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不顧危險無視禁令，也要參加教會的集會，韓國人為何那麼偏執？
就在韓國疫情愈演愈烈之時，3月1日上午，首爾上千個教會成員堅持參加教會活動。
他們成群結隊入場，有人甚至不戴口罩。
當有媒體問到為什麼要不顧禁令來參加這個集會，回答曰：這是我的宗教信仰，也是我的自由。
令人如此跌破眼鏡的事情，已經不是第一次發生了。
上個月22日，韓國基督教總聯合會（簡稱“韓基總”）在光華門舉行了一場大型集會，集會的組織者，牧師全光勳竟然在集會上高喊：被感染了，也是愛國啊！
▲ 2月22日，全光勳不顧禁令，在光華門主持集會。來源：我們視頻
首爾市長氣得說：他精神正常嗎？
而令首爾市長樸元淳生氣的，除了韓國基督教總聯合會，還有新天地教。
這個倒黴催的教派，已經成為韓國新冠狀病毒感染最大的傳播主體。截至目前，韓國數千名感染者中，60%都是這個教派的人。
▲ 韓國疫情地圖，大邱（Daegu）最為嚴重，而大邱是新天地教最大的兩個分舵所在地之一。來源：路透社
新天地教教主李萬熙跪在地上向韓國人謝罪，但依舊還口口聲聲說：“這不能怪新天地教，只能怪魔鬼，和世界末日來臨。”
▲ 3月2日，李萬熙下跪謝罪
首爾市政府決定以過失殺人罪起訴李萬熙等人，並取消該教會的社團法人許可，因為“該教派對新冠狀病毒的疫情擴散負有重大責任”。
長期以來，在韓國，新天地教和韓基總是一對相互鬥爭、對罵到你死我活的冤家，因為新天地是韓國最大的新（邪）興（教）教派，而韓基總是最大的傳統教會聯合會。
但在不顧疫情、聚眾集會、加速病毒擴散上，他們倆卻不約而同，一樣的無知和固執。
▲ 李萬熙
在重大疫情面前，偌大一個韓國，去年人均收入水平剛剛邁入了發達國家行列的韓國，卻因為小小的教派栽了大跟頭，成為海外疫情最嚴重的國家。
據數據統計，韓國深陷各種邪教組織的信徒總數大概有200萬。
這已經不是邪教在韓國的首次興妖作怪了。而仔細考察部分韓國人對邪教的追隨與痴迷，也能看到部分韓國人的國民心態。
不會韓文無法永生：
從極度自卑到極度自大
在新天地教會內部，有一個令人啼笑皆非的說法：不會韓文，就無法得到永生。
這個說法會讓許多網友捧腹大笑，但是新天地教的信徒卻深信不疑。
為什麼？
這個問題必須要穿越歷史來回答了。
在古代朝鮮，受到佛教和儒教影響最大，儒教甚於佛教，民間又流行著薩滿教，到了近代，基督教傳入。
但對於許多韓國國民來說，“佛教是印度的，儒教是中國的，基督教是西方的”，始終在跟著別人的思想走，這讓韓國人很自卑。
韓國本土自己的信仰呢？
於是，薩滿教被近代韓國知識分子尊奉為真正的“韓國土特產信仰”。
但問題是，薩滿教是普遍存在於北半球的一種原始宗教，形式和理論過於簡單，跳個大神這種東西，跳二人轉的都會，其組織形式等都已無法適應現代社會的傳播，也沒法令韓國人產生自豪感。
於是，一些以薩滿教為內核、披著基督教外衣的新（邪）興（教）教派在韓國大行其道，尤其是在上世紀70年代以後。
▲ 薩滿教
一位韓裔美國女作家曾採訪韓國釜山長老會大學專門研究韓國邪教的卓志日教授，談到邪教盛行韓國的原因，這位教授這樣解釋：“外國來的宗教，在1500多年中主導了韓國曆史，我們沒有孔子，沒有佛陀，沒有基督，當我們終於有了屬於自己的神靈的時候，當然會很興奮。”
這些邪教，他們有一些普遍追求，比如：
1. 韓國人最自豪（比如上文提到的不懂韓文就無法永生）。他們還經常把《聖經》裡所寫的“東方”，曲解為就是韓國，所以韓國是《聖經》裡提到的故土，總之是往自己臉上貼金，這樣一來，韓國人再也不必發愁沒出過佛陀也沒出過孔子了。
2. 總想征服世界 。以新天地教來說，教主李萬熙有個口頭禪：“等我們教會達到了14萬4千教徒之後，大家就可以升到天國啦。”所以，新天地教派的信徒都被迫去傳教，沒有完成KPI的，還要被罰款，獎勵給傳教KPI最高的，最高的是誰呢？當然是教主。
