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最后时光，在几场科举“末班车”上，接连上演着一系列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
齐白石近距离地目睹了这场新旧文化制度的交替过程，他的密友杨度、谭延闿正是科举制度行将就木前的两位末代“榜眼”与“状元”，均因受“康梁”的影响而被慈禧太后拿下，终未能通过科举完成传统晋级之路。
随着延续上千年科举制度寿终正寝，“文人——科举——士大夫”这条人生之路不再畅通，这意味着传统文化意义的“文人”们，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然而，由他们所建构的“文人画”、“士夫画”的主流审美体系、关照、心胸、法度、程式，是否也将从此黯淡下去，直到被历史的尘埃所遮蔽？
插图：齐白石《长守富贵图》1934年作
作为一位敏感的“文人画”艺术家，同时作为旧制度下诸多高级文人们的学生、宾客，中年齐白石至少比大多数民众更近距离地观察了这种新旧制度交替过程。
旧的死而未僵，新的还未没到来。
齐白石拒绝进入官场、远离世俗纷争的原因，应与他近距离目睹的这几件带着血腥背景的末代科举闹剧相关，这意味着他的老师王闿运“以布衣取卿相”帝王梦的首次破产。同时，他也应比一般人更多地思考过“文人画”该向何处发展的问题。
壹 “看山须上最高楼 胜地曾经且莫愁”
1903年农历三月初，齐白石随同夏寿田（号午诒）一家从西安向北京进发，路过华阴县时作了这幅《华山图》。
他在题款中写道：“看山须上最高楼，胜地曾经且莫愁”，似是咏华山，也似对帝都之行抱着一种憧憬。尽管他表露出自己终极理想还是“归卧南衡对图画”，但也透着一分踌躇满志。
齐白石《华山图》1903年
进京——这一行动，对于封建王权统治下的每一位中国文人来说，都带有一种非同寻常的文化情结和个体生命体验，他们或是来赶考、或是来述职、或是被招安、或是被受降、或是被加官进爵，也或是被杀头弃市。
这里，是他们被流放的起点，或也是被赦免的终点。距离这个政治、文化、权利、经济中心的距离，便是他们荣耀与耻辱、豪情与委屈的分水岭与照妖镜。
1903年的初春，齐白石首次踏上了距离天子脚下最近的这片土地。他人生的第六位“贵人”——杨度，此时正在京城准备“经济特科进士”会考。
照片：青年时期的杨度
早在四年前，当齐白石37岁时，于1899年农历十月十八日正式拜入王闿运门下时，便与杨度的弟弟、同为王门弟子的杨钧有亲密接触。
向王闿运引荐齐白石的是湘潭人张登寿，他字正旸，又作仲飏，即上一篇文章中提到过的“张铁匠”，后来与齐白石结为儿女亲家。张那时相当于王闿运书院里的助教，杨度早年便与张登寿为挚友，其第杨钧少年时先曾拜张登寿为师，后才又拜王闿运为师。
在齐白石的拜师礼上，杨钧就在现场。与其兄长杨度不同，杨钧喜欢诗文、绘画，潜心于艺术理论与文学研究，对于政治并不热衷。齐白石在湘潭跟着王闿运学习诗文期间，便与杨钧同住。那时的杨钧刚18岁，王闿运让他随齐白石学画，齐白石返回乡下时特地作了几幅画送给杨钧，作为房费。
而当四年后，齐白石于1903年初春踏上帝都的土地时，这位杨钧已经考上湖南省公费留学生，正在日本求学。此时与杨钧同住的，便是陈师曾——这位多年以后，在另一个新的时代中，齐白石将“偶遇”的人生最重要的伯乐。
齐白石闲章，星塘白屋不出公卿
在湖南求学期间，杨度与齐白石也曾有过数次见面，彼此熟识。但当时齐白石画名并不大，杨度也一心专研学问，彼此的人生阅历不广、社会影响力也小，之间的交往也并没有像齐白石与杨钧那样深。
在齐白石的晚年自述中，杨度的首次出场并与其展开正式交往，是在四年后的1903年（光绪29年）开始。本系列文章也因齐老的口述顺序，将杨度安排在这一时间段来介绍。
另外，相比齐白石所遇的前五位贵人：胡沁园、王闿运、夏寿田、郭葆生、樊樊山而言，杨度的思想更加复杂、激进，若是说前几位代表了晚清保守文坛势力的中坚，杨度则是新文学、新思想运动中的活跃分子，并且积极参与了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提倡的资产阶级文学改良运动。
也因此，本文按照清末民初文人们思想运动发展进程，将杨度列为齐白石的第六位贵人。
1903年农历三月，齐白石跟随夏寿田进京后，住在宣武门外北半截胡同，夏寿田升为翰林院侍读，为从五品的京官。和在西安一样，齐白石每日主要教夏的小妾姚无双画画，闲暇之余也逛逛琉璃厂。
据齐白石口述，当年农历三月三十日，夏寿田与杨度等人在陶然亭饯春，齐白石应邀作《陶然亭饯春图》。
从这场雅集开始，齐白石与杨度开始了深度交往，这一年齐白石41岁，杨度28岁。
贰 帝王术的终极目标：“以布衣取卿相”
在陶然亭那次雅集中亮相的杨度，肩负其老师王闿运“以布衣取卿相”的神圣使命，正准备凭自己的学识搭乘最后一班晚清科举的“末班车”。
而就在不久前，他才刚结束了首次日本游学。
1902年年初，他瞒着老师王闿运，怀揣袁世凯资助的一千两银票，从汉口至上海，搭乘一条渔船东赴日本，进入在东京弘文书院师范速成班。在这半年留日期间，杨度结识了黄兴、杨笃生、刘揆一等人，与他们一起创办《游学译编》杂志，希望这份在海外创办的杂志能够在国内发行，唤醒国人的现代意识。期间，杨度也在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上发表了观点激进的文章，引起了包括张之洞等一些国内高层人士的关注。
