又讓多少遷客為之斷腸；那橋下日夜東流的灞水，又讓多少離情別緒，變得綿綿無絕期。詩意得經不起任何物化東西的碰撞。哪怕一次小小的撞擊，都會讓心中美麗的倩影灰飛煙滅。
李白嘆道：“年年柳色，灞陵傷別”，岑參寫道：“初程莫早發，且宿灞橋頭”，劉禹錫唱道：“徵徒出灞涘，回首傷如何”，李賀詠道：“灞水樓船渡,營門細柳開”，李商隱吟道：“灞水橋邊倚華表,平時二月有東巡”，等等，不一而足。
學而優則仕是中國文化的傳統。中國的文官絕大多數本身就是文人，但政治鬥爭的兇險往往令這些滿腹經綸的書生墨客力不從心。於是，失意的與得意的，留守的與調遷的，豁免的與發配的，相知的與敵對的……都會來灞橋折柳傷別。灞橋不期然成了朝與野、廟堂與江湖的拐點。“黯然銷魂者，唯別而已矣。”
小小的灞橋，沉積了中國文人太多的離愁別怨、太多的冷暖炎涼、太多的抱負才情。李白說：“送君灞陵亭，灞水流浩浩。上有無花之古樹，下有傷心之春草……”有一個人可能會很久見不到，甚至永遠也見不到了，連春草都傷心起來，這就是灞橋的靈性所在。
最讓人難以置信的是，僅《全唐詩》中直接描寫或提及灞橋（灞水、灞陵）的詩篇就達114首之多。其後經過歷代墨客騷人妙筆的潤飾，日久天長，灞橋竟被人們改稱為“情盡橋”、“斷腸橋”、“銷魂橋”。
據《唐詩紀事》記載：“雍陶有一次送別故舊，行至灞橋，問隨從曰：‘此橋為何稱情盡橋？’隨從道：‘因送別到此為止點，故稱之情盡橋。’雍陶有感惜別之情：‘從來只有情難盡，何事名為情盡橋，自此改名為折柳，任它離恨一條條。’”這就是膾炙人口的《折柳橋》。
灞橋在灞水上。灞水在長安東南約三十里處，漢文帝葬在這裡，遂稱灞陵。千里送君，終須一別，從長安城送到這裡也有三十里路，不算近了，車馬遴遴，沒得兩三個小時吃不消。所以，便在橋上互道珍重，拱手作別。李白是最早寫灞橋送別詩的詩人之一，也許正是因為李白的名句，灞橋才成為送別勝地的。而且，中國古典文學最重要的體裁之一——詞，就是在灞橋孕育誕生的，其始作俑者，又正是那個“飄然思不群”的謫仙人李白。“簫聲咽，秦娥夢斷秦樓月。秦樓月，年年柳色，灞陵傷別……”這首《憶秦娥》寫得婉轉雋永，韻味十足，它因為與律詩、絕句截然不同的自由格式而立馬受到文壇的傳誦和熱捧，通過李煜、晏殊父子的開拓，到了宋朝，東坡、稼軒、易安、美成，詞已別開生面，蔚然大觀。
灞橋是傷心地，生長柳枝和離情。但韋應物的一首《長安遇馮著》寫得又格外不同。打頭是：“客從東方來，衣上灞陵雨。”大家都寫分別，他卻寫相逢！相逢固然可喜，然而，馮著是一位懷才不遇的名士，到處流浪，居無定所。他們好像才分別不久，如今相見，可馬上又要分別。“衣上灞陵雨”，明寫相逢之喜，實敘別離之悲，詩人將自己深摯的友情與悲歡離合的衷腸，抒發得明白曉暢而又一波三折。“昨別今已春，鬢絲生幾縷。”沉痛之筆，陡然收束全篇。韋應物的確是唐朝詩人中很獨特的一位。
至於“銷魂橋”則得名於江淹的《別賦》，其賦開篇曰：“黯然銷魂者，唯別而已矣”，古人折柳贈別，是大有深意的。因為“柳”和“留”為諧音，既表達依依不捨的情感，也寓意人去他鄉，宛如柳木隨遇而安、發展壯大。
現在的灞橋尚有青青楊柳，河水淺淺如一支傷感低吟的古曲。橋上人來人往，“別”無處不在，“離別之情”卻早已蕩然無存。千古離別的橋樑依然長存美好人間，譜寫更加輝煌的時代讚歌！(來源:傳媒新銳盧劍利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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