目前，新天地教會僅在韓國就有20餘萬信眾，但他們並不滿足。不但指派信眾到周邊的中國大陸、香港以及東南亞傳教，最遠甚至跨越大洋，傳到了英國、新西蘭和美國。導致英國和新西蘭的傳統教會都發表內部消息：嚴加防範新天地教徒的滲入。
▲ 新天地教集會
為什麼要防止滲入？
因為這個新天地教最成功的傳教方式就是：挖牆腳！
首先，他們要求信眾以假冒的身份混入其他教會，和那裡的教徒打成一片，混熟了以後呢，就開始詆譭那個教會的牧師，說他們說得不對，大家想不想知道誰才是對的？我給你介紹新天地吧！
▲ “新天地”教會標誌、大樓
這是一種非常低劣的做生意方式：貶低別人的產品，然後推銷自己的。
之所以要以假冒身份，就是萬一那個教會的信徒沒上當，當場揭穿這是在挖牆腳和釣魚時，這個新天地教的“挖牆腳者”必須否認自己是新天地的。
所以最搞笑的是，在韓國，其他新興（邪）宗教（教）的禮堂或是分部門口會貼一張紙，上面寫著：新天地的人免進。
這讓我想到在服裝批發市場攤位門口寫的：同行免進，面斥不雅。
其實這種傳播方式本身，也體現這個邪教的自卑心理，它不敢於光明正大地傳播，必須藉著別人的外衣，很像是一個需要中間宿主的病毒。
末日信仰：
放著發達國家日子不過，去島上受罪
2013年，一位留學美國的韓國女孩李素娟突然接到母親得了癌症病危的消息，媽媽告訴她，必須要搬家到風景優美、水土良好的太平洋島國斐濟，進行康復治療。
▲ 李素娟
雖然留學美國，但是李素娟無法抗拒母親的要求，因為“孝道”是很重要的。
於是，她從美國退學，陪伴媽媽從韓國搬家到了太平洋島國斐濟。
結果到了之後才發現，她們並不是住在療養院裡，而是住在一個社區裡，這個社區裡基本都是韓國人，而這些人之所以會不約而同從韓國搬家過來，不是因為療養，而是因為信仰了韓國的一個邪教教派——恩惠路派。
▲ 恩惠路教會教主申玉珠
這個教派的女創始人叫申玉珠，她編造說韓國會發生大饑荒，必須要逃亡到太平洋島國斐濟，大家才能躲過這場世界末日般的劫難。
恩惠路派在那裡建立了一個可以自給自足的莊園，等於是“末日避難所”。
▲ 恩惠路派在斐濟設立的定居點之一
而且並不是所有信徒都有資格去斐濟的，至於誰能去誰不能去，取決於給教派捐款的多少。
雖然聽起來就是顯而易見的詐騙，可還是有數百名韓國信徒乖乖捐了錢，前往斐濟，李素娟母女就在其中。
在那裡，教徒們的韓國護照被沒收，想逃回國也沒法逃，他們被強迫勞動，甚至還要在教派的儀式上互相毆打，感受末日的痛苦。
▲ 韓國首爾廣播公司（SBS）播放了一部有關恩惠路教派的紀錄片，裡面包括一段申玉珠毆打她的信徒的錄像視頻
後來李素娟藉機逃跑，母親告訴她，就算她跑回韓國也沒用，她的全部家族親戚，已經都賣掉韓國的房子和財產，搬來了斐濟，她就是跑過去，身無分文，也無法在韓國繼續生活。
李素娟還是跑回了韓國，但是那個教派中相當一部分人，在認識到邪教的本質之後，卻還是選擇留在了斐濟，這個結局很耐人尋味。
這似乎印證了電影《寄生蟲》中的故事，他們大概是認定，在韓國沒有錢是無法有尊嚴地活下去的，所以即便深陷邪教社團，留在太平洋島上，也比身無分文回到韓國強。
這些人一定是對韓國社會無比失望吧。
而根據報道，像李萬熙的新天地教派，它的主要信眾群體並不是我們印象中最好騙的老弱病殘。相反地，新天地教派認為老弱病殘都沒什麼錢，騙進教會來也無法榨出什麼錢財，所以把他們視為“不必浪費時間去傳教和洗腦的群體”。
而深陷新天地教會中的許多韓國人，都是年輕人。他們在海外的傳播，也是瞄準了來自韓國、中國等亞洲國家的海外留學生群體。
▲狂熱的新天地教信奉者很多都是墨爾本和悉尼的國際留學生
2019年，曾有一名27歲的韓國女生被騙進了新天地教會，當父母得知後要求她脫離教會，她竟然吞服肥皂和洗髮水自殺。
而教派的人聽說了她父母的反對後，竟然明目張膽地上門威脅，可見邪教在韓國有多麼猖獗。
在深陷教派的5年裡，她聽從教派的洗腦，自動疏遠家庭，隱瞞自己入教的事實，與其他所有的朋友和同學都斷絕了往來。