齐白石闲章：痴肠侠骨
为期半年的东京弘文书院速成班结业后，杨度本想再进高级师范班继续学习，但黄兴与杨笃生等人希望他回国为《游学译编》筹款，杨度欣然领命，于1902年10月中旬回国，希望游说湖南籍的官员为杂志筹款。
回国之后，杨度一边为办刊款项四处奔走，同时也争取了老师王闿运的原谅。王闿运希望这位他最为看重的弟子，能够参加清廷1903年的会试，践行他“以布衣取卿相”的“帝王之术”。
尽管热衷于新学、思想显得激进，但对于进士这一头衔，杨度依然心心念念。28岁的杨度，在治学和人生态度上，开始逐渐向我们展示了他的多面性。
十年前的少年杨度，就曾在光绪十九年（1893年），中了顺天府乡试举人。但此后在光绪二十年、二十一年的甲午科、乙未科会试均落第。而正是在乙未科等待发榜期间，他积极参与了“公车上书”，与维新派的代表人物梁启超、康有为、袁世凯等人认识，并积极附和。
甚至，当这一事件结束返回湖南后，他有计划南下广州，求新学于康有为，但经过王闿运的劝说，便又转投王的门下。
而在王闿运门下学习“帝王之术”时，杨度尚不知道地球是圆的。
杨度逐渐知道地球是圆的，开始于1897年夏天。
插图：齐白石《水墨山水》
这一年6月20日，跟随王闿运学习传统儒家经典的杨度，第一次见到了一份名为《时务报》的印刷品。从这份报纸中，他第一次了解到“地球”这个词汇。同时，也了解到了汽车、轮船、蒸汽机、电线、铁路等等现代工业社会的新发明，他开始用“法律的演变”、“清国的税收、外债”、“农业产值”等等全新的观点来看待这个世界。
《时务报》于1896年在上海创办，杨度与其主创人员并不陌生——创办人黄遵宪、汪康年、梁启超、夏曾佑，梁启超担任主笔。
此后，维新变法的实权派人物、陈师曾的父亲陈宝箴任湖南巡抚期间大兴新学，于1897年10月在长沙设立“时务学堂”，杨度开始深受新学影响，与谭嗣同、熊希龄、唐才常、梁启超、蔡锷、刘揆一等交往甚深。这也是当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杨度瞒着王闿运自费留学日本的原因。
叁 空前绝后的“经济特科进士”会考
然而，当杨度于1902年10月中旬回国后，又开始热衷于博取功名，希望通过进入旧的体制内，最终实现他本人杂糅了新学与旧学的“帝王之术”。
于是他欣然接受王闿运的建议，准备参加次年的会考。
但是当杨度于1902年10月中旬回国后，湖南学政已经将次年春参加会试的举人名单上报礼部。杨度只能参加会试之后的新开“经济特科进士考试”。
有关这次空前绝后的“经济特科”怎么回事，我们先来了解晚清时期对于科举制度的一些缓慢、被动的变革过程：
自鸦片战争战败后以来，识时务的清廷官员便陆续上书呼吁教育改革，通过变通科举应试科目，广求科技、外交等实用人才。
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连续请奏废除八股，1898年6月23日, 光绪帝颁布诏书, “著自下科为始, 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 向用《四书》文者, 一律改试策论”。之后，湖广总督张之洞、湖南巡抚陈宝箴联合上奏，提出在分场考试中的具体内容：第一场考中学经济、第二场考西学经济、第三场考四书五经。但上述变革措施还未实施，便因戊戌变法的失败被迫终止。
此后，1901年清廷颁布改革科举上谕，八股文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同年，慈禧太后发布懿旨，宣布恢复经济特课考试，所谓“特科”，是为了区别传统应试内容，将各项西学统称为“经济”，由各地官员举荐人才，按特定期限送至总理衙门参与会试。
杨度在北京参加的那次“经济特科进士”会考，便是这场中国科举制度在寿终正寝之前，一次折中的改革方案。这次“经济特科”会考为有史以来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在进京备考之前，杨度受老师王闿运之命，赴武昌拜见湖广总督张之洞。张之洞对杨度的关注，是因为读到他在留日期间在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上所发表的言论，对他颇有欣赏。
1903年那场“经济特科进士”会考时间为闰五月中旬，而主考大人正是这位张之洞。
插图：齐白石《荷花图》1907年作
据齐白石的晚年自述，他于当年农历三月随同夏寿田进京，五月（具体时间不详）从京返回湖南。而杨度除了参加三月三十日的陶然亭雅集外，在备考期间与夏寿田交往频繁。
甚至，在第一场考完之后，杨度便搬出长郡会馆，住进夏寿田家中。
由此可知，齐白石对于这场史无前例进士会考、以及这场剧目中这位万人瞩目的焦点人物——杨度，有过近距离的观察和交流的。而杨度本人的科举之路是否顺畅？留下下篇文章再向大家介绍。（未完待续）
【注】《华山图》款题：看山须上最高楼 胜地曾经且莫愁 背后火残存五岳 树名人识过青牛 日晴合掌输山色云近黄河学水流 归卧南衡对图画 刊文还笑梦中游 沁公夫子大人教 门下齐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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