財閥化運營：
管理一個教派，就像搞一個集團公司
中國網友對韓國財閥並不陌生，這種經濟組織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掌控了韓國國民經濟的命脈。
無論是錯還是對，財閥都是韓國在政治、經濟、文化諸多方面影響力極大的組織。
但鮮為人知的是，韓國的許多邪教教派，它的運作模式也頗為類似於財閥，甚至本身就是一個小型的財閥，沒準邪教的創始人的夢想就是變成一個像三星那樣的大財閥。
以新天地教派為例，他們在韓國有許多教派經營的產業和公司，他們甚至可以為信徒提供工作，這樣就可以名正言順地要求信徒完全與家庭脫離，每天都和教派的人待在一起，增加洗腦效果。
而許多新天地教派的信徒之所以會陷入其中，就是因為在他們人生茫然無措的時候，教派居然好心地給了他一份工作，還有不錯的薪水，他變得感恩戴德。
▲ 新天地教派正在上課“洗腦”
但是不久之後，教派就會要求他們繳納各種錢。最後變成，他們與社會和家庭斷絕，失去了生存能力，只能依附於教會，為教會工作，然後又必須向教派繳納高昂的“捐款”，等於變成了給教派打工、被教派剝削的奴隸一般。
比如曾在韓國名盛一時的統一教，曾經涉足投資飲料、汽車等多個產業，是名副其實的財閥。上個世紀80年代，統一教每年僅花在美國媒體上的廣告宣傳費就高達數百萬美元，可見其財大氣粗。
而2014年6月沉沒的韓國郵輪“世越號”，之所以被各國網友在網絡間不斷討論，就是發現該郵輪的實際擁有人，也是邪教背景——邪教組織“救援派”的領導人俞炳彥，所以才有網友懷疑這次沉船是故意行為，是一次邪教的“獻祭”。
▲ 沉沒的“世越號”
因為這邪教教派在1987年的時候，就與多名教徒“自殺獻祭”的案件有關。
由此可見，每一次韓國的“國難”，背後似乎總有這些邪教的身影。
而這些邪教的陰影，也從來沒有離開過韓國的政壇。
比如新天地教就曾經要求教徒們必須加入國家黨，而這個黨派後來就演變成了前總統朴槿惠的新國家黨。
就在日前，李萬熙跪地謝罪的時候，有媒體拍到他的手腕上戴著一塊有朴槿惠簽名的限量款手錶。
▲ 朴槿惠執政時，青瓦臺製作的紀念手錶。來源：紐西斯通訊社
而在疫情爆發時依舊頑固地在首爾集會的全光勳牧師，又是文在寅的積極反對者和前總統朴槿惠的堅定支持者。
於是乎，這些教派在傳播病毒之外又在另一件事情上走到了一起：朴槿惠。
是不是有點令人不寒而慄？
國民性格：激烈、偏執的韓國人
雖然我們可以在疫情爆發期間的首爾頂風集會看到教派的影響，也可以在大邱的大量感染者中看到邪教對韓國社會的惡劣影響，但是，除了宗教原因之外，在些許細節之間，我們還能看到韓國人的國民性格。
因為畢竟，“感染了病毒也是愛國啊”這種一根筋和偏執狂的話，並不是所有人都能說得出口的。
但這種話在韓國絕非沒有支持者。
▲ 韓國新天地教集會
即便在韓國國內疫情事態嚴峻之時，依然有韓國的主流幾乎無視其國內的情況，而是更為偏執地把攻擊的矛頭指向中國。
例如韓國《朝鮮日報》的評論員文章就大聲批評文在寅，說文總統的“中韓是命運共同體”的說法太荒謬，是自貶為“大山中國面前的小國韓國”心態。
文在寅總統不過是說中韓應共同面對疫情，就被主流媒體說成是“大國面前的小國心態”，可見許多韓國人對“小國”身份的複雜心態，既自卑又敏感。
或許正是由於某些歷史和地緣的原因，韓國的“小國心態”也塑造了其國民性格。
對中日韓三國文化都很瞭解的學者金文學，就曾撰文寫道：
“韓國人是喜怒哀樂表現最為激烈的民族，性子急，有強烈的自我表現欲和自我主張，不善於控制情感。韓國人聚在一起，經常由於各持己見而大吵大鬧。”
這樣的國民性格，造就了矛盾的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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